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妙手仁心

    “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黄凯钧《友渔斋医话》

    2008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成立5O周年，亦是罗征祥教授从事心血管病研究56周年。

    祥和的面容，儒雅的风度，神情中透着成熟与稳重，眉宇间充满平和与慈祥——这就是罗教授给大家的印象。罗教授1952年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在医学领域里最难最复杂的专业——心脏外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禁区：除了专业技术的难度外，还有众多的不解和怀疑。罗教授经过与广大患者的接触后，深信心血管疾病并不是少见病、富人病，他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从摸清心脏基本结构开始，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在心脏外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心脏手术要求极高，罗教授从最基本的止血练起。大血管不慎破了，满视野都是涌出的鲜血，触目惊心，罗教授眼睛看着无影灯，一按、一压、一捏，大弯针缝合创面，气定神闲的几下子：好了!瓣膜要一针针依次缝合，重复的动作简单却枯燥，1小时，2小时……有些医生已经站酸了腿，看花了眼；罗征祥依然目不转睛，一双手不紧不慢，对生命精雕细琢。经过多年的探索，禁区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不服输的突破者缓缓打开。

    1974年，为发展中国心血管事业，周总理推荐阿根廷专家到广州、北京、上海选定交流医院及团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罗教授现场演示心脏手术准确无误，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叹为观止。考察结束后，阿根廷决定邀请以罗教授为团长的7名心血管病专家赴阿学习考察。在国内，手术间是他人生拼搏的战场，他努力地做好每一台手术；在国外，他的字典里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地学习心血管领域的新知识，常常带着面包等简单方便的食品，泡在手术间和病房。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罗教授的座右铭，经年累月的探索与辛劳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1977年，罗教授主持研制了国内首创的广东I、Ⅱ型生物心脏瓣膜和左心室辅助循环器“罗叶泵”，罗叶泵被认为是中国医学的一项重要突破。罗教授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没有一点大牌专家的架子。他的手术做得“漂亮"是远近闻名的，因此，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同行专程前来观摩。每当这时，罗教授总是将自己的技术倾囊相授，有时还一边手术一边讲解操作要领，使观摩的同行受益匪浅。这种毫无保留的大医风范赢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誉。

    在这些年中，盘桓在罗教授脑海中的一直是一个未能达成的愿望：建立一个集预防、临床诊治、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心血管病研究中心。1984年，罗教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霍英东先生，在霍英东先生的帮助下，罗教授从零做起，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研究中心规划、建筑专家聘请、施工现场勘察……每一项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罗教授亲力亲为，同专家们一起克服一个个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霍英东心脏中心（原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终于建成了。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我国首批仅有的3个心血管病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之一，并连续多次任命至今。

    罗教授在治病医人的同时，不忘进行医学科普宣传，教育广大群众；也不忘培养更多的学生，让医学事业这朵火花不断放大。罗教授对年轻医生的要求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先学好做人，再好好做事；要树立目标，不怕困难，干好自己的临床工作和相应的科研工作。罗教授把培养年轻医生比作链式反应。也正是有了罗教授这些老一辈省医人对年轻医生的辛勤培养，省医的精神才得以在新省医人的身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如今，心研所已经建立了一支立体的人才队伍，科研与临床互相支持，前沿和基础相互渗透，有力地推动着心研所的可持续发展。

    罗教授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是成功的，他所创立的心血管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心血管病研究与治疗中心。作为学科带头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断探索，从不停止。现在已经81岁高龄的罗老，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继续为繁荣我国的心脏外科事业奉献着心血!

（摘编自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雷黎明）

“飞虎将军” 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 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 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 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 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 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 他的朋友， 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 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 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 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 当即决定留在中国， 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 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 他要为中国， 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 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 训练飞行员， 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 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 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 1940年10月， 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 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 志愿队组建成功， 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 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 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 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 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 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 陈纳德深受感动， 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 “飞虎队” 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 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 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 “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 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 将会在次日， 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 务必严加戒备。” 果然不出所料， 23日开始， 日军连续空袭仰光， 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 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 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 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 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 同年12月， 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 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 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 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  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他所说的， “我虽然是美国人， 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大家共患难， 同生死， 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

    陈纳德去世后， 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 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 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

①抗战初期， 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 态度， 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 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 但陈纳德拒不执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 “日本人离开中国时， 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百度百科)

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 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 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 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

③1990年， 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 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 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 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屈辱的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喜欢读唐诗宋词、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倾慕岳飞的精忠报国。

    1941年，在耀华中学读高三的于敏遇到了两位恩师，深受启发。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文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背景、文学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讲得透彻明了。数学老师赵博研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后来，钱三强告诉于敏，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于敏虽然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但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毅然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该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次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完全一样！”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成功后，氢弹需根据实战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和武器并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向邓稼先建议上书中央，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文革”期间，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在这个世上大多“沉默无闻”，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与往年科技奖励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陈海波叶乐峰《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速写》）②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他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百度百科）③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晚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感动中国颁奖词）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张謇社会改良实践的失败：安一域而无以安天下

    1920年前后，张謇实业建设进入鼎盛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会主任，中国银行董事等等职务。为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张謇还先后与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芮恩斯磋商，重新规划、建立中美合办银行及太平洋航运业。

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工业初创伊始，即险象环生，纷纷失败的困难时期，唯有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取得真正的成功，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系统。它犹如昏暗中出现的一点星火，在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社会经济变革初期，为摸索前进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一线希望。它向国人证明：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实业家是否具有明确的经营目标、经营思想和经营策略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张謇兴办实业，创建大生纱厂，是为了“通州民生”“民富国强”“图存救亡”。此崇高的目标，给了他历尽千辛万苦、艰难创业的决心和毅力，大生投产以后，他又以高瞻远瞩的企业家精神和风度开拓前进，为大生制定了经营企业的总方针和灵活的经管策略，从而在面对日商和沪商在南通竞购原料棉和推销棉纱的激烈竞争中，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市场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至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1921年，正当张謇踌躇满志地筹备举办来年南通自治会第25年报告会，顺带纪念自己七十大寿的隆重时刻，通海地区突然遭到特大台风暴雨，以后又是连续4天“疾风盛雨”，接着又遇秋潮大汛汹涌而来，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使得张謇苦心经营的盐垦、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业毁于一旦。张謇面对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并不气馁，他决定将报告会时间推迟到1927年作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庆典。

    张謇希望今后5年期间，能够恢复破坏的盐垦、水利工程，使大生资本集团更加繁荣兴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是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华的经济掠夺，通海关布庄销路大大萎缩，使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布庄生产这个棉纱市场。

    1922年，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大生企业系统的两大盈利企业一厂和二厂都出现严重亏损，一直被张謇视为财源利薮的盐垦事业，由于资金需求重大，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决，如遇风潮大灾，多数赔累不堪，只好将这种“盐垦拖欠”转嫁到大生纱厂账册上，永无归还之日。由于大生纱厂历来实行“得到全分”的方针，严重削弱了企业本身的资金积累，特别是大盈之年自治锐进，又使大生企业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事大本小”的尖锐矛盾。因此面对巨额亏损的困境，大生资本集团只有到处求援借债，以求苟延残喘。张謇在穷途末路时，只好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他先后与日本、美国商谈贷款事宜，均未成功。

    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大生资本集团，不但销路受阻，更因这些军阀多次来通，频加勒索，已处困境中受到投石下井的致命打击。

    尽管国内形势如此险恶，张謇对欧战以后东西方列强的对华扩张计划仍未失去警惕，对日本的侵华图谋格外关注。1919年，他通电反对皖系政府的亲日卖国外交，痛骂他们“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1924年，尽管他正在加紧谋求日、美两国给予巨额贷款，但仍然公开谴责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他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协定等等。但是他的呼吁与劝说，在列强分赃、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上，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摘编自刘培林、张德义《张謇传》）

范立欣：在纪录片里寻找“归途”

    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夫妇，20年前开始在广东打工，希望用微薄的收入抚育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可失去双亲陪伴、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打工妹，让父母的梦想破灭。

    “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范立欣，一位30岁出头的中国导演，撸了撸袖子，猛吸一口气，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从表面上看，影片《归途列车》讲的是张昌华夫妇回家的路途，他们和所有农民工一样，在售票窗口前失望，在绿皮车厢里挣扎，在村口小路上放下又一年沉重的包裹。但范立欣没有把镜头停止在旅途的终点，而是对准了空巢的老人，对准了1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张琴。

    范立欣赞同一位网友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现代化”会破坏一个国家最基础的构成——家庭。

    “从更深的层次看，影片要问的就是‘归途’在哪里？”他说，选择春运这个题材，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观察点。影片与其说是在讲春运，不如说“展现了一个困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家庭命运的故事”。

    成为“范导”之前，范立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时常下乡的他，往往前一刻还在家徒四壁的乡村工作，后一刻就在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聚会。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这个“爱激动、爱打抱不平的人”更多地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矛盾。

    他曾经纠结和疑惑：也许，对这个国家而言，春运所折射的种种社会阵痛，都是难以逾越的阶段。而他又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追问：那些苦苦追求最后一班列车的农民工，会不会被高速前进的社会列车抛到身后？

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蓬勃发展的中国背后那些小人物的辛酸，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范立欣放下杯子，向本刊记者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中国2.4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

    2009年，在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北京一所中学的访问团被安排观看《归途列车》。放映完毕后，一名男生激动地跑上台，从范立欣手里抢过话筒。他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自己看完后很伤心，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让我好好学习了，因为他们想让我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孩子的责任感让范立欣感到安慰。他觉得，在这个无法跨越的发展阶段里，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一些城市人的优越感，拿出更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农民工更加友好一点，哪怕是地铁上让个座，对餐馆的小妹道声谢。

    一位美国中部的观众看完电影后，感谢范立欣让他理解了在外贸服装厂工作的张昌华，说看到他为改变儿女命运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这是中国人的坚韧、努力以及对家庭的爱。而在以前，这个美国男人会抱怨，这些努力工作并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

    范立欣感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纪录片是一个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并理解中国的媒介。

    在范立欣眼里，纪录片从融资、制作到发行，跟其他电影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链里，不是“谁给钱谁就是爷”，他和所有投资方都用合同的形式规定，制片人与投资者，无权干涉导演对影片的剪辑权。

    眼下，范立欣正致力于对国内纪录片导演进行培训，让他们更明白国际运行规则，学习撰写提案等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技巧。他同时开始寻找中国纪录片“本土生存”的路径。

    《归途列车》在7个城市“一城一映”之前，范立欣找过国有发行公司，可最少一百万元的拷贝制作和宣传费让他却步。后来，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7个城市，范立欣选定了每个城市的一家影院，用一个影厅长线定期放映《归途列车》，票房收入双方分账。范立欣觉得，既然中国的城市还无法支撑起一家艺术电影院，那么在商业电影院里逐渐打造一个艺术电影厅，应该是可行的、有市场的，这有利于中国纪录片业的发展。

    随着一年的春运进入尾声，《归途列车》在全国的展映之幕渐落，但“归途”的故事不会结束，它事关春运、社会，也事关纪录片在中国。

相关链接：①2013年范立欣在《纽约时报·电影版》公布的“全球20位40岁一下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评选中金榜题名，成为该项评选中唯一华人导演。②范立欣认为，任何一个故事、一群人都应当放在一个历史时间段去看，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有更大意义的，在任何一个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