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尼先驱早报》22日报道，考古学家在澳大利亚内陆的满谷国家公园发现大批冰河时期的人类足迹，年代在1.9万年到2.3万年前，是全球所发现最大一批、也是至今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远古人类脚印。

    这批脚印共有457个，位置在新南威尔士州满谷国家公园的威兰德拉湖附近的潮湿的粘土区，时间是在地球上一次冰河时期的高峰期，足迹中包括小孩、青少年和成年人，长度在13厘米到30厘米之间，从脚印的形状和深度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人有的在跑，有的在走，有的足迹显示有人在打猎，包括一个身材可能高达2米的男性，他当时奔跑的时速在20公里左右。

    土著人----穆西穆西人中一位名叫玛丽·帕宾的人于两年前发现了第一个脚印，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随后，邦德大学的考古学家斯蒂夫·维博教授于是率队前往进一步挖掘，又发现了450个同一时期的人类脚印，维博说，这些脚印让人们得以一窥当时居住在潮湿内陆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情况，这是通过其他考古证据无法做到的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这些脚趾缝里挤出的泥巴。

    考古队根据脚印的数量、步伐距离等推测留下足迹人类的身材，维博说：“他们很有运动能力，很强壮，我推测此处部分男性的身材相当类似。”维博日前在脚印发现地6公里远处另外挖掘出两具17000年前的人类遗骸。

    这一地区传统的管理者是威兰德拉湖地区世界遗产区三个传统部落年长者社团成员，他们对于这一发现感觉相当高兴。帕宾女士是穆西穆西人的长老，她介绍说，沿着这些脚印走，就象与一个家族一起散步一样，他们是同样的人。她认为：“这些脚印从沙丘下显露出来，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我们的人是多么聪明，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生存。”

    恩吉亚姆帕亚部落长老罗伊·肯尼迪表示，这里很早就是他的部落举行特别会议的地点：“它是沙漠里的绿洲。”大约2万年前，现在已经干涸的湖泊里可能有鱼、贝类和小龙虾。考古小组通过脚印的大小和他们的步幅，推断出这些古人的身高。维博教授最近还在大约6英里以外的地方发掘出两个17000年前的头骨碎片。他说：“当时的人是运动型的，非常强健，身材很好。我认为，在这里的那些人都非常熟悉。”

    该州环境部长德布斯说，这些脚印显示，当时有一大群人在此走动、活动：“我们看到在父母脚印之间有小孩子跑步的足迹，父母以直线前进，小孩子则绕着他们跑。”这些脚印记录了约2万年前新南威尔士州住在这座湖边的原住民生活中的某些时刻，这是很重要的纪录。维博21日先公布了其中124个脚印的研究所得，完整报告将在《人类进化》杂志上发表，参与研究的还包括墨尔本大学以及新英格兰大学的考古学家。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

邹怡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专史，而是一部世界史。其“全新”则在于它是一部由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根据中国和欧洲史家关于中西贸易的记载，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贸易路线，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作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条丝绸贸易的商道，甚至不仅仅是贸易路线。全书25章：丝绸之路、信仰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这样的章节编排固然采用修辞的手法，但它们也提示着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远不止丝绸，金属、香料和玻璃在一些路段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货品的流通，而在于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因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以及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类文明，也自地理大发现以降，深刻地介入了丝绸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亚、西亚与东欧，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主体之所在。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创生成长。而当今，这里既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又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是巧合吗？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间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之路。各种人类文明曾在这里竞演。欧亚大陆上，南部为希腊、罗马、波斯、埃及和印度等各大古国的发祥之地，而北部是游牧民族轮番奔驰的通道，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先后在这条道路上策马西征，形成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彼得•弗兰科潘始终围绕着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他指出，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都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世界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壮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让全球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古代学者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交流智慧和艺术。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摘编自邹怡《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有删改）

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徐贲

    ①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之故。

    ②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

    ③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④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⑤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⑥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文革”的时候，由于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那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⑦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在中国，“屁民”、“草民”……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

    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裁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进而享受这种美。”

（选自《中国古代服饰特点及演变》，有删减）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 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温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 “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 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饺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 “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