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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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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5-2016学年福建省连江县尚德中学高一上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后面小题。

怀鲁迅

郁达夫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1)、文中第三节所写的“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反映了青年男女什么样的心情?

(2)、请分析文中画线句子的含意。

(3)、结尾一节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结合全文,说说你对“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这句话的理解。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推销伦敦

尚之

    如今,约翰逊俨然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明星市长之一,连印度贫民窟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有着一头不羁金发的英国人喜欢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出现一改伦敦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严肃、刻板面孔,变得柔和、亲切,魅力四射。

    他的“营销术”其实很简单: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伦敦。

“最好的市长”

    金秋十月,约翰逊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城市招商引资,与其他商贸团来访不同,相关新闻竟出现在娱乐版块。在北京大学的留学推介会上,他说:“聪明的 北大学子们,你们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女朋友是谁吗?他把初吻献给了谁?没错,是张秋,一个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接着,他侃侃而谈,这样浪漫而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伦敦。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仿佛一道清新爽口的开胃菜,一下子吊足了年轻学子的胃口。

    如果说“套近乎”是约翰逊这些年为推销伦敦而刻意练就的本领,那么他的“英式幽默”和“自我调侃”则是与生俱来的DNA,融化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让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大出风头,一跃而为“明星市长”。

    当英国队终于夺得第一枚金牌后,他激动不已,跑到维多利亚公园玩了一把高空滑索。可杯具的是,他被卡在半空长达5分钟之久,且正好悬挂在人流最密集之 处的上空。约翰逊被困空中的照片遭网上“PS大神”恶搞:堂堂伦敦市长被挂在泰坦尼克沉船上、伦敦塔桥的五环上、大本钟的时针上,被大白鲨攻击,被长颈鹿 叼走,遭小猫咪调戏……按理说,这种囧事搁在任何一位政客身上都会颜面尽失,可约翰逊却收获了意外“笑果”,集攒了大量人气,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赞他是 “最好的市长”。

“非典型”政客

    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约翰逊绝对是一个异类。

    2001年,他开始 涉足政界,虽然也算年轻有为,但总好似在别人的大戏里跑龙套。这也难怪,像他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人,以传统眼光判断,怎么也不适合搞政治。 2008年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是作为保守党内第六号人选出战,属于“备胎的备胎”。要不是前面几位纷纷出了状况,这个重任绝对落不到他肩上。为防“言多 必失”,保守党请来的澳大利亚选举战略大师林顿·克洛斯比刻意减少主流印刷媒体对他的采访,代之以简单随意的电台访谈。工党显然没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对 其凌乱的发型、风流往事、电视搞笑节目极尽嘲讽。约翰逊也不介意自己“傻冒”的定位,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有啥说啥。

    结果,哀兵必胜的“自损”战术将他的所有短板变成优势,“错位”的政治形象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一场本无悬念的竞选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约翰逊以多出对手百万票数当选伦敦市长。

    对于自己的“意外”胜出,他说:“我不能做到特别‘政治正确’,所以我选择反映我看到的生活真实。”卡梅伦说:“虽然我和他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明白,我是在做自己。”

下一站,首相?

    很多人认为,他将取代卡梅伦成为保守党党魁,甚至成为未来首相。著名金融家彼得·霍尔如此评价约翰逊:“如果英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他将是合适的领导者,因为他身上表现出自信、乐观,拥有和丘吉尔一样鼓舞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众的热切期望,约翰逊显得十分冷静,称自己成为首相的几率“好比飞盘削掉脑袋,或者在火星上遇见猫王”。看起来,他似乎对首相之位没有奢望,但 这并不代表他对仕途没有野心,正如昔日一位同事所言:“他和所有政治家或记者一样,既多愁善感,又野心勃勃,希望尽一切可能达到顶峰。”

    从小,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弟弟妹妹们比赛乒乓球、玩智力游戏时,总要争第一。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要当世界之王。”了解他的人都 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被他的卡通形象和搞怪性格遮掩了光芒。他乐于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只“细嚼慢咽的熊猫”,可实际上他是一匹河马,在水 面上打着呵欠,在水底下拼命划水,奋力追赶那些大型猛兽。

    去年访问美国时他曾对记者抱怨:“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之于欧洲大陆就像纽约之于美国,这是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新建一个机场。我想获得英国最高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确保新机场的落成。”

    停了一会儿,他忽然意识到好像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把那段话登出去。”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一代的崇高女性”吴贻芳

    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祖籍浙江杭州。1916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在上海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由于学业出众,组织才能超群,吴贻芳被推选为金陵女大首届学生会会长,带领全校女生响应“五四”运动。1919年,吴贻芳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2年,由教育部简派,吴贻芳赴美留学。六年后,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28 年,她回到南京,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履新时,刚满三十五岁。就职致辞时,吴贻芳确定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

    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校政长达二十三年。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中包蕴了宗教的悲悯情怀,校训一词以蔽之,即“厚生”。她常给金陵女大的学生作讲解:“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身为校长,吴贻芳细心到给身姿不佳的女生开矫正体操班,使她们拥有较为美观的体态;她给发育不良的女生另加营养餐,金陵女大的伙食有口皆碑,是首都各大学中办得最有风味的;她从不禁止女生恋爱,为她们的安全考虑,在女生宿舍附近辟出专门场所,接待外校的男生来谈心。她说:“做人要一生洁白如象牙,刚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然而吴贻芳为了翼护金陵女大的师生,也有极其严正的一面,在她主持校政期间,在学生运动最高潮时期,军警也从未进入金陵女大抓捕过激进的左翼女青年。

    吴贻芳在她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理科所设专业不同,“教育学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体现了学校的师范学院性质。可是教育系只用作辅修系,不用作主修系,校方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果担任教学工作,应当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所教的专业知识。校内附设有一所实验中学,作为学生毕业前的教学实习场所。这一设施使学校更具备师范学院的条件。”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当时不仅富于开创性,而且收到了实效,为办好师范学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金陵女大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与吴贻芳多年合作愉快,她曾深有感触地说:“同吴博士一道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她的确是当代中国的女界领袖、人中英才。她才智超群,为人坦诚,工作起来不知疲倦。”

    吴贻芳献身教育事业,终生未嫁。1948年8月,金陵女大举行吴贻芳主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学生们别出心裁,编演话剧,献给校长,剧情很有意思:吴家小姐才貌双全,登门提亲的人踏破铁鞋,她始终不肯点头。最终,“教育之神”登门求爱,吴小姐欣然首肯。此剧体现出饱含敬意的诙谐,一时传为佳话。

    1941年3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团中唯一的女主席,其组织才干、活动能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1945 年初,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位成员中唯一的女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因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实质“产生了十分的厌恶”,她断然拒绝担任参政会执行主席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宋美龄登门做说客,话说得既动人又有理:“你要贯彻‘厚生’思想,当了教育部长不是更好贯彻吗?”吴贻芳始终笑而不答,宋美龄只好作罢。1949年3月,南京城已陷入混乱,吴贻芳再次拒绝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并且拒收飞往台湾的机票。

    吴贻芳学贯中西,誉满中外。1979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女校友会授予她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充分地肯定了这位女教育家数十年来树艺女性人才的非凡业绩。

(选自2012年第6期《随笔》,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抗战期间,金陵女大迁到成都郊区。吴贻芳还和教师们构思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计划。组织学生成立社会服务团,到学校附近的贫民区,办培幼小学,教妇女识字、刺绣、提高母鸡产蛋率;成立乡村服务处,步行一百多里,办青年妇女儿童培训班。吴贻芳还组织成立“战争服务团”,亲自带领学生,为伤病员抬担架、包扎伤口,抢救被敌机炸伤的居民。1944年,全校有40多名学生报名参军。(摘自网站《中国民主促进会》)②老革命家董必武对吴贻芳的评价是:“像她这样精干的人物,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冰心曾著文《一代的崇高女性——记吴贻芳先生》,她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在民国时代的教育界,还有着“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之说。(《广州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题目。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老化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都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受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版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选自《南方周末》2019年3月28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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