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力》

汪曾祺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他姓金，块头倒是很大。他家放剩饭的淘箩，年下腌制的风鱼咸肉，都挂得很高，别人够不着，他一伸手就能取下来。身大力不亏，但是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力气，没法证明。关于他的大力，没有什么传说的故事。他很老实，也没有什么本事，家里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本人是个瓦匠头儿。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比如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都愿意找他。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订石灰。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手钱的好处。

    这里兴建动工有许多风俗。先得“破土”。由金大力用铁锹挖起一小块土，铲得四方四正，用红纸包好，供在神像前面——这一方土要到完工时才撤去。然后，主人家要请一桌酒。这桌酒，主人是不陪的，只是出来道一声“诸位多辛苦”，然后就委托金大力：“金师傅，你陪陪吧！”金大力就代替了主人，举起酒杯，喝下一口淡酒。这时木匠已经把房架立好，到了择定的吉时，上了梁，——梁柱上贴了一副大红对子：“登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两边各立了一面筛子，筛子里斜贴了大红斗方，斗方的四角写着“吉星高照”，金大力点起一挂鞭，泥瓦工程就开工了。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绊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摄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说，我家里还开着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我知足。”

    金家茶炉子生意很好。一早、晌午、傍黑，来打开水的人很多，提着洋铁壶、暖壶、茶壶的，川流不息。这一带店铺人家一般不烧开水，要用开水，多到茶炉子上去买，这比自己家烧方便。茶水炉子烧的是稻糠，稻糠着得快，火力也猛。但这东西不经烧，要不断地往里续。烧火的是金大力的老婆。这是个很结实也很利索的女人。只见她用一个小铁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地往火口里倒糠。火光轰轰地一阵一阵往上冒，照得她满脸通红。半箩稻糠烧完，四个铁罐里的水就哗哗地开了，她就等着人来买水，一舀子一舀子往各种容器里倒。到罐里水快见底时，再烧。一天也不见她闲着。稻糠的灰堆在墙角，是很好的肥料，卖给乡下人，一个月也能卖不少钱。

    茶炉子用水很多。金家茶炉的一半地方是三口大水缸。因为缸很深，一半埋在地里。一口缸容水八担，金家一天至少要用二十四担水。这二十四担水都是金大力挑的。有活时，他早晚挑；没活时，白天挑。你要是路过金家茶炉子，常常可以看见金大力坐在一根搭在两只水桶的扁担上休息，好像随时就会站起身来去挑一担水。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

    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只衣柜，一张桌子，桌面多大，腿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张衣柜，一张桌子。他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张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他的眼睛就这样厉害。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

    树，因为木匠死了，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的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人家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一年，我赶回家恰逄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子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不忙，他说。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子。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柄子，边告诉我说，他呀，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动斧头锯子的活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干，让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在路边等，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说：“这人，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女大学生网上发帖要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我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工资。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韩山拾得

黄孝阳

    韩山拾得，我的高中同学。

    他爹叫韩山，一个老鳏夫，瘸了半条腿，还能跑得飞快，挤进汽车站前看热闹的人堆里，抓起竹篮没肯再撒手——竹篮里躺着一个不足百日的弃婴。

    韩山拾得讨厌他爹。他爹在取名时也忒不负责任。班上几个横蛮惯了的男生，不高兴了，把他打一顿；高兴了，也把他打一顿——说这叫打日本鬼子。瘦小的他偷了户口本，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警察瞪起眼珠子：“叫你爹来！”

    韩山拾得绝食三天。在县搬运站当厨师的韩山拗不过儿子，买了包阿诗玛烟，到派出所见人就低头哈腰。

    韩山拾得回到学校。老师上课点名，喊了几声“韩山拾得”，他不起身。老师大怒，喝令他出去。隔不多时，他回来了，身子发抖，脸白得吓人。

    众目睽睽下，他攥着根粉笔，抖抖嗦嗦，在黑板上写下“韩小山”三个字。接着，他把揣在裤兜里的左手慢慢拿出来，把左手紧握着的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脑袋上。血咕噜一下冒出来了。他晕了。

    他忘掉说一句话：“以后谁再叫我韩山拾得，我就这样砸死他。”不过就算他说了也没用。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是坏掉了，连最胆小的女生也敢在他经过时往地上吐唾沫。

    终于，他用锄头敲破同学的脑袋，他退学了。等到我参加高考那年，他已经成了县城赫赫有名的小山哥。这倒不是因为他心狠手辣，马仔众多。

    城北的金刚在影剧院看戏，把脚跷到前排，把甘蔗渣吐到韩小山衣领里。韩小山回头扔过句脏话。金刚把甘蔗在韩小山脑袋上敲成两段。两伙人打起来。韩小山这边寡不敌众，被金刚一伙拖到影剧院门口吊成沙包轮流踢打。

    韩山路过瞅见。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厨师急眼了，挥舞着刚在游麻子那儿磨快的菜刀，要与人拼命。金刚脱掉外衣，往手臂上一缠，大吼一声迎上去。韩山的菜刀被打掉。父子俩被面对面吊起。

    但金刚只得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搬运站七十二条大汉拿着铁链、撬棍出动了。让县公安局头疼不已的金刚团伙从此匿迹。韩小山一战成名。

    从韩山拾得到山哥，是三年。

    从山哥到韩山拾得，是二十年。

    我是在街头偶遇韩山拾得的。他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父亲，站在洒满金秋阳光的梧桐树下。我喊出他的名字，一眼认出那个断了左手巴掌的老人。1990年搬运站解散，韩小山的日子一落千丈。在一次赌牌时，他押上了左手。底牌揭开，韩小山操起刀，对自己下不了手。对方问他是否要帮忙。这时韩山又出现了，一刀下去，血泪横飞。

    “就在那一天，我才真正长大成人了。”

    他没有细说他这二十年。我早有耳闻。他先是靠贩卖辣椒、香菇等农产品攒了一笔钱，再承包县罐头厂做起出口外贸，生意做得很大，日本是主要销售市场。这可能是他把名字改回去的缘由，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禅宗的影响，寒山与拾得两位唐代高僧广为人知。

    “世间谤我，贱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我想起寒山这句话，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叫回韩山拾得？”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顺手接过老人从兜里摸出的烟斗，点燃，深吸一口，再弯腰塞入父亲嘴里。老人的面容平静而又惬意。梧桐叶间漏下的阳光如同鸟羽，轻轻地覆盖在他的肩膀上。梧桐树下是一家老人用品专卖店。一位眉目温婉的女子走出来，向我点头致意。我认得她，黄梅英，韩山拾得的妻子，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花。

    她接过轮椅，挥手与我告别。我进店打算给父母买一些冬天里的衣裤，看店的小妹喜气洋洋，打电话的声音跟唱山歌一样：“姨，黄姐今年又在我们这儿订了一大批货，你赶紧发货。羽绒棉被，还是波司登的，38床；鸭鸭的雪地棉鞋，男款76双，女款……”我纳闷了：“这些都是黄梅英订的？”

    “是呀，你认得她？黄姐的老公，哎，就是韩老板，去年在他开发的池头新寓旁边搞了家疗养院，跟星级宾馆一样。县搬运站的职工，哪怕只在那儿待过一个月，男的满五十五周岁，女的满五十周岁，又或者身有残疾的，都可以去，吃的住的用的，全部免费呀。这些人上辈子真是积德修福了！”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①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挎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③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小孩子）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④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

    ⑤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⑥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⑦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看，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父亲）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⑧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

    ⑨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一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这些年，电视台和他有很多合作，他和总导演都合作成朋友了。他一看到总导演，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又要我找赞助？我都成了你们电视台的钱袋子了。总导演接过他递过来的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你说说，你除了钱，还能育什么？开过玩笑，总导演才言归正传，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这一次，不要你出钱，但你得给我们帮帮别的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你要我做什么？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的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几乎成了空村。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他说这我知道。总导演说，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一个有人声有狗叫又有炊烟的村子出现在电视里该是多么美的画面呀。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这事还真是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他答应所有人、回村拍电视那几天生意上的所有损失都由他来承担。事情总算定了下来。今天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昨天晚上他已想好，和大伙儿商量一下，这个春节就在村子里过吧。

    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他们是在准备回城了。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

    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小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