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否有逻辑

陈乐民

    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走经世致用的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最终离不开当时的为世所用。中国人写史，离不了记言记事，到今天还是这样，脱不出以史为鉴。稍微有些哲学意味的史论几乎没有。

    ②历史哲学是欧洲的特产，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哲学比较发达。先也是从叙事开始，到近代便有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进历史。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这是几大家。他们的历史观，无论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历史。

    ③然而，大历史是理性的，人们经验的历史却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是“宿命的”，似乎历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却相反，它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例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旧便难免发生革命，则革命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说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没有疯子了。

    ④历史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道德学家从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学者从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从中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兵燹征战；博学深思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和沉沦；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经验论者说历史充斥了非理性，是无序的；乐观派说历史总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好处发展的；悲观派说否！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前进的；20世纪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施宾格勒在世纪初就曾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⑤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时代经验——人们还是相信经验胜过理智——他们向19世纪的理性批判史学发难：你们太过相信人类的理智，你们的头脑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浑浊的秽物都滤掉了，历史绝没有那么透体通明。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无比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人世间的理念，或者叫作目标；也可以适用于某人某时某事，如说某人在某时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说某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更何况，理智会异化，异化到它的反面，变成非理智、反理智；当把理智神圣化的时候，“理智”尤其会转为非理智，直到变为疯癫。

    ⑥或许仍是东坡居士有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20世纪的真面目，是因为身在其中；等到下个世纪或再下个世纪可能就比较客观了。然而也不尽然；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关系缠身的动物，所以纯客观是没有的。于是在看历史问题时不免戴上今天利害关系的眼镜，历史终于还是客观不了。

    ⑦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

（选自《敬畏思想家》，三联书店出版社）

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

    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陈祖武《人民日报》有改动）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选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有删改）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料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