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斑马

肖复兴

    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黑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台阶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显得很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的人，一眼就能望见。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洋画片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泥玩具，多是些小动物，是王大爷自己捏的，涂上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欢迎。我常常一放学就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

    王大爷那时五十多岁，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王大爷的东西很便宜，人们生活不富裕，因此他赚的钱也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将近三十，还没结婚，在铁路上开火车，和王大爷两口挤在一间房里。让他头疼的是儿子以后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

    那一年寒假，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前玩。有一天，他在做玩具，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只小马吧。”他点点头。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捏出了．只小马的样子。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说：“一色儿黑，不好看，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说。

    第二天，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匹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小斑马，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很难过，百爪挠心，好像小斑马是我的，会被别人抢去。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

    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天，小街上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七十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过甘肃，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

你认识汉斯吗

刘怀远

    如果你第一次跟张奶奶拉家常，见面说不了三句话，张奶奶就会问你：你认识汉斯吗？医生，德国人。

    张奶奶闺名芝秀，慈惠墩人，十多岁父母双亡，孤零零的她被汉口的姑妈领了去。姑妈家住在裕华纱厂旁，迫于生计，芝秀小小的年纪也进了纱厂做女工。织工从早到晚，两只眼睛总是瞪圆了盯住织机，稍微发现一点毛病，眼到手到，飞快地摆弄梭子，不让织机上出一点瑕疵。时间不长，芝秀的眼睛红肿起来，肿痛，视物模糊，其中一只眼睛里还流出白色的汁液来。姑妈先是请来游走的郎中，郎中卖给几包草药。不想敷用后，眼睛钻心地疼，还看不见东西了。姑妈又慌忙领着去看保善堂的先生。先生看了，也是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丫头，还是趁早做手术吧。芝秀问，做手术能好？

    好是好不了，是提早割除了坏眼，不影响以后装个假眼，闺女家家的，怎么说也是爱美。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诊费先付，至于落个什么后果，与本堂概不相干。

    芝秀呜呜地哭，姑妈劝她，别哭了，再哭对眼睛更不好了。芝秀说，反正是要瞎了的，还能再坏到哪里。姑妈叹口气，这么年轻的孩子，怎么能没有眼睛呢。没有了眼睛，这一辈子可怎么过，我可怎么跟你死去的爸妈交代啊。

    芝秀说，没了眼睛，我也不活了。

    姑妈说，要不死马当活马医，我去请个洋大夫来看看。

    就请来了汉斯。德国人，在汉口开诊所。汉斯来了，仔细地查看了病情，也是摇摇头，说我也没有办法。芝秀又伤心起来。汉斯见她抽泣，又用手指在芝秀眼前晃了晃，芝秀眨了两下眼睛。汉斯又点点头，也许还是可以好的。

    姑妈说，能治就好。快用药吧。

    汉斯说，我给清洗干净了，还需要打一针盘尼西林。你们，打得起吗？

    芝秀不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姑妈可是听说过的。那个时候的盘尼西林堪比黄金，一是稀少，二是金贵，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你有这个救命的药吗？姑妈问。

    汉斯点点头。

    姑妈就僵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

    芝秀问，多少钱啊？

    汉斯没有回答，而是问，你在哪里做工啊？

    芝秀说，纱厂里当女工。

    汉斯微微一笑，那要你不吃不喝，半年的薪水。

    芝秀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姑妈对芝秀说，秀，别怪姑妈不给你打针，姑妈实在是……

    芝秀说，姑妈，我谁都不怪，只怪我自己命苦，自小没了爹，又没了妈，若不是姑妈收留，说不定我早死了，我怎么还能怪姑妈？眼睛瞎了是命，不怪姑妈，只是今后成了一个瞎子，又要拖累姑妈了。

    姑妈也忍不住地哭起来。汉斯在一旁看看芝秀，又看看姑妈，看看姑妈，又看看芝秀，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汉斯摸摸大鼻子，挠挠头，说，上帝呀，真是可怜的孩子。要不这样，我先给小姑娘治疗打针，等你们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给，好不好？

    姑妈望望芝秀，芝秀望望姑妈，却看不清。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汉斯已经用注射器配药了。

    盘尼西林注射到芝秀的身体里，没过几天，芝秀的眼睛真的神奇地好了。

    芝秀找到汉斯的诊所，才看清了汉斯的模样。芝秀说，谢谢你救了我。

    汉斯仔细察看了芝秀的眼睛，高兴地拍拍她的头说，痊愈了，你的眼睛完全好了。

    芝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说，我现在还是没钱给你。

    汉斯摸了下大鼻子说，我说过了，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还。

    你放心，我有了钱一定来还你!

    好的，你去吧，不过你要记住，不论再做什么事，一定要爱护眼睛哟!汉斯双眉往上一耸，眼睛透出微笑。

    芝秀正想着是回裕华纱厂，还是干点别的。日本鬼子的炮弹飞来了。芝秀拉上姑妈跑回了慈惠墩。

    日本人被赶走后，芝秀和姑妈又回到汉口，汉口已找不到一个叫汉斯的德国医生，也找不到一家外国人开的诊所。

    “外国人漂洋过海地来开诊所，那么贵的药，一分钱都没给人家。”年老的张奶奶逢人便说，逢人便打听。

    “你认识汉斯吗？医生，德国人，不是他，多少年前我就瞎了。”随着来汉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特意学会了几句英语的张奶奶有机会就拉住外国人，跟人家打听：“你认识汉斯吗？我欠着人家药费呢，从没来要过，好人呐。如果他本人不在世上了，我答谢他的子孙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啊。”

    汉斯，仿佛从没来过汉口一样，没有一丝消息。

    张奶奶立了遗嘱，做出她这个年龄老人的惊人之举：身后捐献眼角膜。

（选自《天池》2016年第3期）

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青天白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消失在大车后边。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天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选自《中外读点》）

女儿树

郭荷香

    ①女儿出生后，老公照例到娘家报喜。

    ②在老家，报喜是大有规矩的：孩子出生后，女婿首要的任务是到娘家报喜，喜品不多不少四件。生儿子的话，喜品中就一定不能少了红蛋；生女儿，便将红蛋换成碗口大小的芝麻饼，饼子用红纸包上或者将红纸用水浸湿，挤出红水点在饼子的中央。女婿到后，不用开口，娘家的人也不问，打开喜品一看便知道该如何贺喜。

    ③老公一点规矩都不懂，胡乱买了几样东西就上我父母家去了。我父亲把喜品瞥了又瞥 ， 既没有看到红蛋，也没有看到喜饼，辨不出到底是得了外孙还是外孙女，便将烟袋锅子在椅子脚上磕得山响。

    ④母亲坐在灶门口，一把又一把地添柴火，说：“我们农村人说‘会生儿的先生女，生女帮着引小的’，你们现在只能生一个，不用引小的，生儿子……”话没有说完，老公连忙告知：“女儿，我们生的是女儿……”

    ⑤吃过饭，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上山了。老公走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老公以为她是不喜欢孙女躲开了，我知道她其实是去栽女儿树了。

    ⑥老屋右边的山坡上是一片泡桐树林。硕大的叶子如伞如盖，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在阳光下叶子的细细绒毛染上一层金色，好像一团团绿绒毛娃娃在风中招摇。

    ⑦在老家，每出生一个女儿，大人都会种上几棵泡桐，为将来女儿出嫁开始筹备嫁妆。这些泡桐在我们当地就类似于绍兴的女儿红，所以我也把这些泡桐称之为“女儿树”。

    ⑧泡桐树生长速度极快，每过一年都会向上窜上一大截，等到它长到三五米高时，大人就锯掉它的顶，不再让它向上长而是让它长粗。

    ⑨这时，哪棵树打衣箱，哪棵树做衣柜，哪棵树做桌椅做盆，大人们都一一计算好了。泡桐的树板洁白细腻，又非常轻，打出来的嫁妆刷上红彤彤的油漆，精巧而又喜庆。女儿出嫁那天，抬出去的台数越多，娘家人越风光。

    ⑩小时候，最热闹最受追捧的莫过于看“新姑娘”了。老家对河是一条官道，我们经常会听见唢呐在河对岸吹出高亢的曲子，然后从山坳中转出一支长长的送亲队伍，红红绿绿的，在阳光下的山水中生辉。

    ⑪河的这边，每家每户的门洞里一定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蜂拥而出，穿着缀满补丁的破旧衣衫，光着脚丫顺着送亲队伍行进的方向边跑边喊：“快来呀，看新姑娘啦，看新姑娘啦！”于是，人越聚越多哪个是新娘子，哪个是媒婆，哪些是送亲客，哪些是接亲客……叽叽喳喳，争执不休地有大姑娘、新媳妇、老太婆。一会儿，人们又细数着新娘有“几台几担”的嫁妆，几口箱、几个柜、几床花被……这时，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做从对岸官道走过的梦。

    ⑫我姐姐就是做梦的大姑娘之一。姐姐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和一双乌黑的大辫子，常常在样板戏的舞台上跃动。她还会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戴上顶针用兰花指的指尖捏着瓷碟边敲边舞边唱：“手拿碟儿敲起来……”

    ⑬每到过年时，团年饭后，姐姐总是组织我和妹妹拿出各自最好最新的衣服换上，然后跑到属于自己的泡桐树下去“摇泡桐”：“泡桐树，我的娘，你长粗，我长（zhǎng）长（cháng）……”我们使出浑身力气一边摇着树干，一边唱着母亲教我们的歌谣。姐姐的树已经粗得快抱不下了，更是摇不动了，她每次都让我们三个妹妹一起帮她抱住使劲摇。那时，我看见姐姐大辫子在风中飞舞，烈烈生风；会笑的眼睛里有光，如泡桐上晶莹的露珠。

    ⑭我不知道绍兴的女儿红在地下窖藏那么多年，长大的女儿们是不是真的在出嫁时都喝了它。反正我家的这些泡桐后来几乎都没有派上用场。

    ⑮姐姐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只留下属于她的那片落了又绿绿了又落的泡桐在风雨中。

    ⑯我和妹妹们后来也都远走他乡，不可能抬着泡桐嫁妆满世界漂泊。

    ⑰我们的女儿树依旧在老屋角的风中飒飒作响。

    ⑱如今，母亲又固执地在我们的泡桐园栽上了几棵小小的女儿树。我的女儿长大以后还能否记得在那偏远的乡村还有几棵属于她的女儿树呢？

（《散文百家》2018年第三期，有删改）

嘱咐

孙犁

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他在门口遇见了水生嫂，亲热地喊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的白布鞋，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两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还是水生把门掩好说：“不要哭了，家去吧！”他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跟，走进院里，女人紧走两步赶到前面，到屋里去点灯。

水生看着她。离别八年，她好像并没有老多少，今年29岁，头发虽乱而黑，脸孔苍白，可两眼里的光还是那么强烈。他望着她身上那自织自纺的棉衣和屋里的陈设，身上心里，都表现出是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关口。

水生告诉女人，自己在外想家。“我们可常想你，黑夜白日，你能猜猜我们想你的苦情吗？我们想你，可没有想叫你回来，那时日本人在村边。可夜里一觉醒来，我就想，你能像天上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能够吗？”

“这不回来晃一晃吗？明天早上起去参加保卫冀中平原的战斗，同志们都来了。”女人呆了。

她低下头去，又无力的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明天我撑冰床去送你。”

鸡叫三遍，女人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出了村，她要丈夫到爹的坟上去看看。水生说等以后回来再说，女人不肯。她说：“你去看看，爹这一辈子为了我们。八年，你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人照顾了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介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得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冷多热，老人背上孩子跑，累得哮喘咳嗽。是这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老人家累死。还有那年大饥荒……”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轻轻跳上后尾，像只蜻蜓爬上草。轻轻用竿子一点，冰床就飞起来，像离开冰面行走，推起的冰屑打起团团旋花。她的围巾向后飘起来，脸冻得通红，嘴里却冒着热气。前面一条窄小的冰缝，水在里面汹汹的流，她只说了声“小心”，两脚轻轻用劲，冰床像受惊的蛇，抬起头来窜了过去。水生警告她：“你疯了吗？慢些！”女人没言语，呆望着丈夫，停了一会儿，轻轻的喘了两口气，说：“你知道，我心里很乱。八年我才见到你，又送你去。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急着把你送到战场去？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的回来，和我见面。我们这些留家里的女人，最盼胜利。我们在地洞里、在高粱地里等这一天。这天来了，我们的高兴是不能和别人说的。进攻我们的敌人，是坐飞机来的；他们（国民党）躲在后方，妻子团聚了八九年。他们来了，可把我们的幸福打破了，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心，他们罪孽这么重，一定要把他们全消灭！”

太阳从冰面升起来，冲开了雾，形成了一条红色胡同，照在冰床上。女人说：“爹活着时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我们就能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了了。八年，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如今国民党又和日本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逼死。你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分心，好好的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

水生上了岸，望着呆呆站在冰床上的女人说：“村里去吧。”女人忍住泪，笑着说：“快去你的吧。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