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就在刚才，上海法院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正式成立。这一法庭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破产法庭是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此前，深圳、北京已经相继成立了破产法庭。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2019年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挂牌成立系全国第三家》）

    材料二：

    根据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据些，企业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通常有三种结果，和解、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股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债权清偿率通常高于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可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申请，假定企业能顺利完成重整，则必须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申请重整；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准许公司进行重整；3、制定重整计划，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提交法院裁定批准计划；4、计划批准后，重整计划需按期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收到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后，重整顺利完成。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2007—2017年发生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注）在49家发生重整的上市公司中，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共计24家，占比49%，民营企业21家，占比43%，另有3家公众企业和1家集体企业。（以进入重整程序前一日的公司属性为准。）

    （摘编自“搜狐网”，《49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最全梳理》）

    材料四：

    破产保护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后：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雇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如果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它的债权人暂时就不能去追究这个企业的债权，企业就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在申请破产保护的这段时间之內可以想办法，一旦公司通过破产保护，走出了破产法庭以后，相当于把身上的债务甩掉了，可以轻松上阵。

    破产保护除了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局部利益外，它还有利于防止出现大批失业，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两不仅局限于艺水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材料一：

王维笃志奉佛，对其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佛教术语，而是禅境的那种深入到诗人审美意识和骨髓中的空、静、冷、寂的境界，从而形成最能代表士大夫简远、闲淡的人生风格和诗歌风格，使王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成为与李杜鼎足而立的大家。禅对王维诗的影响更多的是使诗人的诗得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审美境界，甚至可以说是开拓了一片新的艺术天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派诗风：空寂、清幽。

王维在社会政治和自然山水中的心情基本是平静的，他消除了对政治与自然的比较意识，因而既没有超越者的快意，也没有失意者的心累。他的山水诗常常表达一种悟禅得道的瞬间体悟。

王维终身在官场，却能得到入道的超脱。他将政治功利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而又陶醉于山水田园的自适。

王维精通佛理，并在自然和社会中实践佛理。在观察自然山水方面，寻得自然万物之真趣。王维的山水诗以超脱生活为动机，而又回到了生活之中，自然山水在他心中唤起美感，包括自我、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因素，同时又超出了这三者的实际内涵，别具情趣。

王维所处的时代，没有社会恐惧和政治忧患，却有了禅宗的超越哲学。王维的山水精神，就是在这种宗教信念的支配下，从哲理的高度彻底解决对生存空间与时间的疑惑，使政治、自我、自然三者由分离到合一，而且在生命价值上平衡了政治功名与自然山水的关系，使其山水作品具有无尽的禅趣。王维的山水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习佛参禅生活的一部分。“他一方面徜徉山林，一方面躬行奉佛，这两者互为依辅地结合在他的生活之中。他在倾心奉佛时不忘寄情山水，在欣赏风景时又从事佛教修行。”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品就是他隐逸生活的写照。他的山水田园诗，多追求一种寂静清幽的境界。王维多次隐居，曾经在嵩山、终南山、辋川等地的山水胜境中生活过，对那里的宁静、优美景色十分喜爱，并有真切的体验，所以他的诗能够创造出寂静清幽的境界。

王维的山水诗充满着禅趣，他生动地传达出了自己微妙的神悟体验，表现了一种以静为终极目的的动静情致。他特别醉心于表现自然界的静态美。在他心中，大自然的一切运动，最终是导向静穆的。他在很多诗句中的动静描写，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结构，“静”的永恒与“动”的虚幻相映衬，使意境中的禅趣表现得幽妙而深切。王维这种诗禅一体的和谐是如何完成的呢？习佛参禅极大地改变了王维的世界观，他以虚空一切的心灵彻悟代替了对纷纭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自然物象进入他的视野，便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无待、忘我、超然物外的空无意念，这就是王维的内在心理。在创作中，他用自然物象与心灵感悟的契合，使这种内在的空无意念自然外化，便形成诗禅一体的意境。那淡远含蓄、玲珑澄澈的意境，沈是诗性的智慧和佛性智慧的闪光。

王维在中国山水田园诗上的贡献，就是以佛禅意识为内在精神，去体认和表现生命和自然，在一种特定的宗教体验中去幻构理想的心理时空，开拓山水诗的意境。

（摘编自《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材料二：

王维丰富了山水诗中的禅意，开创了禅意境界的新起点，开创了唐代的水墨山水画和泼墨山水画，对后世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时期的绘画形式主要有壁画、石画、砖画和绢画，主要由图形和颜色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体现在艺术中，画中的铭文也是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隋代绘画风格承前启后，具有“精、妙、美”的特点。唐代绘画在隋代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山水画相继成熟。盛唐时期不仅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佳作云集、风格新颖的时代。不同地域文化的绘画手法相互交融和反映，形成了一种流行的新形式。宋代的苏轼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董其昌推崇“文人画”，以唐代的王维为文人画始创者。在明末清初文人画迎来了鼎盛的时期。通现出了许多项尖的文人画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四僧”，而“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和石涛最为突出。陈师曾认为文人画有四种元素即品格、知识、才智和思想，有了这四种元素，文人画才能得到提高。文人画追求的不是绘画技巧本身，而是“画外之意”。这种“画外之意”是“文人画”的含金量高于“画家画”的根本原因。绘画中的环境是可以描述的，但绘画之外的意境却很难找到，因为“绘画之外的意境”需要丰富的学识和生活积累才能实现。文人画家必须是善诗的文人、任性率直的画家和重视道德的书法家。文人画在观点上是写意的，在表达的本质上寻求图像之外的兴趣，而不是注重现实主义。文人画家都以一颗空旷宁静的心，深刻体会大自然的无言之美，也透视生命之根。在万物自由的大背景下，活着的人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也很自在。在这个天人无声交流的契机下，绘画的情感从文人的心中涌出，活跃于画幅上。

（摘编自魏宝丽《论王维山水诗的禅意》）

老街书楼

徐贵祥

我记事时候的安徽六安洪集老街，基本上是一个遗址了。但是，老家的长辈说，洪集原来是一个大商埠，传说中的娥眉州呢。

几十年后回忆洪集老街，确实能看到往昔繁荣的蛛丝马迹：以老街十字街为原点，东北方有杜家老楼，西南方有窦家老楼，东南方有一座清真寺，西北方有一个娥眉塔，正东方是汲河码头，正西方是尚善街……而在老街的周边，有文昌宫、山西会馆、南天门、月牙堂、瓦门楼，等等。不过，这些景观后来都被拆除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老街除了有一幢被称之为“百货大楼”的综合商店以外，还真有一幢红顶小楼，虽然只有两层，但是每层都有五米以上，再加上地基较高，在平畈上鹤立鸡群。我记得一个景象，好像是个阴天，站在两公里外的新街往东边看，老街方向烟柳婆娑，掩映红楼一角，如梦似幻。

我的故事就从这幢小楼说起。十岁前后我就住在这幢小楼所在的院子里，那个院子叫公社大院，附近还有卫生院、信用社、食品站等小单位。这些小单位的孩子和公社大院的孩子加起来，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每天晚上，不管月黑风高，还是月牙挂梢，都要“打一仗”。

当然，这些“战斗”其实都是游戏，主要模仿《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两军会师，要先商量好，谁演杨子荣和郭建光，谁演座山雕和胡传魁。^①“开战”之后，就五花八门了，有时候“郭建光”被“座山雕”掐住了脖子，有时候“胡传魁”被“杨子荣”摔了个嘴啃泥。那年头，基本上没有文娱生活，恰好是孩童之间的游戏，让我们知道了“智取”“伏击”“奔袭”等概念。所以我说，十岁前后的游戏，既是我的少年军校，也是我的少年艺校，它为我提供了军事和文艺双重启蒙。

应该是比十岁稍微大一点，同伴乔大桥得到一个“情报”，说是有不少旧书，还有画册子，也就是连环画，两麻袋，至少有三百本，堆在曹三饭店的柴房里，给他当柴草用，抵饭钱。

我的天啦，三百本画册子，要是搞到手，那不就发财了吗？

我们这个老街，哪里来的这么多书和画册子呢，这又要从头说起。

洪集的学生上中学，大部分都在叶集中学，而叶集是“未名四杰”的故乡，鲁迅创办的未名社，主要功能是翻译出版，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都是翻译高手。除此之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蒋光慈、文化名人张目寒，都跟叶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文学大家往家乡倒腾了不少图书，大都放在叶集中学。特殊年代里，叶集中学一度停课，学生不上学了，从图书馆借的书也不用还了，都带回家。粗略地估计一下，在我小学至初中期间，洪集老街一百多户人家，至少三分之一家庭都有书柜。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乔大桥的“情报”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各回各家鬼鬼祟祟地吃了饭。大约晚上七点多钟，在小楼下面集合完毕。我们按计划秘密潜入曹三饭店后院，乔大桥命令陈肖江站哨，然后带领我和乔二桥、吴刚、张吉一干人等，翻墙进入院子。我们的行动进展很顺利，乔大桥让我在院内充当第二道岗哨，然后他带领其余的人直接进入柴房。很快，乔大桥他们出来了，满脸晦气。我问怎么回事。乔二桥说，柴房里啥都没有。

我们刚刚离开曹三饭店，就被一堵人墙挡住了去路。乔大桥定睛一看，惨叫一声：坏啦，快跑……

说时迟那时快，哪里还能逃得了？那堵人墙是我们的父亲——陈肖江的爸爸首先冲上来，将他抓小鸡一样缚住了双臂，其他几个孩子也纷纷束手就擒。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洪集公社大院传出阵阵哭声，包括本人在内，至少有六个孩子被打屁股。原来我们的行动被公社炊事员陶大伯发现了。他在学校里找到我们的爸爸，他们正在开会，所以一起出动，打了我们一个“伏击战”。

后来我们得知，那批书，不在曹三饭店，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公社大院的小楼里。事情的真相是，那批书，被乔大桥的爸爸乔书记拦截了。他下令送到公社食堂，交给炊事员老陶当柴火用。老陶几乎是个文盲，但是他觉得所有带文字的东西都很金贵，哪里舍得烧火啊，就把那几麻袋东西都背到小楼的二层，一把锁锁上了。

消息证实后，乔大桥召集我们开会，商量怎样从陶大伯那里弄到钥匙。商量来商量去，都不是办法，最后决定，还是“夜袭”。

那是夏天，农历十六，月亮正圆。当天晚上，乔大桥组织我们几个“勇士”，架上人梯，从窗子里翻进去，果然发现，有几麻袋书，其中一麻袋是画册子。乔大桥规定，为了防止被发现，一次只能偷出十本，大家轮流看，看完了交换，交换完了把这十本放回去。

那个夏天，我们这群孩子就像找到了天堂，一次又一次从小楼里偷出图书。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有连环画《三国演义》《平原枪声》《我的大学》，还有小说《茶花女》《红楼梦》《烈火金钢》《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等。这些经典作品，是我的文学启蒙。

三十年后，我在部队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有年探亲回乡，去看望陶大伯，说起这件事情，他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臭小子，自以为聪明，你们每次飞檐走壁，我都在一边替你们站岗，有好几次，你们溜走了，连窗户都没有关好，是我替你们关的。”

我问：“乔伯伯知不知道您暗中帮助我们偷书？”

陶大伯沉吟一会儿，一拍巴掌说：“你说乔书记啊，臭小子我跟你讲，把书送到我手上的时候乔书记就跟我讲，先别烧，看看有没有有用的，留几本给孩子们。臭小子我跟你讲实话，我哪有那个文墨去看有没有用啊，我知道你们识文断字，都有用。前年乔书记回洪集还跟我讲，老陶啊，当年的那些孩子里面，出了一个作家，老陶你也有一份功劳呢。”

【注】杨子荣、座山雕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郭建光、胡传魁是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人物。

（有删改）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 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的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继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  “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 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狭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明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