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除改进和创新的农具、提高水肥管理技术的外，农书的编纂与印刷也是重要表现。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中央政府下令刊刻《四时纂要》等月令体农书，并颁发给地方官员加以推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书中所述的农业知识的传播、流传。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当时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典型代表，这些农书往往篇幅宏大，字数较多，图文并茂。在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黄历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每4户就有一册，更为普及的历书客观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殷三、李浩《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 宋元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和劝农官，认为“农桑，王政之本也”。 宋元时期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农桑，有许多人做了地方官，仍要劝课农桑、推广农事，各级官员仍要把加强农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农桑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城市以经济中心的优势吸引能工巧匠，培育出许多蔬菜、花卉，为城市人口提供所需的供应，“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宋元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农学著作记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如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就记录了甘蔗、茶叶等物种的引种国外情况。

——摘编自朱晓琴、员立亭《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特点及社会原因研究》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雍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公里积沙被抓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据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层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士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行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士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等编著《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地。石光银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