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在1898年光绪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情况下，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可以说，这是清末变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材料四：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阅读下面材料：

材料一：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呜呼！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夫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各国治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之盛，迥非匈奴、突厥愚犷之风。……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狂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

请回答：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

经过鸦片战争，少数有识之士更认识到外国有所长、中国有所短，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思想。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林则徐曾奏言：“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致尚形棘手。”此语后来被魏源表述为：“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材料二

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达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警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