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小，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我们读书的数确实不多，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然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都有的风景。开会、上课，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为了常态行为，更何况与微信有关的工作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里，盯着微信的时间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打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件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的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让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时间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是无一席之地。书痴，古往今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不思，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不仅无异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的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步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转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个人间转发的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为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广泛传播外，在微信里也是频频被转发。可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这件事就给只专注于微信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面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收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也可以被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尽管说得很慷慨，可连基本的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有说对，但又有谁会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变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就转”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有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中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材料一：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于2017年4月20日19时41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一号”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一款货运飞船，也是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具有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等功能。

    货运系统是中国建成空间站需要突破和掌握的关键技术，“天舟一号”将使中国具备向在轨运行航天器补给物资、补加推进剂的能力，这一能力，是确保未来中国空间站在轨长期载人飞行的基本前提。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21日）

材料二：

    “神舟十号”任务完成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进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而在空间实验室阶段，将突破并验证推进剂补加技术、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奠定基础。

    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成功，用于进一步验证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及一系列空间试验，这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任务实拖阶段。

    为了对空间实验室中航天员长期驻留和空间科学实验进行支持，要通过货运飞船进行货物补给。如果说载人飞船是天地往返的载人工具，那么货运飞船就是天地间运货的工具。中国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基于神舟飞船和“天宫一号”的技术研发，只运货不运人，货物运载量将是俄罗斯进步号无人货运飞船的3倍，在功能、性能上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旨在补给空间实验室以及未来中国空间站的推进剂、空气、航天员的饮料食物以及用于维修空间站的更换设备，以延长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的运行寿命。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由3.35米直径的货物舱和2.8米直径的推进舱组成。货物舱用于装载货物，而推进舱为整个飞船提供动力与电力，推进舱两倒各有一翼太阳能帆板（共三板），后部安装了4台变轨用主发动机。此外飞船还安装了24台姿控发动机。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全长10.6米，最大直径3.35米，质量13吨，最大上行货物运载量约6.5吨。无论是直径、质量还是运载能力，“天舟一号”都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近地轨道上行运载能力约为6.5吨，高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研制的进步号M型（2.5吨）以及日本航空研究研发机构的H -Ⅱ运载飞船（6.0吨），低于欧洲空间局的自动运载飞船（7.6吨）。下行运载能力约为6.0吨。载荷比即运载货物的质量与货运飞船船体本身的质量之比，“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载荷比高达48%，高于日欧的货运飞船。

（摘编自《中国航天报》）

材料四：

    2017年7月2日晚，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消息一经披露，人们不禁扼腕痛惜。

    航天试验从来没有平坦大道，总是与高风险为伴，可谓“刀尖上的舞蹈”。每每遇到瓶颈和挫折，航天人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有时甚至会为航天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航天探索是勇敢者的事业，只有不惧失败、跌倒后重新爬起、继续砥砺前行的人，才能摘得世界科技高峰上的明珠。

（摘编自《中国航天报》评论员文章《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①“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②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③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④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⑤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⑥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⑦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