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没有）不济（成功）矣。”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的，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且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节选自《中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卢沟桥烽火燃起，作为教务长的他来到校园，日本兵还没到，却看见同胞在翻箱倒柜搬拿东西，一片狼藉，如同自毁巢穴，他悲从中来，放声痛哭。

（引自潘光旦《图南日记》）

②拿学术沽名钓誉的出风头的那些学者不寂寞，我说真实的学者是寂寞的，因为知音者稀。你看潘先生生前，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他呢？他生前寂寞极了。

（邓锐龄访谈录）

当民国范儿遇上物理达人

明心

    80年前，一个有着浓郁民国范儿的23岁才女，踏进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凡的人生之旅。她就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出身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仲裔是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明士绅。吴健雄“健”字辈，排行第二，父亲以“英雄豪杰”依次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父亲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吴仲裔一向重视教育，自然不会错过孩子的启蒙教育。但在吴仲裔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受洋人欺侮，主要原因是科学不发达，因此他时常跑到上海的书店，为孩子们购买一些有关科学知识的图书及报纸杂志。当别的女孩还在为不用裹小脚而庆幸的时候，小健雄已经知道了大气的压力、水的浮力，以及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按照书里看到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开始跟哥哥一起做一些简单有趣的科学实验了。

    等到了上学年纪，在父亲创办的明德女子学校里，十来岁的吴健雄知道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大胸怀，明白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才是最好的学习态度。

    受父亲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吴健雄后来考上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多次到东吴大学听胡适演讲，常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吴健雄曾说，在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胡适先生。她的研究“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后来，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数学系转到物理系。老师同学大为不解，都认为她在数学领域肯定能有所建树，却不知她对物理学早已“情有独钟”。

    吴健雄知道，全球物理研究的顶尖机构在美国，她决定赴美深造。1936年，吴健雄来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然而想进伯克利物理系并不容易，吴健雄需要接受物理系主任柏基的测试。柏基的能力与贡献虽被人称道，但他对外域人和女性存有偏见，吴健雄两者均占。面试时吴健雄一脸的坦然，身着旗袍，举止端庄，有条不紊地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的学习和研究情况。柏基破例接受了吴健雄的入学申请。

    虽然当时西方科学界始终充斥着“物理科学实验是男性领域”的性别偏见，但这种偏见在吴健雄严谨的实验精神和无差错的实验结果面前，一次次被打破。健雄的博士论文导师——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得知吴健雄毕业后苦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拒绝女性作物理教师之时，毫不犹豫地作了她的推荐人，普林斯顿大学破天荒地接纳了第一位物理女教师。

    吴健雄的另一位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正是塞格瑞引导吴健雄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他评论吴健雄：“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理论一提出，便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验证。而吴健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认识到此项实验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同年，她便用无懈可击的实验证实了该理论的正确性。这一实验结果，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也把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推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领奖台上唯独缺了这位女物理学家的身影。

    由于性别偏见而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吴健雄，并没有停下做研究的脚步，她依然穿着自己裁剪的旗袍，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在她眼里“名利可以无视，实验却不可以停止”。此后，吴健雄先后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以及在β衰变研究的其他贡献，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实验等重要成果。

    对名利，吴健雄看得很淡，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中国女性。她钟爱旗袍，每逢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她总是为自己准备得体的旗袍，表示对祖国的尊重；她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书及一些瓷器；演讲中，她都会忍不住提到祖国……

    离家37年后，吴健雄终于在1973年踏上了回国之路，彼时双亲都已不在。1984年，吴健雄参加母校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了明德学校紫薇楼。4年后，又捐出百万美元巨款设立“吴仲裔奖学金”表达自己的寸草之心。1992年，四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吴健雄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

    1997年，吴健雄去世，享年85岁。除了魂归故里，她仅有的遗愿就是向母校捐款200多万元建一座科技大楼。

（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四期，有删改）

时间的隐喻

傅菲

    ①怀玉山脉勒住了缰绳，东奔的烈马停了下来。群山如一锅沸水，暂时不再潽射，水花凝结成了低矮的山冈。龙门山像一把圈椅，新叶村偃卧其中。

    ②在新叶村，我有长久的恍惚；夏日蒸腾般的晕眩、古老巷弄幽深的迷失、池塘倒映出来的幻觉、旧年屋舍散发的阴凉、溪流时断时续的亘古之声、灼日下荷花盛开的夺目光晕——午间酣睡在走廊里的老人，晒在竹圆匾里焦红的辣椒，失去水色又略微卷曲的君子竹叶，剥落了石片的碾盘，千年的水井浮起今晚的淡淡月色——群山在望，苍鹭在茂密的灌木林栖落，指甲花映在门前的空院。

    ③新叶古村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叶氏先祖叶坤从寿昌湖岑畈入赘娘舅夏氏家，繁衍至今，已三十余代。夏氏人丁不旺，被迫外迁，而叶氏根深叶茂，开枝散叶。

    ④桃树茂密之处，即村舍。村舍依半扇形围拢成村落，村落中央有池塘，塘叫南塘，像一块长满了绿锈的铜镜。石砌的塘堤爬上了苔藓。塘口有一片葱油的蔬菜地。水生万物，千年不息。翘起的瓦檐，粉白斑驳的砖墙，窄小的房门，高大的池杉，闲散的人影，它们一并收入南塘，像是沉落水底，又像是浮出波面。南塘成了近似谜语的象征物，宋朝理学家金仁山在规划叶村时，以“山起西北，水聚东南”的格局，开挖了南塘。塘一般用于聚水灌溉，洗衣洗菜。可一座八百年的池塘，更像一座时间的钟塔。它会照见什么呢？年年日日，人在池塘的水影里更替，池边的人最终随星辰落入塘里，钟声会虚化，消失在风里。池塘边站久了，眼球里浮现各色人物，说不清楚他们是谁。他们从不可知之处，来到南塘边，握手相逢，拥抱告别。

    ⑤人工通浚的两条溪流，注入南塘，溪流即是村界，叶氏居于溪内，巷弄沿小溪而建，石板道逼仄幽深。一个人在巷弄走，跫然，每一个脚步声，都是孤独的，仿佛在说：过客，过客。我也是一个人走，脚步轻缓。灰白的房墙有粉屑剥落，露出黑色的老青砖。每一堵墙，斜斜看上去，像被洇湿而后晒干了的纸画，画是写意的山水画，疏淡，空蒙，留白有余。画中不见人影，也不见村舍和田园，只有点点的山影树影，和晚秋的肃穆。巷弄九曲，让我觉得巷弄如干涸的河床，人如无水之舟。交错的巷弄，似乎是一个迷宫，站在巷口，往里望，墙垣劈立，低缓的石板台阶形成的斜坡面，与悠长狭窄的深度，构成了乡人回忆中不可遗忘的角落。

    ⑥在巷弄的尽头，有酒家，屋檐下的纸灯笼，暂时把灯光暗藏在灯芯里、酒是五加皮酒，自家酿的，封在土陶酒缸里，封酒缸口的红布，绷紧，使我深信：这不是酒缸，而是一面鼓。蹦蹦蹦，鼓声雷动，可惜我们听不到——鼓声寂灭在天井的雨滴里（曾经的，将来的）。一株种在石臼里的吊兰，叶厚肥阔，始终不开花。叶村家家户户均自酿五加皮酒，而酒家只有一处。悠闲的人，寂寞的人，劳顿的人，焦心的人，坐在木桌旁，喝一碗，一切烟消散，了悟：人间终究是人间，活着就是做人间的人，说人间的话，干人间的事。

    ⑦叶村多老祠堂、老祖屋、老戏台、老巷弄。它们是叶氏血脉的见证，也是时间顺流而下携带的内含物。让我流连的，是双美堂。这是一栋老民居，有前房、倒房、前花园、后花园，属于徽派建筑。前花园有百年罗汉松和青石水池，天井四根柱子分别是柏树、梓木、桐木、椿木，寓意百子同春，墙上有鹿鹤壁画，后花园有鱼池和吊桥。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有情调的大户之家。

    ⑧晌午，烈日白炽。几个小孩坐在巷弄石阶上，舔舐棒冰。棒冰的水渍淌在他们的手掌上，淌在他们的衣服上。棒冰在溶解。枣树上，压翻了枣子。麻红色的枣子，引来乌鸫啄食，南塘如一块砚台，静默地搁置在叶村这件方桌上。龙门山逶迤，山冈毗连山冈。在群山的起伏里，我四顾茫然。我望望叶村，对时间充满了无比的敬畏。时间是最大的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力，毁灭一切，淹没一切。在叶村，我看到了时间遗存下来的踪迹。这些踪迹，是人间不会消散的体温。

材料一：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网吧上网记录等个人信息。如果说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日常生活里，信息泄露使人们因处于这种“信息裸奔”之中而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事出有因。南都记者曾向警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同样带来了诸多隐患。有关专家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推动“互联网+”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网+”战略不利。就此而言，避免“信息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网+”的基础。

（摘编自《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网社会难以走远》，201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2015—2016网站漏洞可致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对比

2016年网站漏洞可致泄露个人信息规模各月分布

（源自补天平台《2016年网站泄漏个人信息形势分析报告》）

材料三：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网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

    近年来，随着网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1230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2017年8月30日）

材料四：

    要结合《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网络侵权案件可能遭遇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网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网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目前，《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针对实名制的管理法规中，主要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作出规定。在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既包括网络运营者，也包括没有实名认证的人；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既要让网络运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又要以具体情形为根据，追究违反网络实名制的网民的责任。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①日子你要一天一天地过 王开岭

北京台有档周播节目叫《七日》，其广告词这么说：“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一个七日。”我也做电视媒体，按同行眼光，这句话堪称神来之笔，既行云流水勾勒了百姓过日子，又将岁月和节目划了等号，自恋了一把。

可我老觉得哪儿不对，似乎某根神经被偷咬了一口，后恍然大悟：它在光阴上的计量单位——那个“七日”刺疼了我，它等于是在说，人生即一周加一周加一周……

这尺码太大、太粗放了，它把生命密度给大大冲淡、稀释了。若央视“春晚”给自己打广告，会不会说成“生活，就是一个春晚加一个春晚”呢？如此生命换算和记忆的刻度，简直恐怖。

地铁上，忽听一女孩儿感慨：你说哎，日子真快，眨眼又过年了，不就是看了几部剧，听了几首歌嘛，我夏天裙子还忘了穿呢……

是啊，我们对光阴的印象愈发模糊，时间消费上，所用尺码也越来越大，日变成了周，周变成了月，月变成了年……日子不再一天一天地过，而是捆成大包小包，甩手即一周，一月，一年。打个比方，从前是步枪瞄准，现在则像冲锋枪，突突一梭子，点射变扫射，准星成废物。

一把尺子毫米取消了，只剩厘米。

“今天几号啊？”这声音无处不在。

我自己也常想不起日子，甚至误差大得惊人。那天我寄一份文稿，末了署日期，将“2009”落成了“2007”。②我明白，这不是笔误，是心误。

时间的粗化意味着人生的恍惚，知觉的紊乱。

谁还记得时间本来的模样？

最朴素的生命知觉，最正常的光阴感应，如何获得呢？

或许，人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生物。

这个身份和公鸡没什么两样。

我一直凳得，既然生命乃自然赋予，光阴也源于自然进度，那么，一个人要想持有清晰、纯粹的时间印象，就必须回到大自然——到这位天时的缔造者和发布者那儿去领取。

我们要靠冰雪的融化、草根的发芽、枝条的变软来感知早春；要凭荷塘蛙声、林间蝉鸣、旷野萤火来记忆盛夏；我们的眼帘中要有落木萧萧和鸿雁南飞，要有白雪皑皑和滴水成冰……

最伟大的钟表，捂在农人怀里。

大自然的时间宪章，万余年来，一直镌刻在锄把上，犁刃上，镰柄上。立春、谷雨、小满、芒种、寒露、冬至……光阴哲学上，农夫是世人的导师，乃最谙天时、最解物语之人。错过节气，即意味着饥荒，颗粒无收。

看日期，不能只看表盘和数字，要去看户外，看大自然。

大自然从不重复，每天都是新的，每秒都是新的。细细体察，接受它的沐浴，每天的你即会自动更新，身心清澈，像婴儿。

牢记一条：我们是生物，首先是生物。

③若生物时间丢了，即丢了大地和双足。

日子须一天一天地过。

如此，才知时，知岁，知天命。

时间危机，即人生危机。

没什么比握紧光阴更重要。

有一天，突然想起儿时的日历本，即365页的那种撕历，一天一页，平日乃黑字，周末为红绿，除公历日期，还有农历节气。记得每逢岁末，父亲总要去新华书店买本新日历回来，用纸牌固定后挂墙上。早晨，父亲头件事即更新日历，他从不撕，而是用铁夹子将旧页翻上去，所以一年下来，还是厚厚一本。我最喜红绿两页，不仅颜色漂亮，更意味着可罢学了。

许多年了，我未见这种老日历，总是豪华的挂历和台历。本以为它消失了，可去年逛厂甸庙会，我竟然遇上了，兴奋至极。

从此我恢复了用老日历的习惯。

和父亲一样，我也舍不得撕它，只是一页页地翻。

和父亲一样，这也是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道功课。

像精神上的广播操那样。

那感觉很神奇，端详它，就像注视一个婴儿，欣赏一片刚出生的树叶。

一页页地迎接，一叶叶地告别，日子变得清新，丰腴，舒缓。

它每天提醒你，户外——遥远的大自然正发生着什么：雨水、惊蛰、白露、夏至、霜降、秋分、小雪……

我又恢复了“天时”的感觉、光阴“寸寸缕缕”的感觉、日子“一天一天数着过”的感觉。

生活，不再是条粗糙的麻绳，而是一串不紧不慢、心中有数的念珠。

④老日历是我保卫生活的工具之一。

你不妨也试试。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