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树

胡天翔

    晌午了。一团团青烟从烟囱里蹿出来，南风一吹，向北漫过堂屋的脊瓦，溜进屋后树木繁茂的叶子间，消失了。那是一片白杨树。一棵棵白杨长得又高又粗，无数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摆动。

    在院门左边的灶屋里，女人坐在锅台前的木墩子上烧火。中午吃捞面，把锅里烩的番茄鸡蛋汤盛进汤盆，女人在锅里又加了两瓢水。一把把芝麻秆顺进灶里，火舌舔着锅底。水响了、滚了，一锅面条下了锅。怕面条搅成团，女人用双筷子往锅里荡了荡。面条一熟，女人用漏勺捞进铝盆里，浇上凉水，过了两遍。

    女人坐在院子里捣蒜泥。这时，一阵呼呼啦啦的响声由远及近而来，是自行车的声音。男人回来了？女人停下来，拿着捣槌望着院门。呼啦声小了，虚掩的院门开了，男人推着自行车进来了。

    怎么回来这么晚？女人问。

    吴小利进城送板材了，晌午才回来。男人说。

    将自行车支好，拉开车把上帆布兜的拉锁，男人从里抓出一卷粉红票子，蹲在地上一张张数起来。男人数了两遍，女人数了一遍，都是四十六张。四千六百块钱，不多不少。

    啥时去给大柱寄学费？女人问。

    吃过饭就去。男人说。

    嗯，都开学半个月了。孩子都催了几次了，说班上只有他们几个农村的没交了。女人说。

    吃饭吧！男人在井台边的水盆洗脸洗手。

    女人进了灶屋，去盛饭，捞面条。

    吃过饭，男人拉开堂屋东边桌的抽屉，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找到大柱的地址，抄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四十六张“大团结”，男人数了三十张，用烟盒纸卷住，又塞进了帆布兜，推着自行车出了院子。

男人去了镇上的邮政所。

    洗碗刷锅，女人端了一大盆麦麸子水出了院子。“老黄”还拴在屋后的树林里。“老黄”是头老母牛，刚怀上牛犊子。天热，女人要给“老黄”饮点水。卧在树阴下的“老黄”看见女人，哞哞叫着站起来。“老黄”喝着水，牛虻和蝇子却趴在“老黄”的屁股上、腰上吸血，女人一巴掌一巴掌地拍过去，拍死了五六只大牛虻。盆里的水浅了，“老黄”伸出舌头卷、舔盆底的麦麸子。女人挠着牛的脖子说：“‘老黄’，明年，你就不能在这树阴下乘凉了。”

    是啊，这些杨树已经卖了。

    到了冬天，买树的吴小利就要来锯树了。

    这片杨树一共三列、十五棵，还是女人来相看那年种的。是三月吧，女人来相看。女人对男人还满意，也不嫌弃作为新房的三间黄泥屋，虽然除了墙根是砖垒的，墙是黄泥砌，屋顶没有一片瓦，铺的是茅草。只是看到宅子外面光秃秃的，女人要男人栽些树。栽！栽树！男人的父母说。男人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看着儿子们一个接一个都长出了胡子，男人的父母也心急，成家一个是一个呢。女人前脚刚走，男人后脚就去林场赊了四十棵杨树苗。一家人全动手，挖坑，掂水、浇水、培土，天黑之前，四十棵杨树都栽上了。

亲事就这样订下了。

    过了年，青麦扬花，二十岁的女人穿着红袄、披着红围巾、坐着娶亲的马车，从小谢庄来到了杨楼，嫁给了男人。女人先是生了个丫头，取名叫小叶；后又生了儿子，取名叫大柱。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叶和大柱越长越高，四十棵杨树也越来越粗。大柱去城里读高中那年，扒旧屋盖新房，架梁、用檩条，男人锯了十棵杨树；小叶出嫁那年，拉院墙盖灶屋，买砖头、水泥，男人又卖了十五棵；四十棵树，就剩屋后的十五棵了。昨天，这十五棵杨树也卖了。要给读大学的大柱缴最后一年的学费。

    给大柱缴学费要紧，明天去小吴庄拿现钱。吴小利说。

    树叶没落哩，树还长，等冬天我再来锯树。吴小利说。

    不能让树在宅子里白长，多给你一百块钱。吴小利还说。

    树贩子吴小利是真相中这十五棵白杨树了。

    日子过得真快啊。这些杨树已经长了二十八年，都有一搂粗了。特别是挨粪堆的那一棵，女人张开双臂抱住树干，两条胳膊使劲伸，两只手的中指还挨不到一起。

    看到日头偏西了，该下地除草了，女人拿着空盆回了院子。

    大柱爹到镇上了吧？女人想。

    到了镇上邮政所，男人走进了营业厅。在一张汇款单上，填了金额，抄下烟盒上的地址，按照惯例，男人会在附言栏里，写上“好好学习、别乱花钱”八个字。可是，想到大柱明年就毕业了，男人就不想写这句话了。写什么好呢？男人想了想，写了一句话。

    三天后，省城某学院的学生杨大柱收到了一张汇款通知单。

    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他看到了七个字：屋后的杨树卖了。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5年11期，略有改动）

一个诗人的生命

迈克·弗洛里安

    建筑物的大片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砖和白色的墙体。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三月冰冷的雨一直下着，地面上积了一个个小水坑。很久以前战斗刚打响时村民们就离开了这个名叫罗斯多夫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二十所小房子、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口井和几条泥泞的小道。一百公里内几乎看不到人。

    有两个俘虏坐在泥地里，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因为有一只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和旁边站着的伙伴的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举着它。

    一百米开外处，一个黑衣女人站在一辆马车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那匹没有上套的马背风站着，长长的马尾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女人把马拴在村中央一口老井的手柄上，朝这群俘虏走来。

    获胜一方的十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全身也都被雨淋透了，制服上沾着泥水和血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佩带手枪，还有几个人的身边放着步枪。队长的左肩上缝着一块黄色肩章。右肩上的衣服撕破了，露出光光的皮肤和血淋淋的伤口。这个孤单的黑衣女人朝他走来。

    队长几天前就注意到她了，她牵着马车，远远地站着。

    “同志。”女人走到队长身边用俄语喊道。队长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漂亮。她上身穿着黑罩衫，脚上是一双平底宽靴子。一只靴子的前头磨破了，露出乌黑的指甲和弯曲的脚趾。她的两只手共用一只手套，抵御着冰冷雨水的袭击。她的头上顶着一块破布，眼睛和她的靴子一样黑，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

    “就是那个人，”她指着其中一个俘虏说，“他不属于他们的队伍，我要把他带回家。我已经把马牵来了。他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队长低头看看她的靴子，转过身对他的士兵们说：“准备列队。”

    “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俄国人，和我一样，他是我的丈夫。”

    队长没有搭理女人，而是背对着她，命令手下：“站好队，每个人瞄准一个人头。”

    “我已经跟踪你们五天了，他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是一个诗人。”她用俄语说。

    队长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士兵们排成了一行。

    这个阵势把女人吓坏了。她看着丈夫，那一排被绳子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倒数第二个。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倚着墙的人。他的两只手臂被旁边或坐或躺的人直直地朝下扯着。有些俘虏在抽泣，有些在祈祷，还有几个也像她丈夫一样沉默地站着。

    她用一种被克制的急促腔调说着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奥地利语、斯洛伐克语等，甚至尝试了捷克语。当她用斯洛伐克语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时，她似乎看到队长动了一下，因此她就继续用那种语言说：“我丈夫两边的队伍都帮。他没有枪，只是给两边的伤员们提供药品和酒。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正当他在那边的队伍里时被你们抓到了，是运气不好。同志，他不是你们的敌人。”

    队长仍然背对着她坐着。女人不敢接近他或碰他。她继续说：“他救了很多你们的人，也救了很多你们的敌人。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带着酒精不顾一切地穿越前线去救那些伤员。当他的马被一颗地雷炸死之后，他就以步代行。”

    “我跟着他翻过一座高山。他想阻止杀戮和死亡，这个傻瓜。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士兵。看，这里有他写的诗。”她轻轻地挪到队长跟前，把一摞写满字的纸放在他身边的泥地上，纸上有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水渍。

    队长站起来走开了，那些写满诗行的纸被他的靴子踩进泥地里。他走向那个人——女人的诗人，她的爱人，丈夫，傻瓜，她的生命。他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命令士兵们站在每个俘虏的身后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他发布枪决令的时候，黑衣女人目击了这幕情景。但是她的眼里只有队长、队长手里的枪以及她的丈夫。当蓝色的硝烟在一片血淋淋的尸体上方飘浮的时候，她的男人却没有被枪毙……

(选自《译林》，有删改)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偶然一天，小区里出现了一位腰扎围裙、胳膊上带着套袖，衣着得体、落落大方的年轻媳妇，脚蹬三轮车，在小区里响亮地吆喝着——卖豆腐！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

边城（节选）

沈从文

    大清早，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

    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为六个人抬着，到那个倾圮了的塔后山岨上去埋葬。到了预先掘就的方阱边，老道士照规矩先跳下去，把一点朱砂颗粒同白米安置到阱中四隅及中央，又烧了一点纸钱，爬出阱时就要抬棺木的人动手下肂。翠翠哑着喉咙干号，伏在棺木上不起身。经马兵用力把她拉开，方能移动棺木。一会儿，那棺木便下了阱，拉去绳子，调整了方向，被新土掩盖了，翠翠还坐在地上呜咽。葬了老船夫，老道士、船总和帮忙的人各自散了。于是碧溪岨便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翠翠，一个是老马兵，一个是由船总家派来暂时帮忙照料渡船的秃头陈四四。

    到了下午，翠翠同老马兵商量，要老马兵回城去把马托给营里人照料，再回碧溪岨来陪她。老马兵回转碧溪岨时，秃头陈四四被打发回城去了。

    翠翠仍然自己同黄狗来弄渡船，让老马兵坐在溪岸高崖上玩，或嘶着个老喉咙唱歌给她听。

    过三天后船总来商量接翠翠过家里去住，翠翠却想看守祖父的坟山，不愿即刻进城。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说句话，许杨马兵暂时同她住住，船总顺顺答应了这件事，就走了。

    杨马兵是个近六十岁了的人，说故事的本领比翠翠祖父还高一筹，加之为人特别热忱，做事又勤快又干净，因此使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同晚上，坐在门前溪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湿土里可怜祖父的旧事，有许多是翠翠先前所不知道的，说来便更使翠翠心中柔和。又说到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乡下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又如何流行。

    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被掀下了金銮殿，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杨马兵想起自己年轻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总不理会，到如今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

    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

    过了四七，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马兵以为这件事得问翠翠。回来时，把顺顺的意思向翠翠说过后，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说不定二老要来碧溪岨驾渡船。

    这办法决定后，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碧溪岨为翠翠作伴，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

    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塔圮坍了，不重新作一个自然不成。为了这塔的重建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应让每个人来积德造福，让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因此在渡船上也放了个两头有节的大竹筒，中部锯了一口，尽过渡人自由把钱投进去，竹筒满了，马兵就捎进城中首事人处去，另外又带了个竹筒回来。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有删改）

杀棋

王建华

    天气晴好的日子，邮局的南墙根总是聚满了闲散老人，聊天甩扑克，下象棋，随心而为，各得其所。

    靠墙根的一头，一个老头双手拢在袖管里，半眯着眼睛似睡非睡，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像一尊蜡像。他面前有一张能折叠的四方桌子，桌子对面也放着个马扎。桌子上画着棋盘，棋盘里填满了棋子。旁边的香樟树上挂着块一尺见方的硬纸板，歪歪斜斜地写着：五块钱一局。偶尔有人坐到他对面，说杀一局，他微微睁开眼睛，说五块钱一局，你先请。每每不到十分钟，来人就会摸出五块钱丢在桌子上，悻悻地离去。这些人当然都是从外地或是乡下来的象棋爱好者。城内清楚底细的人都不跟他下，因为全不是他的对手。

    “我跟你杀一局。”老头儿微微睁开眼睛，说五块钱一局，你先请。老头儿伸出细长干瘦的手指做一个请的手势，却发现对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小子“啪”的一声架起一门当头炮。老头儿迟疑着上了一匹马，推上这匹马时，他斜睨了那小子一眼：长长的头发几乎遮住他黝黑脸庞上的黑边近视镜，眼镜片后面小眼珠滴溜溜转，闪烁地着凶狠的光；薄薄嘴唇边几根浅黄胡须像极了春天破土而出的草芽。小子飞快地上马、出车，攻势迅疾凶猛，顷刻工夫，车马杀气腾腾地压到河界上。老头儿也不慢，每当对方“啪”的一声棋子落桌，他的棋子就轻轻巧巧地跟上，要么巧妙地避其锋芒，要么死死地封住去路。

    春阳把最后一抹余晖投在香樟树上，香樟树上刚刚长出的新叶嫩绿中吐出紫红。“你是学生伢？”老头儿问了一句，小子“嗯”了一声。“咋不去念书？”老头儿又问。“杀棋就杀棋。”小子没好气地回一句。老头儿又迟疑了一下，杀棋就杀棋，这分明是他自己平时跟别人说的话，走棋时他从不让别人问长问短。

    小子的鼻子上已经沁出细密的汗珠。老头儿偶尔瞟一眼小子，真的再也没说一句话。老头儿用连环炮配合一匹马在对方阵营内形成掎角之势，只等家里的士角炮打掉对方一个士，即可置对方于死地。然而，他像一个武林高手任凭对方刀光剑影在面前上下飞舞，却只是左避右让，就是不出手。

    小城人都不知这个老头儿的来路，只知道他偶尔也做些收破烂的营生，那是一连几天无人跟他对弈的时候。他刚刚在这里摆棋摊时，生意还不错，跟他对弈的人也不少，观战的人也多，后来因为棋艺悬殊，棋摊就逐渐冷落了。他也试图输过棋，因为他演技不高明，让赢棋子的人觉得憋屈，备受侮辱似的，久了就很少有人上他的棋摊。

    小子的额角上已经冒出粗大的汗珠，他把另一门炮调到自家河界中位，打算用双炮连环射击，从对方中位撕开一道口子。这时，老头儿只要撤回一车保住护驾马，小子即使硬拼也将无济于事，然而，老头儿回撤的车偏偏别住了马腿，让小子将了军。老头儿抓耳挠腮无比遗憾地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小子用衣袖揩一把脸上的汗，说你可以出帅。老头儿说你赢了，我的帅动不了，如果要动帅，就算我输，我从不动帅。小子这才看见老头儿的“帅”被一根螺纹钉固定在桌子上。

    小子拿着五块钱朝学校方向走去，邮局斜对面是一所重点高中。老头儿一边把桌子折叠起来一边大声反复嘟哝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小子志得意满地把五块钱在空中扬了扬，头也不回，一溜儿小跑地去了学校。

    “我陪你杀一局。”五年后一个寒假，小伙子从大学回家又来到老头儿棋摊前。老头儿微微睁开眼睛，一眼就认出小伙子，尽管他头发理短了，皮肤白净了。

    “五块钱一局，你先请。”

    “那年差点儿我就逃学了。”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又“啪”的一声架起当头炮。

    “杀棋就杀棋。”老头儿说。

（选自《安徽文学》2018年第5期，有删改）

炮台山遗骨

陈力娇

    水路被苏联红军接管，旱路有地方武装把持，只有沿张广财岭一路西逃。山高林密，气温骤降，饥寒交加，开拓团民死伤无数。到了十一月，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实在顶不住寒风的袭扰，才从炮台山上走出来，住进了吉兴村难民营。

    这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一万多名开拓团民，已经死伤过半。

    当地的民主政府号召老百姓，去救救他们吧，不然这些日本人都得死在这。中国的老百姓心是善的，他们虽在心里恨着他们，恨他们抢了他们的土地，占了他们的房屋，饿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一看到他们落魄成这样，就一切的恨都不是恨了，钟老头走在难民营的街道上，满大街都是奄奄一息的开拓团民。仅有的两百间房子都住满了，马房也住满了，院子也住满了，人群一直沿乡路伸出两里远。

    钟老头想，尽可能地领养一个吧。但却不知领养哪一个。

    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女人见他走过来，吃力地抬起头，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和钟老头说：“①国的回不去了，日本不要我们了，病的多多，救孩子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

    钟老头停下脚步看她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三四岁。大的还有活气，坐在母亲身旁冻得哆嗦成一团；小的则快死了，气息微弱，眼看着就睡过去了。十一月寒冷的天气，土地结着冰，孩子尿出的尿，已把他的衣角粘牢在地上。

    女人的眼泪催促着他，抱走哪一个呢？哪一个都会给他的生活增加不可想象的负担。但是他们马上就要死了，眼看着他们死掉吗？钟老头脱下自己的棉大衣，铺在地上，把小的抱起来放在上面，想抱起就走，却看到大的也在眼巴巴地看着他。狠狠心，把大的也放在大衣上。

    地上的女人露出了苦楚的笑，笑过后闭上了眼睛。

    钟老头把两个孩子抱回家，钟老太把他们洗干净，一边放在热炕头的被子里暖着，一边喂他们吃小米粥。一碗粥下肚，两个孩子活了过来，他们没有哭闹，温暖让他们忘记了妈妈。钟老太熬了一个通宵，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一人改做一件小衣服。

    人是救了，日子却难熬了。

    每天钟老头天不亮就起床，用他那匹瘦马为别人家拉东西，挣得少量的工钱，买回少许的米，勉强够两个孩子糊口。他和老伴则吃秋日里留下来的冻白菜和山蘑菇，或上山找积雪下面的野果和橡子。

    转年春天来了，积雪融化了，万物开始复苏，一家人总算有了盼头。大孩子已经恢复元气，能满地跑，帮着钟老太做饭填柴了；小的也能满炕爬，趴在窗台上等钟老头给他带吃的了。他们都叫钟老头爹，叫钟老太娘，甜甜的声音，哄得老头老太乐得合不上嘴。

    这天，钟老太答应给他们做粘米饼，大的就到院子里为钟老太抱柴。他站在柴草垛前好半天都不动地方。钟老太出来接他，见他发愣，就问：“想啥呢？”他吸了吸鼻子，指指吉兴村的方向。钟老太问“那里有什么？”孩子说：“味儿。”又吸了吸鼻子。

    孩子一闻到这味就指指吉兴村，可是吉兴村有什么呢？什么会散发这种味道呢？

    钟老头这天回家，对钟老太说：“你把我最破的衣服找出来，我要去抬尸体了。”钟老太吃了一惊，钟老头接着说：“吉兴村开拓团民的死尸都烂了，雪一化，他们都从积雪里钻出来，一拎不是掉胳膊就是掉腿，再不抬就成泥了。”

    钟老太问：“往哪抬呀？”

    钟老头回答：“往炮台山抬。”

    钟老太说：“那你可得想办法带一点白酒，浑身上下喷一喷，别着了魂。”

    钟老头说：“哪有那么多酒呀，三天三夜都运不完啊。吉兴村的菜窖里、壕沟里、大树下，到处都是死尸，人摞人，都成垛了。”

    钟老太叹了口气，说：“②这些日本人，蛮横时比谁都蛮横，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他们的国家也真的，自己人都不当回事，难怪那么欺压中国的老百姓。”

    钟老头去抬尸了，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但是第五天钟老头中午就回来了，回来后悄声地对钟老太说：“怎么办？我看到孩子他妈了，她也在死人堆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你说，也烧吗？”

    钟老太说：“怎么能烧呢？入土才为安啊。”

    钟老头说：“不烧埋不起呀，再说胳膊腿都不知谁是谁的了。”

    钟老太问：“孩子他妈也是吗？”钟老头摇摇头。

    钟老太说：“那你把她藏在背旮旯里，晚上我们俩去把她埋了。”

    他们说这话时，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他们俩双双在哭。

    钟老头说：“快，快去哄哄，他们听懂了。”

    钟老太回屋了，钟老头重返炮台山。森林在呜咽……

（有删节）

【注】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然而移居中国东北数以十万计、已无男丁、仅剩下老弱不堪的妇女儿童的日本开拓团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开始了艰难的逃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