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看病   
      ①儿子比我高了。
      ②一天，我看他打蔫，就习惯地摸摸他的头。他猛地一偏脑袋，表示不喜欢被爱抚。但我已在这一瞬的触摸中，知道他在发烧。
      ③“你病了。”我说。“噢，我还以为是睡觉少了呢。妈妈，我该吃点什么药？”他问。
      ④孩子一向很少患病，居然连得病的滋味都忘了。我刚想到家里专储柜里找体温表，突然怔住。因为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孩子有病，一般都是自己在家就治了。他几乎没有去过医院。
      ⑤“你都这么大了，你得学会生病以后怎么办。”我说。
      ⑥“我早就知道生病以后怎么办。找你。”他成竹在胸。“假如我不在呢？”“那我就……就找我爸。”
      ⑦也许这样逼问一个生病的孩子是一种残忍。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必须独立面对疾病。既然我是母亲，就应该及早教会他生病以后该怎么办。
      ⑧“假如你最终也找不到你爸呢？”“那我就忍着。你们早晚会回家。”儿子说。“有些病是不能忍的，早一分钟是一分钟。得了病以后最应该做的事是上医院。”“妈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今天独自去医院看病？”他说。在病中，孩子依然聪敏。“正是。”我咬着牙说，生怕自己会改变主意。“那好吧……”他扶着脑门说，不知是虚弱还是思考。“你到外面去‘打的’。然后到××医院。先挂号，记住，要买一个本……”我说。“什么本？”他不解。“就是病历本。然后到内科，先到分号台，护士让你到几号诊室你就到几号，坐在门口等。查体温的时候不要把人家的体温表打碎……”我喋喋不休地指教着。“妈妈，你不要说了。”儿子沙哑着嗓子说。
      ⑨我的心立刻软了。是啊，孩子毕竟是孩子，而且是病中的孩子。我拉起他滚烫的手说：“妈妈这就领着你上医院。”他挣开来，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要去找一支笔，把你说的这个过程记下来，我好照着办。”
      ⑩儿子摇摇晃晃地走了。从他刚出门的那一分钟起，我就开始后悔。我想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在孩子有病的时候，不但不帮助他，还给他雪上加霜。我就是想锻炼他，也该领着他一道去，一路上指指点点，让他先有个印象，以后再按图索骥。虽说很可能留不下记忆的痕迹，但来日方长，又何必在意这病中的分分秒秒。
      ⑪时间艰涩地流动着，像沙漏坠入我忐忑不安的心房。两个小时过去了，儿子还没有回来，我虽然知道医院是一个缓慢的地方，心还是疼痛地收缩成一团。
      ⑫虽然我几乎可以毫无疑义地判定儿子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如果寻找什么适宜做看病锻炼的病种，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我还是深深地谴责自己。假如事情重来一遍，我再也不会教他独自去看病。万一他以后遇到独自生病的时候，一切再说吧。我只要这一刻他在我身边！
      ⑬终于，走廊上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只是较平日有些拖沓。我开了门，倚在门上。
      ⑭“我已经学会了看病。打了退烧针，现在我已经好多了。这真是件挺麻烦的事。不过，也没有什么。”儿子骄傲地宣布。又补充说：“你让我记的那张纸，有的地方顺序不对。”
      ⑮我看着他，勇气又渐渐回到心里。我知道自己将要不断地磨炼他，在这个过程中，也磨炼自己。
      ⑯孩子，不要埋怨我在你生病时的冷漠。总有一天，你要离我远去，独自面对包括生病在内的许多苦难。我预先能帮助你的，就是向你口授一张路线图。它也许不那么准确，但聊胜于无。
                                                                                                                                                          （作者：毕淑敏 选文有删改）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徐怀谦

       从报上读到一则《我们到底有多穷》的故事，讲一个富翁带自己的儿子去乡村旅行，本意是想让儿子看看农场的人有多穷而他们有多富。可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儿子却说：“我看到他们养了四条狗，而我们只养了一条；我们家有喷泉，他们家旁边却有一条没有尽头的小溪；我们家花园里的灯贵得要死，但还是没有他们家房顶上的星星好看；我们家的花园很大，但是他们家的后院大得能看到地平线——父亲，原来我们这么穷。”

       我们得承认，这个富翁的儿子是很有智慧的。他能从常人以为富裕的生活中发现贫穷而从常人以为贫穷的生活中看到富足。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穷富是相对的，正如幸福感是相对的一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富翁的儿子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他只是来农场做短期旅行。如果要他在农场和城市之间选择长期居住地的话，他最终选择的可能还是城市。因为即使城市再穷，城市仍具有购物方便、交通便利、文化生活丰富、医疗设施齐全等诸多有利条件，这正是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大城市的原因所在。

       我当然不是要比较城乡的贫富差别，而是想提醒国人“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有的人可能会不屑地说：你这个论题本身就错了，现在需要争论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富”。是呀，媒体上已经报道了中国的亿万富翁有多少，百万富翁有多少。最近的例子是有一名深圳的生意人报名参加明年的太空亚轨道飞行，光报名费就达百万元。不管是通过合法的、非法的还是违法的途径，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第一，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穷到什么程度？电视上说过一个小例子。有位城里的学生写信要“手拉手”的小伙伴给自己寄一张彩照过来。等啊等，好多天过去了，他终于等来了小伙伴的来信，不过里面装的是一张黑白照片。这位家住山沟的小伙伴在信中说，为了照这张照片，他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去拍照。第二，在物质文明大大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赤贫儿。他们居华厦，食有鱼，出有车，可以花上千元看一场明星演唱会，却不肯为希望工程捐一分钱；他们可以为冬日都市里的一只流浪狗奔走相告，买狗粮，送狗衣，争献爱心，却不肯为身边的一个流浪汉送去哪怕一件单衣；他们可以在赌场里、在酒桌上挥金如土、通宵达旦，却不肯拿出哪怕几分钟读一本益智的书……在很多人身上，真的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高低，物质的富裕与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精神上是否富有。“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正视中国还有多少绝对贫困人口，而且要看到在少数富豪身上，在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那些人身上，为什么存在那么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包括诚信危机）。前一种穷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消灭之；后一种穷的可怕在于，打个比方，由绿洲变成沙漠容易，而由沙漠变回绿洲则难乎其难。美国牧师比彻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生活是荷包满满，就会称心如意。人的幸福主要取决于其性格……如果品位高雅，情感真挚，心境磊落，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慈爱，并且慷慨济助；如果以热心公益之手从事于美化社会的事业，促使社会更加高尚，那么富人才是快乐的。”

       请人们学一学那个富翁的儿子吧，面对着小溪、星星和地平线，由衷地说一声：“哦，原来我们这么穷！”

秋天的怀念

    ①双腿瘫痪以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我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锤打这两条可怕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②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睡不了觉。

    ③那天我又独自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就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④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⑤领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决没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⑥邻居家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⑦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独立宣言

龙应台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安德烈，那一刻就是儿子在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我没办法应付这局面，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计程车回家，结果电话里妈妈说计程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十六岁的菲力普曾经说：“妈，我觉得，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份。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力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力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努力在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力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2007.4.25

（选自《亲爱的安德烈》，有删改）

链接：安德烈，龙应台长子，生于台湾，八个月大时随母移居欧洲，十四岁时，龙应台离开他，返回台湾，母子年龄相差三十岁，且存在中西文化差异，为了重新认识成年的安德烈，龙应台用书信与他交流，母子俩用了三年的时间互相通信，这些信后来汇集成书信体散文集《亲爱的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