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自立国起就重视桑棉麻的种植。《明史·食货志·赋役》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中期之后，明代棉织业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苏州太仓、嘉定，“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昼夜不休”，松江各地则“乡村纺织，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有人描述河南的情况：“中州沃土，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解放以来在许多明代墓葬中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了棉织品，分析后可得出如下结论：明中叶以后墓葬出土棉织物最多，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的墓葬中都有棉纺织品随葬，可见棉布已为社会各阶层所服用。

——摘自姚香勤《明代纺织业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论略》等

材料二：“张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为捍卫图存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

——张謇：1913年10月出任农商部第一任总长发言《实业政见宣言书》

材料三：1905年3月，宁波人戴瑞卿建立“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浙江有名的民族纺织企业。1953年底，企业负责人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得到批准。1998年，随着改革的深化，该厂融入宁波维科集团有限公司，逐步成为一家经营群体和骨千职工控股、国有和社会法人参股的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

——摘自《和丰蝶变——宁波近现代工业文明缩影》

材料一：明朝中后期，在松江府一带，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从事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棉纺织业成为这一地区人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据正德《松江府志》载：“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正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严重滞缓的中国棉纺织工业带来了意外的机遇。1914﹣1922年，中国棉纺织工业在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地域分布等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发展，不但结束了多年的萧条局面，而且为其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综述》改编

材料一 191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公司，开工不到一年即获利3.2万元。到1921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共有12家。后又创办申新纱厂获得巨额利润，在近代史上有“面粉大王”与“纺织巨子”之称。迄1922年因外国资本卷土重米，荣氏企业开始亏损，向日商借贷350万日元。1927年因不愿认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被通缉。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民族经济备受摧残，荣氏企业负债达4000余万元，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资本乘机渗入。

——摘编自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

材料二 1952年3月，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第三次视察鞍钢（位于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时指出，“国营工业不发展，资本主义就发展，我们就没有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了”。1952年7月14日，无缝钢管厂工程率先呜响了施工的“第一枪”。1952年8月1日和1953年2月27日，大型轧钢厂和炼铁七号高炉破土动工。近5万名建设者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工程建设中，他们中有从抗美援朝前线凯旋的复员军人，有从辽南地区农村抽调的村屯干部，也有从省内外各地工厂选调的技术工人，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派来的一个测绘大队。1953年“三大工程”均提前竣工投产。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座钢铁基地诞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也为顺利实现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

——摘编自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一五”期间鞍钢建设发展情况》

材料三  近年来，鞍钢着眼于建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钢铁集团的战略目标，制定实施了“四个转变”战略，积极“走出去”拓展国际化经营，在海外投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如与全球最大的独立钢铁贸易公司英国斯坦科集团共同出资建立了鞍钢西班牙有限公司和英国控股公司。随着国际化经营进程的不断推进，鞍钢的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一个跨区域、多基地、国际化的鞍钢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实施境外投资战略是一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风险。

——摘编自吴桂梅等《鞍钢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对策》（2016年）

材料一：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近代企业家在中国出现，直至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真正成型，他们肩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他们是近代中国复兴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代实业家郑观应，先后投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1880年郑观应编定刊行《易言》一书，主张向西方学习，鼓励商民投资实业，对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894年其所著《盛世危言》出版，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

材料二：卢作孚是近代企业家的典范之一。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6年成立民生轮船公司，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27年卢作孚到北碚后，陆续建成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织布厂、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他在这里设医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1938年，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据汪洋《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材料一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编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率先开始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