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连队就像开水般沸腾起来，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还写了血书。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

    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他把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丑兵却杳无音讯。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两个人的历史

余华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身躯里青春荡漾，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最近，他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这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清醒时也异常强烈。“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她重现了一九三〇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你就是这样回来的。”兰花说。谭博听后也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一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谭博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我没有。”兰花摇摇头。

（有删改）

静

沈从文

    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与北生倚在朽烂发霉摇摇欲堕的栏杆旁，数天上的大小风筝。晒楼后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的流着。河对面有一块碧绿的大坪，上面还绣得有各样颜色的花朵。大坪远处，可以看到好些菜园同一个小庙。菜园篱笆旁的桃花，同庵堂里几株桃花，正开得十分热闹。

    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两个人一句话不说，望着远处。小孩子快乐得如痴，女孩子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

    他们是逃难来的，这地方并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母亲，大嫂，姐姐，姐姐的儿子北生，小丫头翠云。一群人中，就只五岁大的北生是男子。他们要去的地方被围困了，过上海或过南京的船车全已不能开行。

    他们不能前行但又不能再回去，因此照妈妈的主张，就找寻了这样一间屋子权且居住下来，打发随来的兵士过宜昌，去信给北京同上海，等候各方面的回信。爸爸是一个军部的军事代表。大哥也是个军官。

    母亲原是一个多病的人，到此一月来各处还无回信，路费剩下来的已有限得很，身体原来就很坏，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自然就更坏了。

    想着母亲的病和一直没有消息的爸爸，岳珉的眼神落在了外面的河上。河中有一只渡船，懒懒的搁在滩上。常常半天还不见一个人过渡。守渡船的人，这时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块上睡觉。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

    “为什么这样清静？”女孩岳珉心里想着。这时节，对河远处却正有制船工人，用钉锤敲打船舷，发出砰砰庞庞的声音。还有卖针线飘乡的人，在对河小村镇上，摇动小鼓的声音。声音不断的在空气中荡漾，正因为这些声音，却反而使人觉得更加分外寂静。

    岳珉到房里去时，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静静的如一个死人，很柔弱很安静的呼吸着，又瘦又狭的脸上，为一种疲劳忧愁所笼罩。母亲像是已醒过一会儿了，一听到有人在房中走路，就睁开了眼睛。

    岳珉望到母亲日益消瘦下去的脸，同那个小小的鼻子，女孩岳珉说：“妈，妈，天气好极了，晒楼上望到对河那小庵堂里桃花，今天已全开了。”

    病人不说什么，微微的笑着。

    “你咳嗽不好一点吗？”

    “好了好了，不要紧的，人不吃亏。早上吃鱼，喉头稍稍有点火，不要紧的。”

    这样问答着，女孩便想走过去，看看枕边那个小小痰盂。

    病人忙说：“珉珉你站着莫动，我看看，这个月你又长高了！”

    女孩岳珉害羞似的笑着，“我不象竹子罢，妈妈。我担心得很，人太高了，要笑人的！”

    静了一会。母亲记起什么了。

    “珉珉我作了个好梦，梦到我们已经上了船，三等舱里人挤得不成样子。”

    其实这梦还是病人捏造的，因为记忆力乱乱的，故第二次又来说着。

    女孩岳珉望到母亲同蜡做成一样的小脸，就勉强笑着，“我昨晚当真梦到大船。今早上喜鹊叫了半天，我们算算看，今天爸爸会不会有信来。”

    “今天不来明天应来了！”

    两人故意这样乐观的说着，互相哄着对面那一个人，口上虽那么说着，女孩岳珉心里却那么想着：“妈妈的病怎么办？”

    病人自己也心里想着：“这样病下去真糟。”

    姐姐同嫂嫂，从城北回来了，两人正在天井里悄悄的说着话。

    病人在房里咳嗽不止，姐姐同大嫂便进去了。女孩岳珉在天井中看了一会日影，走到病人房门口望望。只见到大嫂正在裁纸，大姐坐在床边，想检察那小痰盂，母亲先是不允许，用手拦阻，后来大姐仍然见到了，只是摇头。女孩岳珉不知为什么，心里尽是酸酸的，站在天井里，同谁生气似的，红了眼睛，咬着嘴唇。她上了晒楼，仍然在栏杆边傍着，眺望到一切远处近处，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了。

    这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有人互相问答说话。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罢？”这样想到，心便骤然跳跃起来，忙匆匆的走到二门边去，只等候有什么人拍门拉铃子，就一定是远处来的人了。

    可是，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

一九三二年三月作（有删改）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农妇们的头巾在集市上攒动。尖厉刺耳的嘈杂声嗡嗡声一片，持续不断，气息粗犷。不时还可听到一声从乡下人结实的胸脯里发出的开怀大笑，或者系在墙边的母牛的一声长哞。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村奥士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了。

    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村乌勒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大声喊道：“奥士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具商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老人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村的长工马利，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村的乌勒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在酒馆里、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有了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然而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多余一句话

秋林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呐，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

    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

    “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狐狸精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