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如何看待“燕赵文化”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有改动）

    为什么我对汉字有感情？因为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笔画随随便便地构成的。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字，其早先都经历过象形阶段，但是到现在仍然使用象形文字的，就只有我们。汉字是当今人类各个民族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文字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其中既包括智慧，也包括偏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识和辨析，我们一旦熟悉了汉字的内涵，就会对它产生感情。

    我很喜欢“认字”这个说法。以前，娃娃读书先学的就是认字，“小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后来的大学中文系也一直把《说文解字》当作一门基础的课程来教。现在对“认字”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从前了。“认字”就是了解清楚一个字的形、音、义，知道它的演变。比如“臣”这个字，多少人把它解释成一个人跪着把背弓起，以取“臣服”之意。实际上，“臣”最早在甲骨文里的形象，是一只眼球凸出的眼睛，它的意思是瞪大眼睛，是“瞋”的意思。从前的君主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了，因此要派不同的人去管理不同的事情，去睁大眼睛管理，不是在那里打瞌睡，后来“臣”就成了一种身份，以至于不得不另造一个“瞋”字去表示瞪大眼睛的意思。不把这些演变了解清楚，就无法给别人解释“臣”的意思，了解清楚了，才谈得上认识“臣”这个字。

    有人问我，认得那么清，有何用处？用传统的文字学来解释汉字，最大的用处是使我们认识到，汉字是有道理的，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有文化内涵，有些甚至是文化活化石，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我提倡“认字”，提倡学学古文字，不是为了狭隘地回到过去。文字学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我的设想是，大学生中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了解一些文字学知识就好了。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基础，丢不得。先认识字，然后才谈得上认识汉字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发扬长处，修正短处，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吸收世界各国文化。所以虽然讲求“认字”，秉持的却是开放的态度。

    文字是有趣味的，文字学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我在成都这些年常常给大学、中学和其他社会团体讲汉字常识，台下常常座无虚席，大家听得很认真。文字是能吸引人的，汉字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有些汉字一旦辨识出来，我激动得都要哭。比如前进的“进”，繁体字是“進”，甲骨文就是一只飞鸟，下面一个“止”——脚趾，而且是左脚。人走路也是先出左脚。为什么一只飞鸟一个脚就是前进的进？最初我没弄懂，后来一下子懂了。所有的动物包括昆虫都能往前爬，也能退着爬，人也能够进能够退，只有飞鸟不能退着飞，只能前进，因此飞鸟的运动就是前进的“进”！这个字能造出来，完全是靠古人的观察和归纳，充满着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名字的几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呢？汉字对于我们中国人说来，是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但凡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反而不去思考它，反而是最陌生的。我们的母语形成我们的文化，中国人的灵魂就在汉字里，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产。它使得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都还保留着我从哪里来的印记。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族《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