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超级演讲家霍金

    霍金的演讲之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对理论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他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声望一步步提高的同时，他开始思考，科学应该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若是一些科学成果只在业内存在震撼，却无法在大众中普及，那这些研究成果还有什么伟大可言呢？于是，除了写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超级演讲家”的历程。

    1987年10月，英国的伯明翰召开运动神经细胞协会会议，霍金受邀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病历》。霍金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从那些“笨手笨脚”的先兆，一直讲到21岁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讲到了“最多还能活两年”的预言。他表示，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威胁，那种感觉很不好受，但是他依然在进行科学研究，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并不比别人差什么”。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4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黑洞和婴儿宇宙》的演讲。霍金指出，大多数人会认为进入黑洞之后，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区域，于是就出现了时空旅行的巨大可能。他提醒人们，不要渴望进入黑洞，如果人类跳入黑洞，瞬间就会被撕得粉碎，连构成他身体的粒子也不能避免。随后，这位“被撕得粉碎的人”就会通过婴儿宇宙，经过另一个黑洞被发射出来，重现于另一个区域。这次演讲吸引了众多对宇宙存在好奇的听众，霍金总能把一些枯燥的理论通过绮丽的想象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

    霍金试图通过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1989年l0月，他还来到西班牙的奥维多，此次的演讲题目是《公众的科学观》。霍金认为，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大都漠不关心，对于科研成果为公众生活带来的改变，公众也是冷眼相待。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让科学在大众中普及，让大众能够对温室效应、酸雨、遗传工程甚至核武器的发展等问题得出较为科学的看法。中学的科学教育制度需要改善，要拓宽科学传播的途径，如电视节目，在娱乐的同时注重教育意义，让观众明白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霍金还把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对他来说非常遥远的国度——中国。2006年6月17日，霍金以病残之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北京。这是继1985年、2002年两次访华后，他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6月18日，他面对中国的6300多名听众演讲他的《宇宙的起源》，他围绕“我们为何在此，又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展开，宇宙是否会继续膨胀？会不会在某一个时点最终坍塌？这些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东西，在足球世界杯尽情演绎的夏日里，霍金掀起了又一轮科学的热潮。

    霍金的演讲充满了科学的正能量，他的演讲实录被印刷成各类读物销往世界，演讲的视频被制作成各类纪录片畅播全球。霍金就这样在宇宙的星际当中影响着我们，像一颗耀眼的星辰熠熠生辉。

（摘编自荣楚欧《霍金传》）

相关链接：①在演讲时，靠电脑合成发音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通常要准备l0天，但这并没有削弱霍金同大众交流的愿望。在他看来，向大众揭示宇宙的神奇和宇宙学研究所反映出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是学者的本分。（蔡肖兵《生命还在希望就在》）②在中国，霍金走近公众所引起的轰动有目共睹。2002年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次演讲的会场座无虚席，这说明一个事实：霍金正在用他非凡的个人魅力，吸引大众走近科学。丘成桐先生如此评价：“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大科学家应当带头做科普。”

（2006年6月22日《光明日报》《霍金：一个巨大的科学磁场》）

“敢为人先”章开沅

彭剑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章开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老革命家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相关链接】①章开沅，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曾先后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终于在2014年4月完成夙愿，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头衔第一人。②有人问我：“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我认为，今日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项目”的背后是“基金”，跟着项目跑的本质，其实就是围着金钱转。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章开沅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8日 10版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