珍妮特·耶伦：百年美联储首位女掌门

周有恒

    耶伦于1946年8月1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大家庭。尽管她家居住的山脊大街位于一个工人阶级聚居的小区，但其家庭经济状况却高于普通蓝领——她的父亲是一名家庭医生．母亲曾是教师，后来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耶伦拥有了接受良好教育、进入上层社会的条件。

    由于耶伦的父母重视孩子的学业，加上刻苦努力，耶伦自幼成绩优异。在位于布鲁克林贝伊里奇的汉密尔顿堡公立高中就读期间，这个长着一张可爱小圆脸的女生几乎样样在全年级拔尖，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在毕业典礼上，耶伦被推荐为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代表。

    或许是受精于管理家庭财务的母亲的熏陶，耶伦中学阶段就开始对股票、投赍等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上大学时她选择了经济专业。在听过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演说后，耶伦被其学术成就和公众服务精神所折服，决定在经济学领域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在走学期间便渴望有朝一日能到美联储工作。

    1967年，耶伦以优等生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赴耶鲁托学，师从托宾，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后，媒体在报道其求学经历时讲述了一个细节：耶伦当年对托宾非常崇敬，听课时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在上托宾的课时记的笔记非常详尽，被一起学习的同学奉为圭桌而传阅。这种认真仔细的作风被耶伦带入日后的从业经历——每次美联储会议，她总是带着细心推敲过的书面评论，小心翼翼地用 略带鼻音的布鲁克林口音宣读这些意见。

    耶倍于1971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在此期间，她 发表了 涉及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位思想敏锐、备受尊重的学者。在哈斯商学院任教时，耶伦因教学认真、治学严谨，两次荣获该学院的“杰出教学奖”。

    身为经济学家及经济学教授，邢伦在学术传承上继承了托宾的衣钵。像她的恩师一样，耶伦的学术研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侧重于失业问题的起固和成本。她也十分认同托宾关于政府．尤其是央行可以帮助缓解失业的观点，一贯主张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应对高失业和低增长问题。

    2001年，他的丈夫阿克洛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写道，他和妻子不只是性格方面相辅相成，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看法也总是非常一致，唯一的分歧在于，耶伦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比自己更高一点。

    尽管学术成果丰硕，职位不断升迁，耶伦却并未丢弃自己的女人本色，她非常善于保持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虽然工作繁忙，但耶伦仍然坚持自己照顾儿子。她性格温柔，热爱生活，喜爱美食，厨艺也不错，与丈夫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朋友们认为，“她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而且她在生活上很幸福”。

    耶伦在美联储内“冒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时任美联储主席史伦·格林斯潘声望和权势如日中天时期，但“小字辈”的耶伦竟然敢于多次与格林斯潘公开争辩，要求设定美联储容忍的通胀上限，认为偏低的通胀目标总好过对通胀的零容忍。这种勇气和见识令格氏对其刮目相看。

    在随后的日子里，耶伦又几次在关键时期显示出她的远见卓识。2004年和2005年间，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明确表达了对住房市场的担忧，但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蒙都不认同她对形势的判断。耶伦属于最早发现美国楼市泡沫问题的美联储官员。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耶伦也是对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看得 最清楚的人士之一。当时的许多美联储官员觉得，次级抵押贷款只占垒部抵押贷款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足以造成重大的经济破坏。但是耶伦指出，金融市场中与次贷相关的衍生品工具的复杂体系，可能导致银行对某些借款人的脆弱性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大举撤回信贷，酿成一场大破坏。

    为了帮助耶伦扫清通往美联储主席宝座道路上的障碍，参议院的一些民主党议员随后还向奥巴马施加了更大压力——他们扬言，如果总统执意提名萨默斯，自己将投 反对票。群雄逐鹿的最终结局初现端倪——为免于党内出现重大分歧，令奥巴马总统陷入难堪境地，萨默斯于2013年9月15日宣布退出角连。于是，耶伦便成 为公认的领跑者。

    2014年1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奥巴马总统对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她于2014阜2月1日正式接替本·伯南克，成为美联储一百年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

我为何写作

余华

    ①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②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的，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③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⑤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将我调进了文化馆。’

    ⑥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在文化馆里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自由自在和幸福。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⑦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⑧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说明文学或者说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时候，他的心灵也会经常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的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⑨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有删改）

相关链接：

余华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余华以他的批判题材出名，写作很有洞察力和吸引力。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袁隆平，半世纪的盛名与争议

    袁隆平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民间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他艰苦卓绝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衰的盛名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日日下田，而已。”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

    1992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甚至遭遇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袁隆平了，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隆平高科旗下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经销商到肥料公司，都有赖于“袁隆平”三个字熠熠生辉，全中国数以亿斤计算的杂交稻种都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无法被播种。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相关链接：“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匠人”县官

洪克非  周洁

    坐落于湖南南部的安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县城的总体规划更是沿用十多年前的方案。地方主政者发现，无论是住房还是工业发展，这里都几乎无地可用。县城里，多数是市民买地自建的高密度房屋，几条主马路和背街的小巷没有交集；甚至连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广场和公园都罕见。城区的三条主干渠，一到发大水就能淹了房子。

    在湖南城市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的80后张强，来安仁县挂职规划局副局长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基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在安仁也没有朋友。可这反而成了张强的优势——不需要忙于应酬的他，查遍了安仁现存的所有规划档案，到了晚上，他还自带纸笔出行，将当地所有的背街小巷一一走过。半年多时间，县城里哪栋房子旁边有大树，哪套房子属于古建筑，张强都能如数家珍，新县城的蓝图也在心中暗暗铺就。闲暇之余，张强是房门一关认真看书。

    在县主要领导支持下，张强按照建设“全国独具魅力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的城市发展定位，围绕“一江两岸四区”的战略布局，突出没有工业污染的安仁特色，建立了完整的规划编制体系，并依照“20万人、2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规模”着手修改县城总体规划，向湖南省住建厅、国土厅、发改委申请做城市总体规划修改。这一工作成了当时全县的头等大事。2013年年底，安仁县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走完审核程序。

    2012年8月，张强挂职即将到期，后被提拔为安仁县副县长，分管规划、旅游、国土等工作，挂期两年。工作中的张强坚持专业性第一的原则，力求每一个规划方案科学合理，每一张规划图纸尽善尽美。他的执着与倔强，不少开发商、同事甚至连局长谭文贵都“领教”过。作为手握规划重权的副县长，规划方案、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牵动着众多开发商的心，游说、利诱、施压者不乏其人。然而人们看到，张强为了规划容积率和占用水域面积的事情和开发商争吵，并始终不改初衷。“规划者其实就是一个画匠，心中只能容下专业之美，而不是私利。”他认为一个城市规划人就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偏离了城市规划学的价值取向。

    2014年8月，张强又一次应县委县政府的强烈挽留延长挂期两年，继续留任副县长。此时，他分管的工作除了国土、城乡统筹、重点项目建设、侨务旅游外，还增加了民族宗教、体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工作。

    安仁县传统旅游业发展滞后，但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神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大背景下，县委县政府期望能利用当地绿色环保的优势。

    按照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要求，张强制定了旅游发展整体规划：立足安仁县优势，有机融合生态、文化元素，以国家5A景区为标准，建设和整合“稻田公园”“神农殿广场”“熊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神农十大景区”，开辟一条集祭祖寻根、农业观光、生态休闲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带。

张强担任“稻田公园”“神农殿广场”“神农泉景区”等项目的副指挥长，对规划设计、现场施工都细致检验。建设期间，他几乎日日泡在工地里，弄得全身是泥，满脸是灰，俨然一个“泥瓦匠”。不到一年时间，全国第一家以“稻田”为主题的农业湿地公园开园，园内已建成5万亩、核心区1.6万余亩的连片稻田。“稻田公园”不仅被列为全国三大最佳观赏油菜花胜地之一、“全省两型示范基地”，更被誉为“中部县域农业转型的安仁实践”，为百余家海内外媒体所关注。

    短短几年，安仁县的城乡建设和旅游业在郴州市、湖南省乃至全国异军突起，“国家4A级景区”“旅游业最美中国榜”“全国生态魅力县”“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等国家级荣誉纷至沓来。如今的安仁县绿水环绕，楼房高低掩映；旅游区繁花似锦，硕果飘香，山水掩映。这般世外桃源，在4年前还只出现在张强的规划图纸上，如今已变成了现实。

（节选自2016年4月《中国青年报》，有删减）

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李满星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并未得到当时热血的留学生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胡适悲愤不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入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就曾到过庐山浏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7月14日，蒋介石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民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以及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的决定。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就在这一天，胡适忍辱避战的是彻底动摇了。

    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至9月初，上海战事持续一个月，胡适看到军民抗日士气之高涨，思想开始发生很大转变，认为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从此，胡适抛弃了避战求和的梦想，认为“和比战难百倍”，思想开始走向苦撑待变。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日本一战到底，并决定委派胡适出使美国，争取援助。

    1937年9月26日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午餐后，他立即到大中华戏院发表《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侨胞。30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在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能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胡适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和罗斯福是同学，加上当时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视其为上宾，关切地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到1937年11月底，胡适创下五十一天行程一万零六百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六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以及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至第二年7年，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驻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观。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一任驻美大使。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开始进攻广州、武汉。胡适可谓率命于危难之间。1938年10月5日，胡适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这次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10月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他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罗斯福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

（节选自《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有删改）

相关链接：胡适的同事温源宁教授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狂热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就开始成型。好运时，他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选自《胡适资料简介》）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