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出版《商州》，到2014年9月《老生》问世，27年间贾平凹共创作l5部长篇小说。但其中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仅有3部，改编后成为口碑之作的更近乎为零。作为一代名家，贾平凹似乎与时下小说改编影视剧成风的潮流格格不入。

    对此，有学者提出，当今文学界紧缺的恰是敢于逆流而行，让影视剧改编无从入手的纯文学性小说。

    文学评论家徐兆寿举例为证：2012年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排行榜上，莫言、余华、苏童分列前三。“作家本身功底之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每人背后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在他看来，莫言背后有《红高粱》，余华有《活着》，苏童则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既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全了作家在海外声名鹊起。

    “国内书市同样如此，书店的畅销小说半数以上都有‘触电’背景”。徐兆寿说，影视与文学联姻，常常能让一些作家为更多读者认识，具有更大的阅读市场，像莫言、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他们的作品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在小说热销榜上扶摇直上。

    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作用不仅中国有，国外同样有。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就在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写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克里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图书馆不得不在一周内添购132册；《呼啸山庄》被拍成电影后，小说在2年内的销售数量超出过去92年的总和。”

    “触电”让小说流传更深广，这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佐证的真命题。

    但真命题却叫人爱恨交加，徐兆寿旋即话锋一转：“影视剧走红了，想当编剧、当导演的年轻人多起来，但安静写作的越来越少了。”

    徐兆寿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他一直在留心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但学生们每每志不在此，徐教授很清楚，剧本创作接触到的是声色犬马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纯文学是孤独的精神构建，“可惜现实面前，多数人倾向于物质。”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同样用“生不逢时”来形容现时的文学环境，“20世纪是属于作家的欢歌，文学占据绝对主力。而21世纪，图像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令评论界忧思的现状是，当代年轻人的座右铭不再是文学作品里的一句箴言，取而代之的是影视剧的走红台词。长此以往，纯文学恐会为剧本式写作让位，就如同诗歌曾经的式微那样，那将是文学天大的灾难。

    “灾难”是危言耸听吗?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作注解，他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问道：“电影时代，小说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洋洋洒洒的文字叙述，放进宽银幕后只需几秒。电影让阅读变得轻松，既然如此，何须几十页纸?几页、几行足矣。”

    永远不要责怪读者变得浅薄。而要想想，是谁帮他们放低了文学门槛?

（选自王彦的《小说敢不敢拒绝影视改编?》，有删改）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它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选自《南风窗》2010年第22期，作者张天潘）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近几年，以汉服圈为代表的古装文化实践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态势。在文化传播领域，例如方文山在2013年创办“西塘汉服文化周”，建构了一个以汉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产业资本领域，与汉服相关的产业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现在，身穿汉服的身影已经时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商业广场和地铁公交等公共场域，进一步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有的汉服爱好者却表达了不同的焦虑，“现在的汉服圈都很浮躁，很多人已经退圈，因为已经背离了初衷”。有人曾对汉服文化内部的构成做过普及：一是汉服爱好者，即已接触汉服，对汉服有一定了解，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二是汉服生活者，即将汉服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汉服复兴者，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或负责引导社团、举办活动，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显然，一种内部的阶层被呈现了出来。在公共场合身穿自制汉服的第一人王乐天等，同汉服生活者一起，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和塔身。而汉服爱好者则是金字塔形结构的基座。汉服复兴者规定汉服文化的边界，而汉服生活者则以一种与世俗生活决断的决心进行实践。例外的是汉服爱好者阶层，他们的参与程度显然要低，远没有生活者“壮士断腕”式的决心。因而，在汉服文化越来越被关注的当下，汉服圈内部的焦虑情绪，也许可以解释为汉服爱好者同另两个阶层的脱节。而这种愈发不稳定的结构，则正是汉服文化在持续冲顶过程中的隐忧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发展壁垒。

    汉服爱好者介入汉服圈的动力，往往来自动漫文化的影响。如果要进一步厘清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则必须首先将他们从汉服圈中剥离出来，去放置在青年亚文化实践的脉络中进行观察。汉服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亚文化实践的满足，形成的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性抵抗策略和沟通尝试。

    然而，汉服文化复兴者和生活者强调汉服文化的正统性，这就造成汉服圈内出现了爱好者同“考据派”的二元对立。随着汉服文化热度升高，传统影楼写真为代表的行业也开始介入古装拍摄。此时，为了维护亚文化内部的纯洁性，汉服爱好者又斥其为“影楼装”，拒绝承认同汉服文化的关系。这种内部分裂导致的不稳定结构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如何尽快理解汉服文化金字塔基座的庞大人群的构成成分和文化诉求、保护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夯实传统文化复兴人群基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新世纪开始以来的诗歌界一直是比较沉寂的。然而，“裸体诗朗诵”等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诗歌界持续已久的沉寂状态，引发了人们对现代诗命运的又一次思考：诗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古人云：“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表达人们的内心情感的。诗歌中蕴含的内心情感绝不是诗人的任意发挥，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尽管人们可能因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对诗歌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他就无法拒绝现实生活在诗歌情绪生成中的决定意义。

    虽然现实生活是诗歌情绪产生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产生。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没有丰富的情感就不会产生优美的诗篇。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诗人要在真善美的表达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个人的生存感受就没有价值。相反，那些在与普通大众相互交融的生活中产生的情绪体验往往是最接近真善美的，是最具有人文情怀和精神深度的。

    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不仅是一个情感的把握过程，而且是一个语言的挑选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现代汉诗的口语化并不是意味着语言的粗俗化。日常口语可以成为诗歌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也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卞之琳的《断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是诗人却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

    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布洛在1912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扬名学界。原因在于，这篇文章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身处荒野时也会碰到。想到可能会有猛禽野兽出没，有无常的气候变化，有迷路的危险，就无法实现对美的欣赏。如果你抛开这一切，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就能欣赏荒野中可能具有的自然奇观。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消除，在审美欣赏的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一定距离中来看。

    当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人们也指出了心理距离说的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对于心理距离如何能产生，布洛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美的欣赏的种种具体条件的关注，如果不这样，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

    关于距离，莫国学者理查德德·乌尔海姆提出了一种视为的理论，即把生活视为艺术，认识到艺术在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设想，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这时需要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其实，与其说这是态度，不如说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来。艺术在改变着我们的全部知觉。在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美被发现，又被改造。发现美时，美是客观的；创造美时，美是主观的。但发现的美又是被创造的，创造之时又受着对美的发现的制约。更进一步说，人的艺术实践来源于生活实践，同时艺术实践又渗透到生活实践之中，对生活实践起改造的作用。这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