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 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已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一个人，一所大学

    陈序经，字怀民，1903年9月1日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早年随父两度侨居新加坡。1925年夏，复旦大学毕业后，陈序经到美国深造，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前往德国留学，研究欧洲的政治、哲学和文化。1931年，陈序经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1934年夏，陈序经来到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任职经济研究所，颇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与南开决定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天津，这时陈序经身兼南开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三职，教学行政工作非常繁重。1945年8月，陈序经从美国讲学回到国内，一次酒筵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主动请他出任泰国大使，陈序经以“矢志教育不改行”为由，坚决推辞。1949年，国民党有意让其出任教育部次长，他又拒绝了。

    陈序经的一生引发过三次大争论。其中两次，一是最著名的文化问题大争论，一是影响深远的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针对广东当局泛扬复古祭孔的趋势，1933年12月29日晚，陈序经应邀到中山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说：“中国前途的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演讲批评了“复古派”和“折中派”，指出这两派是没有出路的。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争，论战的参与者，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知名文化人，其中包括梁漱溟、胡适等。

    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源于胡适1947年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由国家出资重点扶持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一流。陈序经随即撰文反对，他认为不能忽略了私立大学。陈序经还对中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感到忧虑。他在《论学术发展的计划》中说：“我国大学教育，一向集中于平、津、沪数个地方，这本来就不很合理……从地域方面看起来，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1948年8月1日，陈序经离开国立的南开，到私立的岭南大学出任校长。在首次全校公开讲话中，他就强调学术不分宗派，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自由。陈序经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来校，其中包括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容庚……在校董事会领导下，岭南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具体采用的是由五名教授参与管理的“教授治校”方式。陈序经说，校长应从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的学问。他又说，他自己的头衔是“教授兼校长”。由他主持的校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教授会议，是由他们，而不是行政官僚来决定学校的事务。这种管理模式保证了岭南大学的学术风气。

    他还结合广东的地域特点，增设了一些院系和研究机构。岭南大学商学院的前身是隶属于文学院的商学经济系。广州商业发达，选读该系的达三百人，为全校系之冠。陈序经顺应社会需求，将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学院，开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个系。他主持校务后，十分注重与地域特点相关的研究工作，恢复了西南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工作，并将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开展专题研究，辑校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文献，翻译有关著作，并从事西南物产资源、农村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物价等方面的调查。短短一年内，就有《三水民调查》、《干栏——西南原始住宅的研究》、《南洋与中国》等专著问世。

    在陈序经到任后的一年间，岭南大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学校逐渐具全国性与国际性，还扩大了向平、津、沪及外省其他地区的招生人数，而使岭南大学成为立足岭南面向全国的大学。

（选自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等，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从1948年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代校长一职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短暂的4年却是岭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谈火生《陈序经与岭南大学》）②这位谦谦君子，在三十年代却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却一直都是中国式的。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

（陆健东《陈寅恪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