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3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9331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亿部，未来几年每年更新量可能达到4亿至5亿部，而此前已经沉积了约10亿部废旧手机，但目前却只有2%左右的回收率。

    手机属于电子产品，在蕴含多种贵金属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处理不当，这些资源反而会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即使手机闲置在家，也终将会老化，面临被丢弃的结果。随意丢弃这类电子产品很容易将其中的汞、铅、水银、镉、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以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水、土壤和大气中。

    再者，由于我国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刚刚起步，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之后，难免混入其他生活垃圾之中，进入填埋场或者是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手机塑料外壳，还是锂电池，燃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将直接造成污染甚至致癌。

（摘编自中国环保在线网《废旧手机回收之路遇阻沉默的千亿市场何时爆发》）

材料二：

    有业内人士透露，以5—10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200—300g黄金，1000—3000g白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而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要远高于一吨金矿石的黄金含量。

    废旧手机拆解，这是“暴富”的生意。但同时，在“洗金”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拆解后废弃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如何培育消费者的回收习惯，也是个难题。一来，消费者缺乏对回收商的信任，担心信息安全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对回收手机的价格，消费者也会经常和回收商产生分岐。

（摘编自《天津日报》，《废旧手机都去哪儿了》）

材料三：

    手机厂商回收旧手机，即便定价偏低，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无需消耗用户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还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欺诈现象，关键是渠道正规、用户对其信任度高。

    在当前来看，苹果公司的做法值得其他厂商借鉴。今年3月，在推出iPhone7半年后，苹果再一次上线以旧换新服务，这一次苹果甚至将旧手机的类别扩展到了Android手机。

（摘编自中国通信网《废旧手机回收会不会是手机厂商未来的一个大生意？》）

材料四：

    完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废旧手机的高效回收与合理利用。

    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进行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拆解、处理废旧手机需要走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坚决取缔、严格查办非法手工拆解翻新作坊。

    谁生产谁收购，构建环保回收产业链。鼓励手机生产商完善回收体系，在运营商的营业网点和手机专营商店设置回收箱，筹建网上旧手机回收站等，增加废旧手机的回收途径。

    规范管理回收市场，让用户维权时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在保证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价格，保障用户权益。还要加大对手机信息彻底清除的研究应用，消除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顾虑。

    打造全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手机生产商可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手机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使用周期的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知晓回收手机的价值、流向和处理方式；同时，明确手机生产商的回收责任，将生产、回收数量作为企业测评的重要指标，鼓励企业把回收业务做大做强。

（摘编自《光明日报》《废旧手机回收须完善体系》）

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规、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

    材料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经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之风，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和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令人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

    材料一：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摘编自《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材料二：

（摘编自《2017沪女性调查：二胎生育意愿不高 经济压力成主因》）

    材料三：

    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一时间难以接受二胎，而且如果生二胎还要处理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并且也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中国现在抚养孩子所需的费用并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很多夫妻就打消了生二胎的念头。总体看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而原因无非下面这两点。

    ①抚养孩子需要承受更大压力，并且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二胎政策的放开满足了家庭想要多添一个生命的愿望，但是大部分家庭因为现实原因而无法实现。一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方面开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现在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孩子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②人们思想观念开放，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已被摒弃。

    现在重男轻女的观念越来越淡化，很多人都喜欢小女孩，而且也越来越漠视传宗接代这样的旧思想，生二胎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与其生个二胎还不如集中精力去抚养一个孩子，营造一种自由温馨的环境，勉强生个二胎也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不便，有很多家庭生了二胎之后家庭关系变得很不和睦，尤其是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摘编自《二胎政策放开后，人口却看不到明显增长，原因其实很无奈》）

    材料四：

    韩国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

    瑞典政府认为，生宝宝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父亲也必须承担责任，并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的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

    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公司情况而定，上限是每月3129欧元。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如果一对夫妇为各自的雇主工作超过一年，那么他们都有权请假在家带小孩，直到小孩3岁。

（摘编自《各国推出多项政策鼓励生育：外国为何愿生二胎》）

    材料一：

    由浙江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发起的“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截至2018年lI月，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等7个盟（市）落实项目造林35.5万亩，植树3200多万株，投资1. 67亿元……“蚂蚁森林”项目是蚂蚁金服集团支付宝客户端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减少碳排放量，待能量累积到相应数值后，用户可在支付宝认养一棵虚拟树，由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金服生态伙伴在规划区域种下一棵实体树。

    （摘编自《中国绿色时报》2018年l1月28日）

    材料二：

    淘票票买一次电影票可以生成180g的能量，一个用户在淘票票购票100次就能在蚂蚁森林种下一棵梭梭树，那梭梭树的种树费用就由淘票票承担。同样，盒马鲜生、哈啰单车、饿了么、钉钉等也要为用户的能量付费。当然，在这些可找到源头的能量之外，还有很多普惠性的能量产生场景无法找到源头，只能由支付宝付费。乘坐公交地铁、行走、线下支付……这些找不到源头的能量场景均由蚂蚁金服买单：蚂蚁森林表示，他们还在做开放的伙伴计划．，这些能量场景的入驻都是开放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开放。你种下的梭梭树、红柳、胡扬、樟子松、柠条并不都是支付宝出钱，这个事实有没有颠覆你以往的认知。你在蚂蚁森林里兢兢业业地收能量、偷能量、种树；蚂蚁森林用能量“勾引”你用淘票票、飞猪买票，用哈啰、乘车码出行；而为你低碳行为买单的企业则在用蚂蚁森林能量吸引你的消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亏。在这过程中，你用自己的低碳环保行为种了树，商家用能量赢得了你的消费，支付宝的蚂蚁森林拥有了超高好评，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种高级的公益。

    （摘编自《新浪财经》2019年7月12日）

    材料三：

    来自浙江的“90后”小伙沈钧亮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靠种树站上了联合国领奖台。当地时间9月26日晚，沈钧亮作为支付宝蚂蚁森林5亿种树人的代表，在纽约颁奖典礼现场接过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一周前，联合国环境署宣布，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2019年地球卫士奖的“激励和行动”奖项。这也是继塞罕坝林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之后，中国的绿色创新项目连续第三年获此奖项。“改变世界是意外的，但我自己首先被改变了。”在颁奖典礼现场，沈钧亮分享了他的种树故事：玩蚂蚁森林三年，爱上早起和跑步，减掉了110斤体重．种下了14棵真树。“是蚂蚁森林帮我养成低碳生活的好习惯，这三年，只要能走路我就不会坐车，”沈钧亮表示，坚持走路和跑步很辛苦，但想到自己努力种下的树正在守护地球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我跟地球一起变好了。”就在地球卫士奖颁奖当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官网宣布，因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路径探索和积极示范作用，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应对气候变化项“灯塔奖”。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9月27日）

    材料四：

    “蚂蚁森林”由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于2016年8月在支付宝平台推出，用户通过在“蚂蚁森林”里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在线支付水电费等低碳行动积攒“绿色能量”，在手机里“种树”。用户每养成一棵虚拟树，“蚂蚁森林”和公益伙伴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截至今年8月，5亿“蚂蚁森林”用户累计碳减排792万吨，在荒漠化地区种树1. 22亿棵。蚂蚁金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表示，“地球卫士奖”是对“蚂蚁森林”项目的肯定。技术和开放平台让人人参与低碳生活成为可能，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参与者。过去3年“蚂蚁森林”影响了5亿人，未来3年“蚂蚁森林”的目标是带动全球10亿人参与低碳行动。在防治荒漠化、保护环境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如何让农民的收入更多来源于青山绿水。除了通过种树提供就业机会外，还希望通过农产品开发项目、电商平台等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