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论的贫乏和僵化

    现代和当代散文缺乏系统的理论，散文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真情实感论”。其著名论述是：“散文创作是一种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不难看出，事实上把散文的特殊性定性在“真情实感”，也就是抒情性上。这种“真情实感论”在相当一个时期中，拥有相当的权威，至今仍然得到学界并不敏感的人士的广泛认同，但这样的理论是极其粗陋的。

    首先，真情实感并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一切文学共同的性质。其次，真情实感的强调，并非永恒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最初出现在五四时期，是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反拨，后来，是在新时期对“假大空”政治图解的颠覆。把这种理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作为散文的永恒的性质，实质上是以抒情为半径为散文画地为牢。中国散文史乃至西方散文史上，并不全以抒情为务，不以抒情见长的散文杰作，比比皆是。不管是蒙田还是培根，不管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还是罗兰•巴特的《艾菲尔铁塔》，甚至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诸葛亮的《出师表》，都不仅仅是以情动人的，其中的理性、智性，恰恰是文章的纲领和生命。

    这样的散文理论之所以独步一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霸权遮蔽了思维方法上的漏洞。第一个疏漏是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散文观念当作永恒不变的规律。第二个疏漏比之第一个漏洞更加严重，那就是，真情实感，和巴金讲真话一样，并不是文学的规律，而是对作家的道德要求。第三个遗漏，就散文而言，在表现情感时，并不一定局限于真和实，作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规律乃是想象，更全面的说法应该是真假互补虚实相生。

    因为没有西方现成的理论资源，也没有自己的像样的理论，散文不得不从历史和现状中直接进行概括。这就用得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问题在于，流行的真情实感论，既没有逻辑的系统性，又没有历史的衍生性。它是一种抽象混沌，没有内部矛盾和转化。实际上，情和感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在矛盾中转化消长的。情的特点是动，但是，情是一种“黑暗的感觉”，情之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要借助感觉才能传达，所以叫做“感动”。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在情感冲击下发生“变异”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月是故乡明，贾宝玉第一眼看到林黛玉就说这个姑娘见过的，王维在散文中感到深巷寒犬“吠声如豹”，这些在真情冲击下变异了的感觉，明显不是“实感”，而是“虚感”。通过这种“虚感”传达出来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情呢？

    看不到内在矛盾，也就看不到运动发展、变化，从而对情与感的历史的消长视而不见。在散文历史的最初阶段，实用理性占着绝对的优势，情在散文中是被排斥的。至少到了魏晋以后，抒情才从实用理性中独立出来。晚明小品中提出独抒性灵，五四散文继承了这个传统。散文的抒情主题，其深层的矛盾，其实不仅在于感，而且在于理。主情的极端就是用变异的感觉来抑制理性，走向极端就是情感的泛滥，变成了滥情、矫情、煽情。故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产生了抑制抒情的潮流，在中国的先锋诗人和小说家中，跳过情感，直接从感觉向审智方面深化，追求冷峻的智性成为主流，而散文却停留在真情实感的抒情中。直到余秋雨出现，他把诗的激情和文化的智性，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迈向了散文的新阶段，也就是从主情到主智的历史过渡。

    “真情实感论”如果真要成为一种严密的学科理论基础，起码要把情与感之间的虚和实，情与理之间的消和长作逻辑的同时又是历史的展开。它最大的缺失在于号称散文理论，却并未接触散文本身的特殊矛盾。

    乳钉纹簋（音鬼）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食器，1959年在安徽省由屯溪市弈棋公社修建飞机场时出土，埋藏地下已逾2500余年，仍然完好无损。它造型别致，独具风格，为春秋时期吴越地区铸造的一件很具特点的铜簋，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行于商周时期，春秋逐渐衰落，战国时就很少见了。簋的形态变化最多，一般是圆腹，侈口，圈足。商代簋无盖、无耳，或有双耳；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双耳或四耳；吴越地域的簋则基本上都是双耳无盖。此件乳钉纹簋呈圆形，口微侈，鼓腹，圈足，平底，通高16.5厘米，口径27.7厘米，重7公斤，设有双耳，耳背附镂空棱脊，这种装饰，极为少见，精致美观。腹部饰斜方格乳钉纹，规整突出，且以细密雷纹填底。颈、耳、足均用半浮雕手法饰以变形夔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此簋上的变形夔已发展为几何图案化装饰。繁缛细密的变形夔纹与形象突出的乳钉纹组成了有规律的花纹图案，粗中有细，和谐统一，造成了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些都是当时吴越地区制造青铜簋的鲜明特点。与乳钉纹同时出土的一批铜器中，还有三件铜鼎和一件几何变形兽纹簋。簋的形状大小与乳钉纹簋基本相同，只是腹部作扁圆形，据专家研究，屯溪出土这两件青铜簋皆为吴越之器。

    商周春秋时期的中原铜簋，器物敦厚凝重，纹饰粗放简单，到了春秋后期逐渐衰落。可是，这个时期的吴越地区铸造铜簋却异常发达，而且器壁很薄，花纹细密精致，既承袭了中原地区铸簋传统样式，又在生产技术和艺术水平方面注入新的生命。因此，考古专家盛赞这件乳钉纹簋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件实用器皿，更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工艺美术品，为同类器物中所罕见。

    簋在商周时期是重要的礼器，它和列鼎制度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与鼎配合使用，而且是以偶数出现。据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安徽屯溪同一古墓出土三鼎二簋，正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考古发现证明了历史的真实。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漾濞槭——一种云南大理漾濞县的特有物种，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4株，经过10多年的保护，如今已经繁育岀数万祩。漾濞槭物种是怎样繁殖壮大、摆脱濒危境地的呢？孙卫邦介绍，漾濞槭的濒危和人类活动对其生境①的影响有关，也和其自身特性有关。漾濞槭本身花期短，单性花（雌花和雄花）和两性花同株。人类活动又导致其植株减少，现存植祩之间距离远，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实率低。即使授粉成功结出种子，种子落地后，由于适宜种子萌发的生境遭到破坏，萌发也不容易。

    挽救处在濒危状况的漾濞槭，必须突破授粉和种子萌发两大关口。

    最初，科研人员曾指导张国树尝试嫁接但未成功。无奈之下，张国树想了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花期，他将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绑在了另外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秋季，他收获了一批漾濞槭种子。

    孙卫邦收到种子后，他的团队攻克了漾濞楲种子育苗的关键技术，通过人工技术处理让种子萌发，隔年2月，终于用张国树寄来的两三千粧种子培育出了1600株漾濞槭幼苗。这些幼苗有的种在了昆明植物园，有的回迁到苍山西坡上张国树家附近漾濞楲的原生境中。

    经过遗传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张国树寄给孙卫邦的种子均来自同一植株，但花粉还有来自这5棵树以外的其他植株。据此判断，应该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漾濞楲植株。2014年，孙卫邦的学生陶丽丹开展了漾濞楲的系統调查与种群生态学硏究，最终发现，漾濞楲头有12个分布点、577株。

2016年，研究人员又采集了一批漾濞楲种子，并于2017年培育出5万株漾濞楲苗木。前后繁育的5.1万余株漾濞楲苗木中，昆明植物园专类园保育了50余株，苗圃保存了约3.8万株供下一期回归自然试验工作。此外还分别在大理云龙自奔山林场和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育各4000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了4600余株。现在，2009年在昆明植物园种下的第一批漾濞槭已经能够开花，产生成熟的种子。

    为了保护漾濞楲，206年以来，硏究人员平均每年去漾濞县4次，开展调查、采种、回归种子实验、开花观察等工作。此外，每年还要不定期去两个漾濞槭重建居群进行幼苗生长监测等工作。

（节选自《漾濞械重生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有删改）

【注】①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新批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是布鲁克斯。用他的说法：“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反讽”概念的目的仍然是揭示语义在文学文本中的复杂变化。根据新批评“文学性”观念，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是语义朦胧和语义多重。“反讽”这一语言现象正好符合这一文学定义。正因为这个原因，“反讽”就成为新批评最常用的概念之一。

    从语义学立场来看，“反讽”本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或“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反讽”中，字面上的意义与实际的意义有所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根据语言学观念，任何一个符号都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当中，符号的意义会因语境而产生变化。“反讽”产生的原理同样如此。在“反讽”现象当中，语言符号巧妙地使用某个特定的语境，从而让一个符号不再表达其本义，而是表达另一个相反的意义。这样，一个“反讽”就产生了。

    从符号学能指与所指构造角度看，“反讽”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情形。语言本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确定不移的、无可更改的。然而，“反讽”的出现却使一个符号的能指不再指向其约定俗成的固定所指，而指向另一个能指。

    科学文本对语言的使用就完全合乎语言的约定规则和编码原则，坚决避免出现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文学文本则有意采用各种手法来违反语言的约定规则，从而使文学文本成为语义朦胧和复杂的符号系统。

    不难看出，“反讽”的实质仍然是语义的变形化和复杂化。在新批评看来，“反讽”是“文学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形成“文学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反讽”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偶然使用的语言技巧，或至多是一种修辞格。新批评则将“反讽”上升到“文学性”的高度，将它视为语义变化的典型现象，从而使之成为文学文本的根本属性。维姆萨特与布鲁克斯在其合著的批评史中坚持将新批评改名为“反讽诗学”（ironic poetics）。关于“反讽”，他们明确指出：“我们可以把‘反讽’看成一种认知的原理，‘反讽’原理延伸而为矛盾的原理，进而扩张成为语象与语象结构的普遍原理。”既然“反讽”是一种语义变化，尤其是字面义与真实义的矛盾状态，那么其语义结构一定会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构成形态。赵毅衡先生在《新批评》一书中曾把“反讽”分为“克制叙述”“夸大叙述”“正话反说”“疑问式反讽”“复义反讽”“悖论反讽”“浪漫反讽”和人物主题与语言风格上的“宏观反讽”等多种类型。无论何种“反讽”类型，都呈现出语义叠加和语义多重的特征。它大大增加了文本的语义层次，有力地强化了语言的可感性。

（选自文字《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有改动）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鉴。把握的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例如“郊寒岛瘦”中，何谓“寒”？何谓“瘦”？说这话的苏东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郊、贾岛这两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

那么诗歌的艺术分析依据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诗歌语言。当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语言。但小说、戏曲还有故事和人物，诗歌（抒情诗）连故事、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予读者的就是语言。所以诗歌的艺术分析第一步就是语言分析。如果从语言学角度给诗歌一个定义，不妨说诗歌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书面语言，成为了特异的语言形式。诗歌另有一套属于诗歌王国的语言，中国诗歌对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警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言的启示性，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甲】

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就是意象分析。诗歌的艺术分析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得意忘言是诗歌鉴赏的法门。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上可以寻到不少。其一是词语的精炼与意象的密集。中国诗歌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当丰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乙】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意象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中国诗歌艺术的另一个奥妙在于意象组合的灵活性。在这方面，汉语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靠意合而不靠形合，中国诗歌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连词、介词往往省略。词和词，句和句，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强了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更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由语言和意象的研究再进一步就是意境和风格的研究。词语的组合构成诗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看到诗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察读者的鉴赏心理。诗歌的意境和诗人的风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诗中经常出现某一种意境，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某一种风格。诗歌艺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对诗人风格的描述，只能是一种近似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很自然的。

诗歌的艺术理论、艺术分析、艺术鉴赏，单从诗歌本身入手，就诗论诗，难以得其三昧。诗歌艺术和哲学、宗教、绘画、音乐有密切关系。诗的思维离哲学思维是很远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既深入到言、意、象、境和风格的范畴，又旁涉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遂能充分展示中国诗歌艺术的完美与晶莹。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

材料二：

从根本上说，文学的欣赏活动，凭借语言这种无所不在的符号来进行，从符号再返回丰富的世界中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诗歌的欣赏活动更是一种确切意义上的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想像活动。想像不仅对于诗人的创作是一种必要，对于读者的欣赏也是一种必要。可以认为，诗人通过想像创造出了诗的形象，读者通过想像正确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形象。【丙】

当我第一次读崔颢的《长干曲》的时候，由于想像的展开所获得的愉快，至今还记得。这一首诗只有20个字：“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整首诗不作任何描写叙述，但一个青年女子活泼、爽朗而又令人亲近的形象跃然眼前：长江上两舟相逢，一个船家女，主动打问迎面而来的男子家住何处，是哪里人，她不等对方答话，又立即作了自我介绍。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女子的自语，或理解为她因自己的热情主动而显得唐突，想极力掩饰自己的羞窘：“停船相问，别无他因，也许你我是同乡……”长江滔滔，两舟邂逅，一对青年男女的友好相遇所引起的新鲜与亲切之感，通过读者自由的想像得到了显现。这是想像在欣赏中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欣赏是一种再创造。

一般说来，优秀的诗篇总是避开直说。由于不直说，因而增加了欣赏者的困难。诗人总是不直接向读者灌输，他们只是含蓄地点拨你，然后给你天女散花般想像的自由。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是说明着什么，而是隐喻着什么。这是诗的一般规律，也是欣赏诗歌必不可少的一种思想准备，或者叫做训练。【丁】要善于寻找并判断诗人提供的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思，欣赏活动不可停留在表面意思的掌握上。

（节选自谢冕《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