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书画的鉴藏

    中国宫廷书画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魏晋开始，个人书画创作开始风行，宫廷对书画作品的收藏随之发展。南朝政权更迭迅速，宫廷藏品几乎成为末代帝王的随葬品。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书画名品源源进入皇家“秘府”，然而“安史之乱”则使自太宗朝积累起来的唐内府书画藏品“耗散颇多”。宋代内府书画收藏在徽宗时达到鼎盛，《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其辉煌的见证，然“靖康之变”，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宫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当可观，后来则每况愈下。明代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的书画收藏之盛甚至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但松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断流失，后期更将书画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的“折俸”。

    书画收藏历来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内府与民间私人收藏）两个方面，又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清代皇室书画收藏不仅远胜于私家收藏，而且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画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后来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许多著名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亦陆续归入内府。臣民对帝王的进贡也是清宫书画收藏的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清自入关后经四代积累，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

    在清宫书画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办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乾隆皇帝后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御题《“四美具”赞》，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此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最全的一次汇集。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为古书画收藏最集中的殿阁。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曾经专人鉴定，尤其是乾隆朝，更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类编目，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进行鉴定和品评，区别上等、次等，并分详简著录。其成果体现在奉敕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三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书画作品一万多件。

（节选自郑欣淼《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有删改）

    相较于传统纸质书籍，电子书终端存储量大，轻便易携。一张小小的存储卡可以存放数万本图书，既节省空间，又节约纸张。有的终端还可以随时随地无线上网，即时下载最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读者可以打造个性化的个人图书馆。此外，很多电子书终端还具有快速检索、语音朗读、电子词典等功能，相对于纸质书籍，可以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随着国内电子书市场持续升温，电子书读者也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专业电子书终端的用户在不断增加，但就市场份额而言，通过手机、上网本、平板电脑、MP5、掌上游戏机等终端阅读电子书的读者仍占主流。

    据了解，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电子书终端价格在两千元到三千元之间，超出了许多消费者的心理承受价位，大多数消费者期望其价格能在千元以下。

    其实用手机等终端阅读电子书也存在问题。杨同学向记者表示，很多网上下载的电子书的格式手机不支持，无法阅读。一些新出版的畅销书，网上一般也下载不到。至于平时写论文需要的学术类参考书，电子版本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消费者需要一款专业阅读功能强大，又能兼顾便携性和其他日常上网等功能的电子书。

    内容和终端，是电子书产业发展的两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各种阅读终端硬件一体化和功能的融合将是发展趋势，在此情况下，电子书内容资源的供应就成为电子书普及的主要推手。

    在终端方面，近来苹果iPad等产品的出现使许多电子书硬件生产商倍感压力，他们担心iPad具有的iBook功能会抢占专业电子阅读器市场。对此，上海易狄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辉文认为，电子书与iPad会共同推动电子阅读的发展。iPad等多媒体阅读终端的热销，会促进电子书内容的销售，电子书内容供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终端一体化的趋势下，硬件生产商除了要进一步优化终端解决方案外，还应重视内容资源的建设。

    国外电子书产业非常重视内容资源平台建设，终端产品的设计强调与内容相适应，而国内往往注重终端产品功能的丰富性。但目前国内电子书的内容资源非常有限，许多读者想看的经典书、畅销书，往往难以找到。

    导致电子书内容资源匮乏的原因是当前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不完善。要想丰富电子书的内容资源，必须大力推动出版产品的数字化，加快传统出版内容与终端和平台的对接。政府部门应尽快建立适用于数字出版领域版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权利人利益。

悲剧美的音乐诠释

    ①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音乐中的悲剧美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的、极有光彩的组成部分。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

    ②悲剧美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悲剧”，也不同于戏剧体裁中的悲剧，而是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所以它既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戏剧体裁中的悲剧有着内在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美学悲剧包括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事件,包括了一切艺术对这种苦难现象的表现。悲剧性的审美意义“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的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悲剧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类似，必须能使人兴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的一种”。这表明悲剧是一种富于哲理性、崇高的艺术。不过，并非所有的崇高都是悲剧，也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属于崇高，那些表现英雄牺牲的悲剧性，具有震撼力，本身就与崇高相通。但具有正面素质的“小人物”的悲剧则是在社会生活中遭到不应有的痛苦而引起人们同情、沉思。这类悲剧性与崇高相去甚远。然而悲剧的效果就在于通过描写人类类似的苦难，来引起人民的恐惧与怜悯，从而净化和陶冶情操。

    ③大多数美学家认为，悲剧除了痛感之外还能给人一种深层次的快感。音乐作品中存在大量以悲为美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有过这样的解释：“怜悯和恐惧是人们最容易滋生的两种情感，必须用悲剧、音乐等艺术手段，将这些容易滋生的、过分强烈的、搅乱平静生活的情感宣泄净化，而重新回复心理平衡。”悲剧的目的不在于让人沉浸在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之中，而是使人的灵魂重新进入一种平静安宁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着自由的喜悦。

    ④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的舒张，而所谓的“生存快乐”，只有在受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熟知的贝多芬，他的幸福恰恰源于他的痛苦压抑和孤独。在他三百多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都化作了深沉壮美的音响世界。他用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用充满斗争精神的音乐与命运抗争、与黑暗的现实抗争。一切具有悲剧美的哀伤里，都能发现可以化作积极力量的因素。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充满了人生不幸的控诉，音乐中刻画的社会冲突性，认识悲剧的深刻性，表明了悲剧美正是源于痛苦，这种痛苦又代表着神圣精神力量的升华——从痛苦走向欢乐。

    ⑤悲剧不是重在对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对反抗苦难和毁灭中所呈现出来的抗争之美的表现上，只有对苦难和毁灭的抗争，才能够揭示出人性中的美，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全部光辉，张扬人的生命本质。

    ⑥音乐的审美功能在于它能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使人们在音乐中找到自己与人类世代流淌的情感之流的连接点、交汇点、融合点。并在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感流入自己的心灵。音乐用其特有的方式诠释悲剧美，引导人们进行真理的探索和伦理的追求，在强烈的感动和激荡中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力量。

（节选自《文艺生活》，有删改）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但是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像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孔子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适；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也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的。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孔子和孟子相去约两百年，时局已有很大变化。

    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

    （节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城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和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