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习尚的巨大改变，尤以嘉靖至万历年间最为明显，这一社会变化带有全国普遍性，以江浙地区最为突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其基本动力来源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江南地区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以丝织业为核心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出口增加；大量海外的白银流入内地，货币的增加极大刺激了消费，导致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高消费成为时尚，文献中记载的奢靡风俗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嘉靖万历时的《余姚县志》以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生动而细致地记载了绍兴府余姚地区的这一风俗变化，使我们看到了社会变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观念的影响。

    由于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进一步依赖市场，物质欲望迅速增长，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高消费首先冲击了现有的身份等级秩序。服饰不能反映身份，女性方面“求乞之妇、贱艺之妻、奴婢离主而居，媪妪秽行而淫者”与士大夫妻女头饰相同；“星卜商贾、俗子村夫、艺流博徒辈”无不戴巾，而且“无论上下贵贱，悉皆有号”，与士大夫浑然无别。时人的心态令人担忧，“且有无一缗之产，而制服数缗之衣”，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这样的社会图景，迥异古昔。

    明代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还表现在士大夫数量的激增。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至明中叶数量庞大，江浙又是科举制最为发达的地区，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而引人注目。士大夫阶层的壮大，使其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士大夫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富裕生活，是奢华风俗的推波助澜者；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官府的要求又促使他们成为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地方志是从批判的角度记载奢靡风俗的，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

    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宗族组织迅速普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与士大夫组织宗族进行制度建设，移风易俗，以维护社会秩序有密切关系。士大夫响应国家推行乡约的号召，使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所以风俗的重大变化与宗族组织的普及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都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而理解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离不开对于士大夫动向与特性的把握。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侠”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材料一：

    最近车市中最热的一项政策，便是《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简称国六）的实施。

    对不少车企来说，在销库存的同时，攻克国六标准所带来的技术难关也是当务之急。各大车企纷纷加强技.术升级，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长城汽车已推出多款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主力车型，吉利帝豪家族四款车型全系满足国六标准，还有一些品牌如别克、雪佛兰、领克等推行三缸机代替四缸机以降低排放。

    号称史上最严的国六排放标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从行业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促进中国汽车产业洗牌的利器。一些技术储备较弱的车企很可能会因此而被“清洗”掉。

    得益于对汽车前瞻技术的思考和实践，长城汽车探索出应对之道。2019年，长城汽车逆势“破冰”。今年1—6月，长城汽车共销售新车493538辆，同比劲增4.7%。

    与此同时，长城汽车积极兑现全球化战略诺言。6月5日，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图拉工厂不仅展现出中国汽车制造水平新高度，更引领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由以往的产品贸易输出转向工艺技术的标准输出。6月，长城汽车共出口新车6711辆，同比增长83.3%。

    业内人士表示，各地在推行国六之际，要考虑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尊重汽车行业客观发展规律。地方政府应给予国五车型适当的过渡期，并着力解决国六提前实施区域的国五库存积压问题。

    （摘编自任国省《国六排放标准正式实施，汽车行业积极应对》）

    材料二：

    2018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等方面做出要求。其中提出：“2019年7月1日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已有15个省、直辖市出台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的文件。相对而言，北京对于私家车国六标准的施行时间最为宽松（2020年施行），其他重点地区大都将在今年7月1日起对轻型车施行国六标准。此外，北京、上海、天津等五地将跳过国六A.，直接施行国六B.阶段标准。

    （摘编自鄂智超《“国六”已来，中国汽车迈入清洁排放新阶段》）

    材料三：

    当地时间7日，德国斯图加特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保时捷公司已接受5.35亿欧元罚款，成为因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被处罚的又一全球知名汽车品牌。

    德国方面的检察官表示，保时捷的开发部门忽视了其法律义务，最终导致柴油车在欧洲以及其他不符合排放规定的地区销售。保时捷接受了此次罚款，并且表示，保时捷品牌本身从未开发柴油发动机，但其管理人员未能正确监督柴油发动机在车辆中的使用。

    回顾近几年的“排放门”丑闻，除了保时捷之外，大众、奥迪等不少其他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出售了柴油发动机汽车，而这些汽车不符合清洁空气规则并欺骗了排放测试。保时捷此次罚款使大众在“排放门”丑闻中的总罚款金额上升到了300亿欧元。因为“排放门”罚款的继续，大众集团的股价隔夜下挫超过2%。德国监管机构态度很严肃，而挽救“德国制造”，德国车企需要做的还有不少。

（摘编自“央视财经”《“排放门”还没完！这个豪车品牌被罚40亿元》）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

    材料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

    (捕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研究新的策略。

    技术与立法必须齐头并进，才能为各种智能产业应用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以探索前沿科技为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实施审慎监管，既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用户和社会利益，又不阻碍早期技术创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涉及面广，应用领域宽，其立法工作需要技术、产业和法律专家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攻关。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初步建立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让技术创新运行在法律和规范的轨道上。

    在研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运行安全是所有智能系统中“一票否决”的决定性因素。如研发自动驾驶技术，首先就要关注驾驶员、乘客和行人的安全，把保障安全的功能放在科技研发的首位。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在为我们带来精准服务和个性化便利的同时，也易于收集和分析个人隐私数据、行为偏好，我们要有明确的制度和法律来应对。

    2019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以“建立对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信任”为主题的伦理准则，倡导建立“以人为本、值得信任”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国内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重须由技术专家和人文杜科领域专家共同努力，探索人工智能发展前沿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使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符合正确的价值导向，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

(摘编自《人工智能时代：蓝图这样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