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歌声

[俄]彼特洛•洛斯基

    行动之前，杰夫卡夫斯基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绝不是一次例行演习那么简单。果然，短短三个小时之后，装甲车队便开入布拉格，而天空的广播也同时传来讯息，这次行动绝不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而是逮捕杜布切克分子（见背景资料）。

    守护在布拉格边缘的一条要道，杰夫卡夫斯基和战友一样，他心里非常焦虑，这次取名为“尤里复仇”的行动到底要持续多久？

    街对面不远处是一个教堂，悠扬的钢琴声隐隐约约地从里面传出来，杰夫卡夫斯基情不自禁地侧耳细听，曲子有点像《伏尔加母亲》，那是他最喜爱的一首曲子，如果不是德军突然入侵，杰夫卡夫斯基想，自己现在一定是一名钢琴师，至少不会手里拿着枪。

    杰夫卡夫斯基无奈地笑笑，抬起头看看天空，只见晴空万里，太阳直直地照着脚下的城市，连影子都不见一点，这是个好兆头，久经战场的他可以肯定，战争已经结束，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因为天空连一架飞机都没有，这就说明伟大的莫斯科再次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这样想着，杰夫卡夫斯基便觉全身轻松起来，反复观察了下周边，没什么异动，便向远处的战友打了声招呼，自己一个人慢慢朝教堂走去。琴声已经停止，但教堂却并没有静下来，透过门缝，杰夫卡夫斯基看见一群孩子正整齐地唱着歌，什么曲子他听不出来，只觉得歌声在教堂里显得特别响亮。

    杰夫卡夫斯基喜欢这种感觉，便不由自主地走进去，他想问问这首歌的名字，甚至还想跟他们一起学习歌唱。然而，当他出现在那群孩子面前，歌声却突然停止，他们一个个惊恐万分，稍小一点的女孩甚至在往后躲。

    杰夫卡夫斯基抱歉地笑笑，刚想说自己的来意，一个男孩却突然朝自己奔来，这是一个勇敢的男孩，杰夫卡夫斯基在心里默默赞许。可男孩大概跑得大急，竟然在阶梯处绊倒。遇到这种情况，杰夫卡夫斯基当然是豪不犹豫地向前搀扶。

    意外就发生在搀扶的那一刻，男孩拼命甩开他的手，大声哭诉：“坏人，你还我爸妈来，你们都是坏人!”与此同时，男孩竟然掏出一支手枪对准杰夫卡夫斯基的胸口，“啪”的一声，枪声在教堂里格外清脆。

    杰夫卡夫斯基显得特别沉重，他真的不希望发生这种事，但当他发现男孩拿出手枪那一刻，还是习愤性地先下了手。教官曾无数次地训练他应对类似的情况，所以，枪杀男孩的事情完全可以算得上一次对敌作战，杰夫卡斯斯基甚至还可以把战绩上报。但是，在枪声之后，他却只觉天旋地转，怎么也站不起来，他看见男孩的脸，竟然带着微笑，一种解脱的微笑。

    战友冲进教堂，一支支枪口对准教堂里的孩子时，杰夫卡夫斯基终于挣扎着站起来，他告诉战友，这里没有杜布切克分子，男孩完全是自己一时冲动而错杀，回去后，他会主动接受军法处置。

    教堂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无论是小孩又或者大人，他们脸上都有种奇怪的表情。因为就在刚才，他们亲眼看见杰夫卡夫斯基把男孩手里的枪塞在自己怀里，一个军人竟然保护敌人的伙伴，这简直就是奇迹。

    当杰夫卡夫斯基与战友跨出教堂的大门，外面阳光依旧明媚，整个布拉格宁静得像莫斯科的早晨，而就在杰夫卡夫斯基回头那一刻，透过教堂的大门，他看见那群孩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悠扬的歌声再次响起，越唱越响，歌声从门口飘出来，弥漫在布拉格的天空。

（选自《意林》2011年04期，有删改）

【背景资料】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布拉格之春改革，希望借此摆脱苏联。8月20日，苏军以军事演习的名义突袭机场并占领布拉格，逮捕了杜布切克，控制了捷克全境。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修，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遇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武生

张国平

    剧团虽属三流，演员们待遇也不高，但有它在毕竟是个寄托，现在突然散了，便仿佛一座靠山蓦然坍塌了。出门时拿走了一把刀，侯三演的是武生，那把道具刀已陪伴他多年。

    侯三的老婆是一家超市的财务主管，自从她从收银员升为财务主管后，她的脸顿然肿得不行，对侯三指桑骂槐，剧团解散的事让她知道了，准又一阵狗血喷头。得尽快找份工作，这样才能堵住她的嘴。理清了思路，侯三提刀回家。

    哟，长出息了？想杀人呀？老婆看到侯三手里那把明闪闪的刀，口气里满是不屑。

    我的祖奶奶，借八个胆我也不敢动你一指头啊。侯三说，刚接了一个新角色，拿回家练练。

    练个屁！你看看你，有蹬三轮的挣钱多不？侯三被老婆一下噎住了。每提到钱，侯三便像撒气的皮球，再没舞台上那份豪情了。

    去招聘市场，侯三看到一块牌子，顿时兴奋了，牌子上写：招聘保安。可人家不要侯三，说是专解决下岗职工的。侯三的剧团虽不算草班儿，但也未正式纳编，侯三没有下岗证。侯三灵机一动说，我是唱武生的，会翻跟头。侯三便一阵前空翻又一阵后空翻，将跟头翻得如旋风。人家还是摇头，上面有政策，我们说了不算呀。侯三没辙了，一脸惆怅。

    这时被人拍了一掌，侯三回头看到一个很阔的人正对他微笑。那人问，找工作？侯三点头。那人说，除了跟头你还会什么？侯三说，会武功。那人说，耍一套看看。侯三便打了一套拳，虎虎生风。

    那人便说，就跟我干吧。不过是试用，试用期内这个数。那人伸两个指头。

    二百元？太少了。侯三说。那人说，不是二百，是两千。那人见侯三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就说，过了试用期，就是这个数。那人伸出一个巴掌。侯三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优厚的待遇，笑得嘴角咧到了耳朵上。于是那人便成了侯三的老板。

    有天老板让侯三坐他的车办事，还没到地方便被人截住，侯三迷迷糊糊被几个彪形大汉绑架了。侯三虽有些功夫，但恶虎难抵群狼，侯三被推进黑乎乎的地窖。

    说，你们老板住哪里？怎么联系？侯三被打得遍体鳞伤，遭人盘问。侯三的嘴上像粘了封条，一个字也不说。反复多次，侯三死去活来，愣是没吐一个字。那帮人恼羞成怒，将侯三关在地窖里，一连三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地窖里阴冷潮湿，侯三昏死过去。

    侯三看到地窖口闪进一道亮光，朦胧中下来一个人。侯三吃惊，下来的是老板。侯三胆怯地说，你也被抓了？不是我说出去的。老板笑了，说，你小子够意思，安心养伤吧。侯三问，你怎么知道我被藏在这儿？老板说，以后你就明白了。那天侯三突然看到一个绑架他的人，才明白，原来是老板考验他。妈的！侯三咽了口吐沫。

    一天老板问，你表现很好，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侯三便说，家有老母一人独居。老板说，请来嘛。侯三苦笑，老婆不孝顺，不让老人来。老板脸一沉说，休了她。侯三说，我哪敢啊。

    看你那点出息。老板说，这好办，等你试用期满，安排套房子，把老人接来住。侯三没想到老板这么仁慈，感激得差点跪下。

    这天侯三陪老板出门，老板一脚踏坏了一卖艺瞎子的二胡。瞎子死抱老板的腿不放，非让老板赔。老板很没面子，对侯三吼，踢翻他！侯三见瞎子可怜，便掏钱，却被老板打在地上。老板说，我是随便赔钱的人？踢翻他！一分钱也不给。侯三犹豫着不肯动手。

    老板失望地过来拍侯三的肩膀，又掏出一沓钱说，你可以走了。为什么？侯三吃惊。老板说，你考试不合格。这就让我走？侯三不肯。老板把钱一塞说，拿钱走人。

    妈的。侯三接过钱朝瞎子走去。侯三把钱塞在瞎子衣兜里，拍他肩膀说，伙计，拿着。

    侯三转身离去，头仰的老高。

（有删改）

陶虎臣

汪曾祺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一一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的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两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轮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晴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城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边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飞来许多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因里希·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的时候，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的，莫过于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的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也许因此而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要你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坐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的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显示欢乐。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

新娘

契诃夫

已是晚上十点钟，一轮满月照耀花园。娜佳看见大厅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忙那。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灯光下，显得很年轻。

花园里安静，凉爽，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一片蛙声的鼓噪。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在这儿，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萨沙，他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是祖母的一个远亲，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也一样。您的未婚夫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两人朝大厅走去，大家已坐下吃晚饭。祖母很胖，相貌难看，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语文系毕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

后来，钟鼓十二下，大家起身告辞。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她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

“滴笃，滴笃，”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这样苦恼！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

时间过得很慢。下午两点钟，午饭后，尼娜·伊凡诺夫娜又弹了一会儿钢琴，回房去了。

萨沙说：“亲爱的娜佳！您要出去念书才好！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不错，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突然全身一阵瑟缩，回自己房间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

如同昨天夜里，天刚刚亮，娜佳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笃，滴笃……”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笃，滴笃……”

时间过得很快。“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他的话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这是为什么？一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娜佳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

早晨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

等到她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以前她不大留意的广阔未来，却铺展开来。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

五月间，考试完毕，娜佳动身回家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一路上觉着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所有的房子都像蒙着尘土。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可是仍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那些钻石戒指仍在发亮。

娜佳走上楼去，见到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晚上，她上床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何，她觉着躺在这暖和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滴笃，滴笃！”守夜人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溜达，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生活。

她意识到，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