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

沈从文

    一天下午，我为《读者月刊》写一篇创作回忆录，觉得记忆中充满了各种河水。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的各种河流，似乎正一一从心上流过。刚写到第二行，一个服装潇洒的白脸少年绅士，从那黑黑窄窄的楼梯走上来，一见我就问：“我找甲先生。他在家不在家？”

那种语言神气，显然他不会以为面前的我正是他所要找的人。我当时为尊重客人的感觉起见，只好装点愚呆，请客人在房中坐坐。

    “尊驾有什么事，是不是要紧的事？”

    大约先前这人还只疑心我是仆人，现在算已明白我是仆人了，大咧咧地说：“我刚从北京来，不久就要到外洋去留学。我也是一个作家。久仰你先生的大名，特意前来拜访！”

    来客游目四瞩，各事弄清楚后，俨然大事业已办妥，不必主人相请，就大模大样选定一个靠窗边的椅子坐下。喝着我为他倒上的那一杯清茶，见我畏畏缩缩地站在屋角，似乎安慰我不要怕“大人物”，就向我攀谈起来。

    “你先生是作家，怎么不跟他学写小说？”

    “先生说，写小说是河水告他的。”

    “怎么，河水告他的！什么河水井水？他同你说笑话！他一定跟姓贺姓何的读过书，你不懂！”

    “他说的是河水。”

    那绅士见我那么说话，大约见我样子猥猥琐琐，且有点儿戆，发生了兴味，便带玩笑似的向我探听这房中主人的一切。到后就问我，“先生是不是当真在霞飞路买了一幢房子？××报上说的，那幢房子值七千！”

    这客人看看我只知道傻笑，眉毛皱皱，走到写字桌边去，似乎想看看主人桌上的情形。这一来真使我又急又窘，可我又想不出什么方法拦阻他。他把我那篇文章看到了。那上面我写的是：我的教育全是水上得来的，我的智慧中有水气，我的性格仿佛一道小小河流……大概看了两三遍吧，这个绅士才向在他身边显得有点窘迫的我说：“你的先生说河水告他一切，说得真古怪。哪有这事情？”

    我因为不明白用仆人身份如何来答复，故仍然只向他笑了一下。这客人从我的微笑上，似乎感觉到一点小小不快处，一面把手杖剥剥剥的敲打地板，一面便问我来到了这里多久，似乎为了报复起见，就问我：“你名字叫什么？”

    “我叫高升。”可是我说出口时，瞅他那脸上做了一个古怪的表示。

    大约就是这个俗气的名字，把客人谈话兴致索然而尽，不愿意再等待下去了。他把名片夹拿出来，抽出一张小小名片，伏在桌上写了一阵，便把那名片摆在桌上，用一个玉镇尺压定，又把我那文章看过一遍，把头点点，似乎明白了些先前所不明白的东西，这一回很满意了，才向我开口：“高升，我不等候甲先生了。我留下这个，他回来时你就告他，不要忘掉！”

    客人一走，我便恢复了我做主人的身份，赶快走过桌边去，看看那名片究竟写了些什么，刚看完头上两句话“你是水教育的，我是火教育的”，忽然一个人訇的把门推开，好像是明白主人不在家，就不必叩门似的。我真又窘又急，赶忙站起来侍候那客人：“先生，你要什么？”

    他什么也不说，只走近桌边，把原来那张名片收回，换了一张新的，写了两行字，便又匆匆地走了。

我把窗子关好后，放了一口气，走近桌边捡起那张名片看看，原来换了一张有北京某大学文学士头衔的，却把我先前看过的那两句话去掉了。我想：“那么这人自己也觉得并不是火教育出来的了！”想到这些字句和这人一切，我很忧郁的苦笑了一会儿。

    这客人此后从不再来第二次。大约已照他所说的那样，当真放洋去了。我那篇文章，自然写不下去了，也永远不想作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有删改）

两个人的历史

余华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身躯里青春荡漾，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最近，他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这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清醒时也异常强烈。“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她重现了一九三〇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你就是这样回来的。”兰花说。谭博听后也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一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谭博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我没有。”兰花摇摇头。

（有删改）

雪中婚宴

刘成章

    雄阔的陕北高原。纷纷扬扬的大片子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倾倒下来，到处一片洁白。山呀，塬呀，梁呀，沟呀，河呀，路呀，村庄呀，这一切都难以分清，一切都失去了平日里显著的界线。整个世界仿佛都结冻了，没有了一点儿活气。可是，在一户正在办喜事的人家的院子里，人们围着一桌一桌的酒菜，正在动着筷子，正在宴饮。雪就像给简陋的餐桌上铺了一块块洁白的桌布。

    那场面别致极了，所有人的头上都落上了雪，他们的黑发就像浓白大雾中露出的一些模糊的林梢，只有白发老者的头上看不见雪的踪影；人们的蓝的、黑的、花的棉袄，也都被白雪逐渐吞没，而原先的颜色，只留下一丁点儿了。有的人戴上了连衣帽；有的人把大棉袄顶在头上；还有人却被特殊照顾着，主人找来两三把伞让其打着，不用问，那伞下定是些年轻婆姨，怀里还抱着乳毛未褪的吃奶娃娃。

    院子边横着的一根圆木，已经变得又白又胖。

    虽然刚端上来的菜肴顷刻就变得冰凉了，虽然伸出的筷子上都落上了雪花，但是，正在宴饮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紧缩脖子，因为他们骨头里在往常的岁月磨砺中储满了的生命烈焰，此刻正好散发于周身，仿佛周身正需要借此降降温的。

    人们乐滋滋地大声猜拳了。还有人唱起了酒曲。

    但主人还是满怀歉意的。他走上前来说：“唉，天气预报不准确，这雪又来得太突然了，没来得及出去借帐篷布，抱歉抱歉！”

    众人一哇声地说：“没甚！没甚！其实天冷能让咱多喝上几盅，好事一桩！”

    记忆中，陕北的各种较大的筵席，都是在院子摆开阵仗的——谁家能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窑洞啊！近些年生活好了，不少人纷纷改在饭店举行各种饮宴，那当然显得高档了，优雅了，但是，我却也还是乐见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陕北露天饮宴，特别这是我此生头一遭碰上的雪中婚宴，它是正史野史中都不曾记载过的故事，它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我太喜欢它了。它所展示出来的人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人的精神世界的旷世璀璨，足以让我沉醉三年！

    在这块苍凉的土地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不安逸、不舒适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事情，比如这婚宴中撒在人们头上的纷纷落雪，其实它们每一片都像一把明晃晃的雕刀，它们是在雕琢着强健的灵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望着面前的粗犷质朴的雪中婚宴，我国古代诗家的无数对于雪的精彩形容，注满我的心头。于是，我看见，千朵万朵的梨花，装饰着这一婚宴（梨花有着新娘不敢奢望的婚纱的清纯之色）；千颗万颗的盐粒，正在供婚宴的厨子们煎、炒、炸、烩（好厨子一把盐哈）；千只万只的白蝴蝶，欢舞着，旋转着，飞来，飞来，落在婚宴上每一个诗情盎然的温热的地方（谁不喜欢这喜庆的精灵）。

    一碟一碟的热腾腾的菜肴，不断地放上桌来，而就在这一放之间，已有数不尽的雪花融入其内，给这些菜肴增添了几分大自然的香醇。而人们的筷子夹起的，应是这天地间的精气，应是辈辈祖先们遗传下来的勇于吃大苦耐大劳、勇于战胜艰难险阻犹如左近的壶口瀑布一样永在沸腾的奋斗精神！

    这精神，与柔弱无缘，与萎靡无缘，与颓丧和消沉无缘。

    我猛然想起了中唐诗人卢纶的《塞下曲》，便向着大伙朗吟道：“欲将丸子夹，大雪满碗筷。”（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引起一片笑声。

    凌空降落的雪花是水在做着最浪漫的游戏吧，它飘飘悠悠地从天上落下来，一接近院落就被沾上了红烧肉和炸油糕的浓香，而它又带着这浓香把每个宾客都塑成了雪人，而众宾客，又以浓香的银白，与雪的院子、雪的村落、雪的山野融为一体。世界上往日纷纭繁杂的色彩，似乎只剩下单一的白色了。

信封上的大头菜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价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自己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往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路遗

刘怀远

    黄连婶平日不出门，但一出门，准是去借钱。本村几乎都借遍了，不好再向谁开口。即使有人主动借钱给她，她也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要，以前借的还没还上呢，已经拖累你们不少了。”

    黄连婶出了村，在路上走，后面有自行车的声音在响动，骑车人和黄连婶说话：“又要去王权村啊？”

    黄连婶出了村，苍白的脸红了红，朝那人点点头。王权村是黄连婶娘家的村，娘家哥多。不过去娘家多了，嫂子们也没好脸色。但毕竟是自己娘家，比借别人的心里踏实。

    骑自行车的人叫玉亮，下了车跟黄连婶说：“我带你一段路吧。”

    黄连婶说：“算了吧，你自己骑还这么大动静，哗啦哗啦直响。”

    玉亮看看自己的破自行车，嘿嘿地笑，手往怀里掏，说：“婶，我这里有几十块钱，你先拿去用吧。”

    黄连婶忙拦着说：“你帮我的还少吗？我自己命苦，不能总拖累你们。”

    “婶，我知道您性格倔强，可我是外人吗？自家的远房侄子！这几年，黄连叔有病，您也够操心的了。”

    黄连婶说：“你惦记着婶，婶感激不尽，你家也不宽裕，我现在日子还能挺过去。”

    “好吧！”玉亮知道拗不过她，就说：“那我先走了。”

    玉亮骑上哗啦哗啦直响的自行车，骑得很慢，比黄连婶走得快不了多少。拐过一个弯，玉亮不见了。

    黄连婶走过拐弯处，见路中央有一叠钞票。

    黄连婶捡起来，数了数，不到100元钱。天呐，这是谁这么马虎，100元足可以买七八袋化肥，足可以给黄连买一个月的中药，足够在县中学读书的女儿两个月的生活费啊……

    她往前后看，见不到一个人影。

    丢钱也太马虎了，玉亮也马虎，他在前面，愣没看到。黄连婶站在那里等了好一阵子，也没见有人来找。她摇摇头，把钱装进衣兜，心想，会和找钱的人碰上的，就继续往前走。

    迎面开来一辆农用三轮车，在黄连婶面前停下来，开车的是屠户柳三。

    “嫂，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走个亲戚。”

    “哦，俺哥一个人在家呢？”

    “咋，你还怕他跑了？”

    柳三笑了，黄连终年躺在床上搂着药罐子，既不会跑，也不会怕谁偷。

    柳三说：“嫂，咱一起回家吧，有啥困难我帮你解决。”

    黄连婶说：“你也没开印票子的机器，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天天杀猪再赶集卖肉，生意做得也挺辛苦的。”

    柳三说：“嫂啊，你不是困难到揭不开锅了，不会又回娘家的。好，你去吧。”柳三挠挠头，朝农用车上看看说：“我东西丢在集上了，得赶快回去拿。”说完，农用车冒了一溜黑烟，掉转车头跑远了。

    黄连婶笑着摇摇头，心里说：“慌张鬼，掉转车头往回走也不带我一段路！”

    走出不远，黄连婶再次财运高照，又捡到一叠钱。拿在手上，油渍渍的，上面还沾有一星暗红的肉渣。

    回到村，黄连婶找到玉亮和柳三。不想二人矢口否认，都说没有丢钱。

    黄连婶说：“你们不是丢，是故意放在路上让我捡。”

    俩人都说：“俺俩是傻蛋啊？脑子有病啊？要是被别人捡去了咋办？”

    黄连婶的泪就要落下来了，说：“只要说钱是你们的，算我借的行了吧？”

    不管她怎么说，两人就是不承认，异口同声地说：“钱是你捡的，找不到失主就是你的。”

    黄连婶很无奈，两叠皱巴巴的钱像两块刚出炉的烤山芋，烫手。

    思来想去，黄连婶最后把钱交给村主任，让他给广播一下，找寻失主。

    大喇叭里还没有广播，人们都知道了黄连婶捡钱上交的事。第二天午后，玉亮和柳三找了来，说：“既然您铁了心不要，这钱我们只好领回了。”

    黄连婶叹一声：“我只有用这个法子，才会逼你们出来承认。走，一起去村委会领回。”

    到了村委会，柳主任脸色酣红地躺在椅子上打盹。听黄连婶说完，柳主任打着酒嗝说：“你们都值得表扬，一边是慷慨助人，一边是拾金不昧。”

    黄连婶说：“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快把钱退给他俩吧。”

    柳主任不吭声，脸却更红了，反手把墙上的日历撕下一张，裁成两张寸宽的，把烟丝倒在印有“1989年”的一半上，在手上一扭一转，就成了一只大炮烟。点燃深吸几口，让自己隐藏在烟雾中才说：“上面总来人，村委会也没啥收入，今天李乡长领几个人又来了，你捡的钱真是雪中送炭啊，我用它还了饭店的招待费还不够呢。”

     三个人一下僵在那儿，瞪出的眼白如晒在河滩上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