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荣与辱

梁晓声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积极报名随往。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

    我家住的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

    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

    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的是十来份奖状；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里面装着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

    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子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

    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多年后，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所在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父亲说几句日语，跟工友开玩笑说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结果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独自看仓库，一年见不到几次人，那些白灰水泥就是他从废弃工地的废弃物中捡来的。看仓库的那些年，他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让山下的工地食堂派车上山拉走种出的菜。

    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又见到了父亲。他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

    我曾问他：“爸，你曾是工人，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能没有几种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他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原文有删改）

拜谒芦苇

    或许芦苇并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植物，但我对它却怀着一份敬意与留恋。

    童年的故乡，河边和塬下都有芦苇，美丽婆娑，绵绵一片。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所有的春天都是从那里开始绿的。春日里我们像野孩子一般，欢快的影子在绿绿的苇子里蹦蹿。明净的阳光追逞着我们，洒在苇子上，也温暖地绽开在我们脸上。叶如剑，顺手掐一枝，卷成苇笛。不一会儿，芦丛里便悠悠地飘起苇苗的合奏。风是芦苇的语言，幽幽地呢哝着。站在高处看，那芦塘如一幅青翠的长卷；深深的芦丛是鸟的家，总飘着鸟们的低吟或高歌，此起彼伏。

    盛夏狂风骤雨会常来，风雨中的芦苇翻腾起伏，像泛白的巨浪，像燃烧的绿色火焰。傲岸的身躯侧身相依，紧紧挽在一起，伴着阵阵轰鸣，如旗如幡地漫卷飞扬，任风暴从它的肩背上卷过。一阵阵雨瀑倾泻着，击打着……

    不论风雨怎么肆虐，它们一直抗衡着。不论多久，风雨总会过去，当云开雨住，它们颤动一身血雨，又挺起胸，湿漉漉齐刷刷地立起，昂头向天，威武雄壮，像一群摧不垮，压不倒，却能以柔摧刚的王者。它告诉我，在遭逢厄运的风雨时，要守住心中的信念和生命的尊严。

    后来长大了，我看到了河中沙洲上的另一片芦苇。那是一个秋水暴涨的午后，我的心绪如水一般苍茫。坐在河边的坝子上，看一河卷着杂物翻滚着的浑黄的洪水。河中央狭长的芦洲，全被洪水淹没了，只露出一片细长的苇尖。它们在洪流中挣扎着，时隐时现。这急流，这挣扎着的苇子，霎时让我的心为之颤动。那漫漫湍流，正在演释一场求生的悲壮与惨烈。水面上那一茎茎绿色是那么纤细，却不折不挠，全力支撑着它们孱弱的身躯，艰难地泅渡着。这是一片在狂流中舞动的芦苇，是一片与急流对峙的芦苇。它们坚韧得如一面面希望的旗帜，染亮我的心。它告诉我，生命在激流中，永不会倒下。

    秋去冬来，芦花如雪，一蓬飞絮，白发飘飘，像一群乡野里的母亲——她们轻吟着生命的沧桑。我知道芦苇心中装着无数大地上的事情，但它不说。鸟儿早已飞走，只有阳光薄而柔软地照着它瘦瘦的叶子。它曾春绿夏荣，趟秋雨，冒冬雪，走完它的四季。在它生命的冬天，只闪耀最纯朴的银白。寒风中的芦苇，每个细节都进出它生命最后的重量——那白亮的黄叶和枝干是它生命的全部。经霜后，芦叶干枯，只剩挺直锃亮的枝，那明亮的色泽，就像是它不愿凋零的思想，燃亮了冬天。它想带着这最后一丝光芒，卸下一身负累，随风雪与茫茫荒草为伍，回归大地。它没有一丝凄迷与眷恋，只等农人收割，堆成垛。接着人们又用耙子耧净掉在芦苇地上芦叶，芦荡便干干净净地把自己交付给一场又一场风雪。

    从冬到春，场院里芦苇高高的垛越来越小，它们正在被剥，被剖，被辗，被巧手的人们编成席，编成草盖，编成粮仓，编成各种物什拿到集市上去卖。剩余的枝叶最后被烧，变成冬天走向春天的火焰……到开春，高高的苇垛便全消失了。

    一夜春风，悄然而至，塘水冰融。不几日，白惨惨的芦塘不知何时又冒出淡绿的芦尖。哦，这就是它的又一次生命，只要根在，它的生命便生生不息。

    哦，这就是一种生命……忽地我不禁又想起了那更遥远更崇高的芦苇。那曾在《诗经》中读到的“蒹葭苍苍”，该是最古老的芦苇了，然而它比不上让我动情和惊诧的微山湖的芦苇。我曾坐着游艇在当年游击队与日寇斗智斗勇浴血周旋的微山湖上，看到过如汪洋一般的芦苇。水，滚滚滔滔；芦苇如密密的丛林，如威武的战士，在洪流猛浪中向前俯冲……那情景令人震撼。那天虽乌云笼罩，细雨吹洒，而我却分明看到了它崇高与卓越的光芒。那是在血雨腥风中曾坚强地与敌人战斗过的芦苇啊；那是曾见证过扒飞车，炸桥梁，芦荡飞舟的壮烈的芦苇；那是见证了一个民族在强敌面前挣断镣铐，冲破封锁的不屈的芦苇；那是在苦难中，在生与死的烈火中生长过的芦苇啊!

    佛家说一苇可航，渡尽劫波，那是对芦苇最高的礼赞。其实一个人就是一棵芦苇——一棵在人世的风雨中，艰辛活着的芦苇。但你要坚守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因为正直的人，灵魂永远是站着的。而现实中有太多弯曲的灵魂，也有太多黯淡污浊的生命。

    我常想，芦苇虽不伟岸，不强权，像茅草一样活着，但我却很崇敬它。它不与花争艳，只是淡泊从容度着岁月；它也不争宠邀媚，卑躬屈膝，它只是用它的朴素洁净，坦荡高昂，昭示自己生命的平凡。我不知道一棵芦苇能沽多久，但我分明知道，它的前世今生都是一种永恒的高贵。

    站在芦苇身边，我才发现我的渺小。有那么一天，我能拥有一缕来自芦苇的光芒，照亮我的心灵就够了；有那么一天，我能像芦苇一样，永远清醒顽强守护自己的灵魂，完整地活一生也就够了。

重读荆轲

张承志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今天大家都应该重读荆轲。《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一节，是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那一处处永不磨灭的描写，一代代地感动了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

    独自静静读着荆轲的故事，人会忍不住地想：我难道还能如此忍受吗？如此庸庸碌碌的我还能算一个人吗？

    易水枯竭，时代变了。

    荆轲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不能说书，与武士不能论剑。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喝酒，远远地走到底层去寻找解脱，结交朋党。他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他们相交的深沉，以后被惊心动魄地证实了。

    荆轲遭逢的是一个大时代。

    他被长者田光引荐给了燕国的太子丹。田光按照“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的铁的原则，引荐荆轲之后立即自尽。就这样荆轲进入了太子丹邸。

    荆轲在行动之前，燕太子每日以车骑美女，恣其所欲。燕太子丹亡国已迫在眉睫，苦苦请荆轲行动。当秦军逼近易水时，荆轲制定了刺杀秦王的周密计划。

    至今细细分析这个危险的计划，仍不能不为它的逻辑性和可行性所叹服。关键是“近身”。荆轲为了获得靠近秦王的时机，首先要求以避难的亡命秦将樊於期的首级，然后要求以燕国肥美领土的地图为诱饵，然后以约誓朋党为保证。他全面备战，甚至准备了最好的攻击武器：酒淬的徐夫人匕首。

    就这样，燕国的人马来到了易水，行动等待着实行。

    出发那天出现了一个冲突。由于荆轲队伍动身迟延，燕太子丹产生了怀疑。当他婉言催促时，荆轲震怒了。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觉察。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着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

    但是我想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列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都是为了他的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其实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一个他们私人之间的誓言。直到后日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而匕首现，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地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熏瞎了眼睛，阶下演奏以供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

    不知道高渐离高举着筑扑向秦王时，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表情。那时人们议论勇者时，似乎有着特殊的见地和方法。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时曾阐述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那时人们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田光对荆轲的评价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我无法判断高渐离脸上的颜色。

    回忆着他们的行迹，我激动，我更怅然若失，我无法表述自己战栗般的感受。

    高渐离奏雅乐而行刺的行为，更与燕国太子的事业无关。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截止遏止的藐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

（节选自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

卖书的老李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邂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抑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后来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给我。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

（《百花园》2017年第1期）

篱笆青青

宋长征

    ①篱笆青青，来自乡村的深处，青绿着，蜿蜒着，逶迤着，像一条绿色的丝带，拴住乡村的暖，拴住庄户人家的脚步，拴住千里万里之外游子的心房。你见过山的险峻，见过海的宽广，不一定就见过一围小小的篱笆，纤细，温柔，一如母亲慈爱的眼神。等你走得近了，等你放下手中的行囊，你禁不住要停下来，在这小小的篱笆旁，借着篱笆青青的思绪，想起了远方的亲人。

    ②一丛篱笆，可能是一段小小的竹林。青青的叶子，细细的竹节，繁密或稀疏的枝条，透过去，能看见鸡的逡巡，鸭的悠闲；或者还有一条狗戒备的眼神。忽而，篱笆深处闪过一位朴实的面孔，和蔼的女主人会用浓浓的方言问你：渴了？还是累了，要歇歇脚？庄户人家的日子散乱，不过水是甜甜的。没错，甜津津，凉丝丝，你不要介意隔着竹篱递过来的青瓷大碗，井拔的凉水混着竹的清新沁人心脾。

    ③竹篱内外，陌生也变得如此温馨。

    ④一丛篱笆可能是一棵棵紧密相连的花椒树。尖尖的针刺均匀分布在相互交错的枝桠间，不挡风，不挡雨，却可以忠实守护好自家的小院。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果儿，红的青的真好看，馋煞了几个调皮的乡下小子，商商量量围着花椒树篱笆转了好几圈儿，就是没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这些，树篱都看见了，只是不想说，但等八月十五的当口，卸枣果儿，主人自会提了满满一篮子，东家西家，左邻右舍，哪个乡下的捣蛋鬼都能咀嚼上甜丝丝脆生生的大红枣。

    ⑤花椒树上已然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小花椒，红红的，在秋风里飘着麻酥酥的香味儿。

    ⑥一丛篱笆可能是一串长长的豆角丝瓜架。父亲随便插了一圈小木棍，母亲在春天点上了种子。单等着春风吹，单等着夏雨下，长长的木篱笆上开满了花。有吊瓜花，有丝瓜花，有紫红如梅朵的梅豆花。要不人说乡下的母亲辛苦呢——见缝插针地打扮了一下，就给小小的农家小院牵来一篱笆美丽的花。蜜蜂嗡嗡飞，蝴蝶对对舞，偶尔有一只小虫子躲在花篱的深处，弹奏起柔柔的丝弦。

    ⑦繁花锦簇的木篱笆是母性乡村优雅的蕾丝花边，掩映间，羞怯不语。

    ⑧红红的朝阳升起来了，一声鸡啼啄破了黎明，一刹时乡村沐浴着七彩云霞，鸟儿们在篱笆上唱起了情歌，歌声婉转，流淌着多情的音符。我自散发着谷物香醇的梦里醒来，绕着青青的篱笆看了又看，像读一首诗，像在欣赏一幅画，像听到一曲古典的乡情乡韵。每一片叶子都是清新的，每一个花朵都飘散着清香；就连晶莹的露珠，一旦亲近上青青的篱笆，也会很久不舍得离去。自高处滑落，落在低处的叶面上，又跌落在篱笆下青青的草丛里。或许被几只早起的蚂蚁匆匆抢了去，分享着自然母亲赐予的芳醇。

    ⑨花墙，当我想起这词来，青青的篱笆把我包围在幸福的记忆中央。我知道，乡村是贫穷的，但乡村又是那样的质朴，每一个村庄有每一个村庄的气息，每一个村庄都会有几条青青柔柔的篱笆墙。在春天，推开料峭的春寒，跟墙角的爬山虎较着劲儿，和田野里的庄稼打个赌——一定要把乡村打扮成如花的儿女。在秋天，你怎能拒绝篱笆上面青青红红的果实，长长的丝瓜，爬一路结一路，点缀其间；紫红的梅豆，站在最高处，像一枚枚飘扬在风中的旗帜。母亲呢，正忙着招呼路过篱笆门前的大娘婶子：“多摘点，多摘点，你看这篱笆要压塌了呢！”

    ⑩平原的乡下，不见山不见水，惟独随处可见青青的篱笆。土墙呢，嫌太厚，嫌太重，让人感觉不到一丝轻松；砖墙呢，嫌太高，嫌太冷，有点不近人情。只有篱笆墙的影子，青青细细柔柔长长，像过也过不完的青葱岁月。我从乡下走来，深深懂得篱笆墙的弱德之美：不与人争辩，也不自惭形秽，只要心中永驻春天，生命的青绿会一直蔓延。

    ⑪轻轻的，当我的眼神再次抚摸青青的篱笆，刚好暮色渐浓。一弯新月升起在村庄的上空，皎洁的月光洒在屋檐上，流泻在安静的庭院中，穿过岁月那围篱笆青青，投影在我安静的思绪里。这一生，是不是我也会拥有自己的篱墙，一丛青青的竹，或一排密密的小树，抑或一条开满春天的花墙，清与浊，真与假，善与恶，都不会轻易逾越。

    ⑫我只愿与一面清寂的篱笆，与乡村，相守到老。

文本一：

故人的一侧面

——纪念尚仲衣博士

钟敬文[注]

我初次认识尚博士，是在一个新创设的学校的会议席上。

大约是初秋的一个午前。庭前梧桐树的叶子已经有些变黄。西风悄悄地带来了凉意。在一个新布置成功的会议厅的长桌四周，围坐着二三十位从各方面来的、年龄、性别、学养各个不同的工作者。一位负责教导任务的人开始讲话。他的身体比较普通人高了些，两道眉向左右倾斜，脸色带病后的苍白，鼻梁上架着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身上穿的是藏青色的绒西装，衬衫是茶黄的。他用着稍带河南土音的国语讲说着。他一只手插在裤袋子里另一只却在胸前活动着。

“……我们要造成一个有生气的、有生机的教育机关！……”

他说到“有生气的，有生机的”那两个形容词的时候，声调特别响亮。他的话打动了我。我对那在自己本来没有多大信心的民众教育的前途，仿佛看到光辉的希望。同时对那位讲话者也留下了一个不容易磨灭的印象。

那位讲话者就是尚博士——一个新时代的教育者。

尚博士是在清华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他所修习的智识，他所身受的熏陶，大都是属于所谓“上流社会”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已经尽够把他造成一个高蹈的、傲慢的典型绅士。但是，祖国现实的艰苦，世界先进人群改造历史行动的英勇，打动了他的心窗。他不能够长久地关闭在自己狭窄的牢笼里。他大步踏出旷野，闯入街头。他要把教育和带领中国新时代的青年及民众当做自己的责任。

“九一八”深夜里沈阳城外侵略者的炮火，猛烈地惊醒了东方“睡美人”的长梦。那时候，青年学子救祖国求真知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着。那是使民族更生的圣火！是焚毁人类陈腐历史的圣火！有些人正望着那熊熊的火焰发抖罢？尚博士他不是属于这类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有热情而且有气魄的教育者！对于眼前活跃的现实，他理解着，感应着！不，他要站在前面去带领！但是，这绝不是凡庸的社会所能够容许的，更不是野心毒计的敌寇所能够容许的。在杭州，他“不安于其位”地走了。在北平，他又不能够不和少数真正爱国的教授，从“尊严的”学院被放逐出来。

他第二次到广东，正是抗战火把高烧的时候。他毅然和少数同道创设了培养抗战教育干部和试验兼实施抗战教育的机关。为了这，他忘记了家庭，忘记了自己，贪婪地工作着他差不多把自己对祖国和民众的热情、希望全部寄托在这艰难的事业上。可是，结果，他不能够不再度地跳出“尊严的”学院。

但是，挫折永远不能够摇动他的心！逆境在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是一种兴奋剂，是一种滋补品！

他要更广泛地开拓他的教育范围。他立意去启发无数的士兵和无数的群众——唤起他们的敌忾，加强他们的决心，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一句话，他要为国家养成无数的忠勇斗士和优秀公民。在深更里草檄文，在众人前作狮子吼，随时随地随事，他都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勉精神在劳作着。困难和毀谤，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你可曾经看见过屹立的山峰，会因了暴风骤雨的吹打而崩溃的么？

当他正抱着芳贞的情志和健旺的勇气前进的时候，忽然天夺去了他的生命！不，是夺去了他那伟大的愿望！是夺去了这时代应有的夸耀！

这种意外的死，实在太残酷了！但是，他不是白劳了半生的。他十年来辛苦地播植的教育种子，决不是随他的死去而腐蚀的。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经融化在今天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中。不管在南方，在北方，不管是战场、游击区或大后方，不是已经有许多亲受过他教导的青年在做着英勇的战斗或牺牲么？不是有无数间接或直接受了他的教化的士兵和民众在对于民族尽最大的忠诚么？只有能够真实地给与人民良好影响的，是永远不死的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战士的灵魂，是长久地生活在那全民族或全社会的共同生命里的！

春寒还没有全退，新绿已经满眼。教育者们为着未来的丰收而耕作罢——对于死者，没有比起这更加适宜的敬礼了！

1940年春，作于韶关

注：钟敬文（1903年——2002年），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

文本二：

对于散文写作，在基本上中断了许多年之后，由于生活的变动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我奋然拿起了写作战地文章之笔。我当时写作这些文章，是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和挥毫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所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军民奋斗情形和人民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呢？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

（摘编自钟敬文《我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