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传向欧洲并在欧洲发展壮大。在当时，对于这种简单的“乱涂乱画”作品并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和探讨。到今天，涂鸦艺术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时尚潮流，从一种自发的、简单而随意的现象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尽管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对于街头涂鸦扩展到视觉领域的零散论述，但基本上局限于对涂鸦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揣摩，并没有能够深入系统地对城市涂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其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街头涂鸦在城市环境中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涂鸦这一独特的“艺术”。我们时常能看到它的踪迹，但涂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艺术形式，比如：雕塑、壁画。涂鸦艺术有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城市环境中的墙壁、地铁车厢、树洞甚至垃圾桶等为画板，有着夸张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表达创作者对现今社会的看法和立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环境。

    在城市环境中，商业街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店铺、广场、步行街等，其环境中的色彩比较靓丽，饱和度和明度都比较高。涂鸦创作者追求自我和个性，所以他们对那些商业环境中摆放的许多套路式的印刷广告很反感，经常会去“破坏”这些常规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大红大紫、怪异的手法来引起行人的注意，成为城市环境色彩中很生动的点缀。

    工业区是现代化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工业用地占据城市环境的大部分，但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许多工业区搬迁至城郊，于是老工业用地被废弃，变得陈旧，墙体暴露，杂草丛生，这些地方通常成为涂鸦者的聚集地。因为不受拘束，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将精力放在涂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破旧冷清的环境恰好烘托了涂鸦艺术作为街头艺术原始和冷酷的感觉，在这些地方能看见许多精致且赋有创意的作品。

    在现代城市中有许多老旧街区，年代久远，在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作用下变得脏乱差。用涂鸦作品覆盖墙面，那些原本被风化腐蚀的污渍都被涂鸦作品覆盖或成为涂鸦的附属品。比如，一个破旧的墙面就如一张陈旧的画纸，在上面画上图案后，原先斑斑点点的小颗粒、小细节可能会成为画面的肌理，为画面做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因此，街头涂鸦对建筑本身的缺陷有覆盖、弥补、改善的作用。

    涂鸦艺术与城市环境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当然，涂鸦艺术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规划，才能充分发挥它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史记

吴智勇

    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 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 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 、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它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

从理论逻辑角度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是将国家作为一种兼具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存在来认知，前者将“国家”视为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以追求秩序为第一要义的实体，后者则将“国家”看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问题的“透镜”。

从实践逻辑视角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就是要面向实践解决国家的均衡建构问题，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其基本的方向是导向复杂现代性的国家治理，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以系统性地回应因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治理变量重大调整的治理生态在权力运行、议题遴选、机制创设、资源整合乃至绩效评价等方面的深刻嬗变。

具体而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呈现为四大层面：一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逻辑。现代化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党、政、企、社、民、媒等都需要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但同时，各个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现实区别的，不同的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就我国治理体系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代表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领导职责，这种领导职责来源于公众，并始终受到公众的监督。

二是作为治理对象的国家逻辑。治理体系的覆盖范围并非单一或片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都要且必须纳入其中，亦即国家的一切公共领域、公共活动、公共事务都是治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治理”就是“治理国家”。

三是作为治理运行机制的国家逻辑。合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治理体系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是作为治理结构的国家逻辑。治理主体、对象及其依托的制度基础不是相互分裂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能仅单个地域局部地把握治理体系，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看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治理体系既包括国家治理的各类构成要素，更指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选自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有删改)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西域山川、国度、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大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城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

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摘编自霍志军《玉门关上话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