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梁启超

    确切的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现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

    某种程度上说，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误区。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产生了误判。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领导人和运动主体虽有重合，但并不一致。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将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将梁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及文化思想界进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这种误读，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摘编自朱中原《作为五四“点火人”的梁启超》）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②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完全失败。

怀鲁迅

郁达夫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①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②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③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④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⑤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⑥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⑦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⑧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⑨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⑩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⑪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 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⑫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出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⑬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⑭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选自徐百轲《民国风度》

沈从文的眼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一家居住在昆明呈贡的乡下，被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加拿大老人彼得满村子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村。一声声撼耳的敲击声，撕裂夜的安宁。破碎的瓷盆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永远不会忘记。

    放下笔，抬头向窗外望去，天色放亮，新的一天如期降临。在澄澈的空气中推开门，沈从文离开了家，向着滇池的方向走去。

    清晨的大地，风播送让人抑制不住的兴奋。阳光下的野花，似乎开得和往日不同。叶脉上滚动的露珠，处子一般纯美，沈从文流泪了。这不是个人的小资的伤感，而是大爱和大恨。一个民族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9月9日，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报上刊登的消息，这天是日军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两件大喜事，像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喜上加喜，对于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来说，又怎能在床上、在睡眠中度过这不平静的夜呢？

    面对滇池，阳光在水波中欢快地跳跃，群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大自然清洗了淤积的痛苦，一缕雾岚，一朵阳光，扑面的风儿，把沈从文牵往远方。眼前流动着逃难的日子，在天津，在烟台，在济南，在武汉，在常德，在昆明，饥寒交迫的人们，在逃难的路上，生离死别。大好河山沉沦在战火硝烟的背景里，沈从文记住的情景，是不可愈合的伤口，不是文字所能录下的。想起了家乡，想起亲人，沈从文的眼泪流了出来。

    沈从文的眼泪复杂，他的哭声从胸中爆发出来，发出的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但却让人坚定了信心。

    沈从文的眼泪纯粹，经受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却没揉进一点杂质。对于沈从文来说，保持平常的心态，对人，对事物始终用善良和宽大的心胸迎接一切，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阳光，都能在他大地似的胸膛上存留。这和他少年时留恋大自然有关系。沈从文喜欢听音乐，听肖邦，听贝多芬，听文图里尼淳朴的歌声。每次听，那音符如同家乡河水上的阳光，在情感的河流中跳跃，他露出久违的激动。沈从文在音乐的河流，驾驶文学的船，写下对家乡的思念，心灵世界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沈从文爱家乡的“傩堂戏”，有一次他和李辉在聊天，一说到“傩堂”两个字，平静的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张开嘴，笑出了声，那种开心的笑，到了沈从文这样的年龄，所有的功利都是云烟。但是家乡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轻描淡写的场景，是他一生的牵挂。一句家乡话，尤其是从小就好听的“傩堂戏”，泪水涌了出来。

    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傩堂戏”有很大的渊源。民间形成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他选择人物，选择题材与众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很多的作家，从大地走出来，但却没沈从文的个性鲜明，那么强烈。

    沈从文的眼泪有声音，有色彩，有记忆。

（摘自《浪漫沈从文》，有删改）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王晶晶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搞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