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医院以济疾苦。”

——洪仁玕《资政新篇》

材料二：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所学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的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惜乎当时（注：19世纪末）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之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于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四：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材料一：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相关理论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古代城市具有“城”和“市”的两重身份，但侧重政治、军事属性。城市公共空间主要为政治统治和群体服务，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市镇的广场以及其相邻建筑如牌坊，常常与当地的历史、风俗有密切联系。随着佛教的发展，“庙会”兴起并成为新的公共场所。唐宋以来，城市布局和公共空间明显发展。近代，仿西方而修建的公园、娱乐场所等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结构的新要素。新中国的城市和公共空间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偏好，历经波折，但也取得了较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突出了广场、街道等传统方面，还顾及了社会弱势群体和邻里联谊等新兴需求，而且引入了社会资本和群体参与。

材料二：15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打破了中世纪的封闭状态，宏伟的林荫大道和广场，早期古希腊城市规划思想中的几何学构图也重新出现，这些体现着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有力控制。19世纪以来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城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空间问题。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人与环境、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矛盾，20世纪初以来，英美等国着重从美观舒适、卫生、精神文化等方面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