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哈尼人都是修沟造渠，引高山森林中的泉水来灌溉梯田，水沟开挖量巨大，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个人或村寨往往不能独立承担。哈尼人就户与户联合或者村与村联合，一起挖沟引水。通过出资的多少和投入人力的多少核定每个村寨、每一户的分水量大小。为了避免发生水纠份，能够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水资源，哈尼人发明了分水木刻来进行分配。分水木刻，哈尼语称“欧斗斗”，它是选用板栗树、黑果树等材质坚硬的木料，在木料上刻出底部同样平整但宽窄度不一凹槽的一根横木。

    尽管在哈尼人分水制发明和形成的时代并没有所谓“技术美”这样的名词出现，但实际上技术美的审美形态已经存在。技术美的内涵首先由技术品表现出来。人们创造任何一个技术品，都是具有实用性的。分水木刻作为分水制度的物质载体，是哈尼人为了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而创造的工具，起到了准确计量各块梯田用水量的作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明渠流量计。分水木刻放置于每个水沟的分叉处，水要分几条沟就在分水木刻上刻几个凹槽，不同宽窄的凹槽决定了每个子水沟所灌溉梯田水量的大小，从而保证了每块梯田都能得到约定的用水量。哈尼人还以长方体为形状标准来制作分水木刻，长方形的设计，比其他形状更能防止水流的溢出，进一步提高了分水的准确性，且用料最省，是实现分水功能的最大化的典型形式。可见，分水木刻作为一种技术品，不仅具备了实用性，还具有了美的形式。

    分水制是指哈尼人经过村与村，户与户集体协商，根据挖沟时投入的人力、物力来确定每块梯田的水流量大小的民间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商定分水木刻上凹槽宽度的一系列民间规约，是体现分水木刻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分水制约定，投入多者，分水木刻凹槽宽，水流大；反之，投入少者，凹槽窄，水流小。为了确保凹槽计量单位的统一和准确，哈尼人还约定以某人的右手掌四指根部宽度为一基准单位，按照之前的协商结果对水流量进行分配，对用不了一个用水单位的，则缩减为一指、二指、三指进行细分，其中排除用小拇指宽度进行计量。照各家权益定制出的划有不同刻度的木刻，安放在各家田块的入水口，随着沟水流动调节了各家各户的用水，这样既公平合理而又有科学性。

    分水制虽然是一种抽象概念，但它与分水木刻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内容与其外在形象的相互统一，不可避免地以技术美的形态表现出来。分水制度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哈尼人代代相传，凝聚的已经不仅仅是生产技术，而是人的情感，对待分水制已经不仅是对实用功能的欣赏，更是对对象存在的审美。在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分水制还一直在沿用，它一方面使生产劳动的效率得以提高和完善；另一方面使分水的模式更趋于合理、更具有系统性和易于管理，给哈尼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符合哈尼人群体共同利益诉求。因此，分水制也渐渐和审美主体使用上的满意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愉悦感和轻松感，构成了技术与审美的有机统一。

    由于仪式的表演性，人们很容易把仪式当作戏剧，但仪式不是艺术，仪式与艺术本质的不同在于仪式的集体性情感与艺术的个体性情感，表达个体性情感是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根本因素。

    在西方学者看来、体育是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游戏，不是艺术，实际上，体育与戏剧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与仪式同源共生，古希腊戏剧节与运动会都和祭神仪式相关，中国古代屡屡诉诸文献记载的“迎神赛会”亦表明，“赛会”是为了“迎神”。“赛会”不仅有戏剧性的表演。亦有体育性的竞争。人类学家哈里森说，仪式体现的是死亡与再生之争，所有仪式都暗含比赛的因素，比赛的实质是人战胜神、他人乃至自身，当作为个体的人凸显，艺术就具有了从仪式中分离的条件。因此，体育也是艺术。

    将体育与戏剧进行比较，即可以看出体育作为艺术的特征，体育赛事与戏剧表演是如此相似：运动场就是剧场，运动员就是演员，运动场上的观众就是剧场上的观众，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能使观众从他（他）身上想到与他（她）竞争的其他运动员或演员，以及他（她）所属的团体、民族、国家。运动员和演员之所以具有“明星”的特征，是他们作为个体照亮了一个更为庞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甚至是全人类，当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越来越显出“明星”的特征，艺术就完成了从仪式中的分离。

    体育与戏剧不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相似，在内在精神上亦具有本质的相通。古希腊悲剧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表达宣传社会伦理教化的目的，宋元戏剧则将英雄的冤屈表观善恶有报的民族国家伦理内涵。与戏剧担负着建立民主、和平社会秩序的使命相比，结合“公开、公平、公正”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更快、更高、更强”奥运会的口号，不难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和谐与强大。

    体育艺术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一方面，体育的快节奏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相吻合；另一方面，体育的真实存在体验亦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同步。与戏剧通过虚构与想象未表观真实性不同，体育本质是：无须想象，这就是真实。此外，戏剧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程式性的，只要演员不变，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的同一场戏大抵雷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是不自由的，而体育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这次赛事中夺冠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下一赛事的冠军，体育总是制造未知的悬念，因而从不重复，历久弥新。

    戏剧与体育赛事都具有表演性。体育的表演是以真实代替幻觉、真身代替偶像，国此，体育中的表演者——运动员被赋于了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在体育赛事中，集体观念高于一切，获奖运动员与国旗、国歌以及本国观众一起，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发挥到极致，体育艺术不仅为运动员，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真正开放的、没有边界的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放大到全人类、全世界，人们不再迷恋虚幻的神，而更钟情真实的神，这反映出人类新的历史文化观。

（摘编自汪晓云《体育也是艺术》）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打通“肠梗阻”，还须“动手术”

——南京市医联体建设现状调查

    看病想挂专家号，大医院人太多挂不上号怎么办？实行分级诊疗制度，社区医院的医疗质量不过硬怎么办？将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的医联体，可以为患者解忧。记者在南京市采访发现，医联体的建立方便居民在家门口看病，有助于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

    18日上午，家住南京秦淮区王府南园社区的周翠英老人照例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天，省中医院消化专科主任沈洪带领专家团队来此坐诊。“我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要长期调理，以前每周都要往省中医院跑，身体真是吃不消。现在好了，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也能看到省中的专家号了。”周奶奶说。

    “在社区医院看病，不仅方便，还能省钱！”家住慧园里小区的文国琦说，“在省中医院挂大专家的号要100多元，在这儿只要15元。此外，我们退休人员在门诊看慢性病，在社区医院的报销比例为85%，比在三级医院高出10个百分点。”

    南京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去年前10个月，南京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达1816.9万，比上年同期增长4.57%。

    南京市医联体打通了社区医院病人上转至大医院的通道，但因为南京七成社区医院不设病床，患者在大医院确诊后回社区康复，目前还较难实现。“养病床的成本太高。”秦淮区月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薛坚说，“按现行医保政策，病人在社区康复结算标准太低，也降低了社区医院配置病床的积极性。病人在社区康复按照床单元结算，社区医院平均每张床位的偿付标准为3500元。在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床单元结算的标准分别为6000元和1.3万元。”

    医联体联而不结，还受限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测设备。“我在一家社区医院坐诊时，需要为病人做夜间勃起测定，社区医院做不了，最后病人跟我回了鼓楼医院。”鼓楼医院科技处处长戴玉田说。

    基层药品目录种类少、档次低，也阻碍了大医院资源下沉。戴玉田说：“目前社区医院实行的基本用药目录跟不上省内三级医院临床科室一线用药的水平。虽然我能到社区坐诊，但患者往往需再到三级医院挂专家的号，由三级医院开药。”薛坚说：“推进医联体建设应打破临床用药层级壁垒。去年南京基层医院药品目录增加了180个品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药品目录在大小医院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未来，医联体内的社区医疗机构可以作为医联体大医院分院，共享医联体内所有医院药房资源。

    为防止医联体流于一纸协议，南京于去年9月对医联体出台严格的考核标准。南京市卫计委主任孙家兴表示，医联体建设铺开后，卫生主管部门将对医联体进行规范管理。各区政府、卫计局、核心医院均为考核对象，重点考核人员下基层、联合病房建设、临床业务开展、基层首诊率等17项内容。如果对接成效不好，卫计委将对医联体进行调整，让基层医院与做得好的三级医院对接。

相关链接

    医联体即区域医疗联合体。一个医联体通常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

    分级诊疗，即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工作，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

    2015年南京市卫生局下发《区域医疗联合体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南京所有三级医院至少参加一个医联体，基层医院全部加入医联体，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新模式。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

    ①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人们的回答常常没有点明学习音乐的必要性，以及音乐教育的本质。学习音乐，其实不只为了增加智识和技能，更为了让人们学会“聆听”。

    ②欧美国家在实行两个多世纪的现代音乐教育基础上，将音乐普及活动深入到不同年龄段的广大受众。他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鼓励人们在音乐聆听和社会参与中加强交流与沟通。

    ③人们常说，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事实上，人们能够用语言直接表达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意识比较有限，人类思维的复杂度往往使我们同时在多条思想路径上奔跑。人们用语言表达高度选择的情感，而把更多抽象、模糊的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留给音乐。正因如此，我们聆听音乐，就是一个深入了解和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过程。音乐的抽象性和非语义性也恰由抽象、复杂的精神意识所决定。

    ④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呢？它和语言同样重要，需要从娃娃“学”起。幼童时代的音乐学习主要以聆听为主。丰富多彩的儿歌童谣、清新可人的经典名作都是儿童侧耳聆听的对象。待到四五岁时，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让他们初步接触音乐识读和表演。对于大多数儿童，放声歌唱就是最好的音乐学习。听音乐如同读书，能够在内心积累起丰富的音乐语汇和多元情感。从小听音乐的孩子容易把音乐当成爱好，并将它作为心理调节、情感表达的有效手段。尽管音乐教育样式繁多，专业细密，可音乐教育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聆听。

    ⑤聆听音乐，究竟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⑥首先，它能令人变得情感细腻，思绪敏锐。音乐对于人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的影响较之语言更为直接。它虽不能明确表意，却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期待和丰富联想。音乐力度、速度、节律、音高、音色的综合运动同人类细腻而丰富的情感紧密联系、高度吻合。聆听音乐就是在潜移默化地训练自我捕捉和印证内心的情感细节。

    ⑦其二，有助于学会判断。事实上，人们聆听音乐不是简单的音响接收行为。行走在喧闹街市，我们对扑面而来的各种音乐充耳不闻。可是，某种音响又会在不经意间引起我们注意。对于抽象事物的判断和选择向来是对人的考验，而音乐聆听却有助于不断提升这种能力。

    ⑧其三，有助于提升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经常听音乐，他对别人的言谈话语更易捕捉。善于聆听他人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才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恰恰是从聆听彼此开始的。如果我们能够以聆听音乐的细致程度去关注他人的言语细节和言外之意，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对方，找到分歧与共识。

    ⑨其四，有助于反思自我。我们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找到纾解精神、凝思自我的闲暇。如果把聆听音乐当成每日习惯，就可为自身开辟一个专属的思考空间，借着音乐体会心意、捕捉灵感。

    ⑩音乐教育是一个学习“聆听”的过程。它同语言学习一样重要，对个体的心智培养、心理维护、交流沟通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音乐，为我们的生命营造起有声的风景，乐思纷呈，光华永驻。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2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