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空格）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相关链接

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宫崎骏：留下的都是梦

宋石男

    当宫崎骏讲述梦境的时候，就连废弃壁炉里的灰烬也会重燃。但就在9月初，这个72岁的白胡子老人、日本动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造梦师宣布不再造梦，隐退江湖——龙猫踯躅彷徨，狸猫放声痛哭，千与千寻返乡，移动城堡驻足，幽灵公主成绝响，世间再无风之谷。

    作为一个很出色的故事创作人，宫崎骏很自然地便能把心中的故事告诉大家，这种才华使他成为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导演，他的动画如同造梦，众多的幽灵，会走动的城堡，会飞的拖把、小人等等，像魔法一样令人欲罢不能。每个人的梦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把它讲出来，就像宫崎骏做到的那样。

    在许多人看来，宫崎骏的谢幕并不完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风起了》由梦幻叙事转向现实析述，冒犯甚至伤害了他的追随者。有评论人认为：“这是一个讲述明治维新以来，为了追赶西方而拼命富国强兵，结果国未富兵未强，破绽百出的故事。”媒体用“威尼斯电影节宫崎骏颗粒无收”一类的标题暗示这位动漫之神在退休之际已经跌下云端，却完全不顾他曾获奥斯卡动画长片奖并拒绝领奖的往事。事实上，宫崎骏压根儿就不在意名利场上的事情。不久前东京争取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宫崎骏被日本各界认为是制作东京奥运会宣传片的第一人选，但他直接回应说：“我不会为那些人制作影片。”

    事实上，《风起了》与以往的动画不同，没有魔法没有童话，而更像一个缓缓流淌着叙述的纪录片，但它美丽温暖矛盾悲哀并充溢着宫崎骏永远的主题——梦想。还记得崛越二郎的那句话，“我只是想设计出优美的飞机”。“这部电影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是宫崎骏对《风起了》的唯一解释，而这句话几乎可以适用于他的每一部作品。

    在全球动画界兴起用电脑作画的年代，宫崎骏坚持“老掉牙”的手绘方式。他的手绘，简单清新，适合回忆，就如枕头适合瞌睡、星空适合眼睛。水彩水粉的感觉用来描画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森林、田园，真是妙不可言，而晕染方式也很能烘托出饱含深情的色彩。记得看《红发安妮》，当安妮走过樱花林时，樱花如云，扑面而来，落英满地。虽然没有画出每一朵花，但层层叠叠的色彩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繁花似锦的景象，唯美得宛如梦境。

    清新之外，宫崎骏又总喜欢加上工业时代的痕迹。形形色色的飞行器、喘气的烟囱、炽热的锅炉……宫崎骏痛恨工业对自然、对习俗的破坏，骨子里却又摆脱不了工业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从事飞机制造方面的工作，他工作后也曾赴苏格兰等地煤矿参观，这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他不少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场景都有些西化，却用非常传统的水彩画来表现；而有些作品如《千与千寻》的场景是传统日本风格，却又似有油画的感觉。不论画法如何，总有一种情愫，让人怀旧思乡。

    在过去数十年里，站在乡村与山林，宫崎骏抵抗工业的侵略，意图保留那些固有的东西——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地理与生态，又随时准备接受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的宿命。宫崎骏曾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终有一天会毁在人类自己手中。在某种意义上，宫崎骏是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包括：对现实的强调，对技术手段的迷恋，政制对德性的垄断，自负理性对自然秩序的压倒性胜利，世俗自治对神灵的渎慢……宫崎骏大声反对这一切，却又身坠其中。

    除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宫崎骏的作品还传达出浓浓的人文关怀，首先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上。宫崎骏创作的影片背景的画风始终是清新浪漫的，总有一种能让人想要回归自然的感觉，尤其是影片中出现的天空背景，给人以广阔无垠的感觉，使人不禁生出一种遐想，似乎想要到那背景中去寻找远离城市污浊空气的清新，去感受自然之美。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动物植物之灵，则体现了众生平等敬畏自然之心。《幽灵公主》可以理解为由于森林的消失而引起的来自神的报复，《风之谷》意在说明人与自然是既斗争又共生的状态。但宫崎骏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有人与自身的关系，他的影片大都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那些积极的性格向人们暗示：在学习博爱与宽容的勇敢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会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千与千寻》胆小瘦弱却很有爱心的千寻，《风起了》“唯有努力试着生存”的崛越二郎，《悬崖上的金鱼姬》“生在这世上，真好”的波妞……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发自生命根源的真善美，展现出的人类顽强的生命热情与人性的自然流露，作者视之为人类存在的希望。

    如今，那些美好的作品他已经画完，那些美好的仗他也已经打完。现在，造梦大师谢幕，但梦不会谢幕。宫崎骏的离去，让每一个热爱他的孩子都感到酸楚，而这酸楚，在将来必定会融入回忆，与甜蜜合体。宫崎骏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如何想象未来，都要勇敢面对，凭着孩子时代的信念，凭着梦想出发的起点。最后，像他一样放手去梦吧，尽管梦有其伪装，有时也单调易碎，但它，犹如风吹着的童话，仍是这个世界美丽的惟一证明。

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鲍鹏山

    ①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好抬杠的李贽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乃至于我们沟通了。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择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那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

    ②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丸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称霸诸侯，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剖。

    ③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

    ④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枝蜡烛吗？四面飚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

    ⑤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⑥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⑦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末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则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⑧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节选自《寂寞圣哲》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有删改）

清音入杳冥

刘蓓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孙犁不仅以自己的艺术成就独树一帜，其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也耐人寻味。

    孙犁的创作始于抗战时期，却全无“战斗”气息，曾有人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汪曾祺说，孙犁抗战时写小说，不像别人不是摸岗哨就是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特别是在战时的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他在《荷花淀》、《芦苇荡》等作品中所刻画的乡间女性人物，为读者所喜爱。正是这一时期，孙犁在创作上如鱼得水，其作品笼罩着一层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与其他作家笔下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小说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诗性化的叙述语言、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创造出别具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小说”。贾平凹说，当代作家中，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

    解放后，孙犁进入大城市天津，从事编辑工作与业余创作。奇怪的是，此时的孙犁却陷入了莫可名状的苦恼。在和平年代，敏感的孙犁，痛切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更令孙犁不安的是，在全国解放后文艺界文艺批判浪潮中，孙犁那些原来曾经得到好评的作品遭到批判。面对批评，孙犁缄默不语，仍继续着自己的创作，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就是孙犁在遭到批判之后创作的。

    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孙犁既未有过什么政治野心，也不齿于投机钴营、丧失人格之举。对外界的赞誉推崇，他总是低调应对，甚至对公认的“荷花淀”文学流派之说法也一再推辞、淡化。尽管如此，烦恼和痛苦却从未如愿地离他远去。当时由于不堪精神与肉体的凌辱，许多文艺工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孙犁也曾几度试图走同样的路，又终因对未来尚存希望而作罢。面对精神高压与肉体摧残，孙犁没有什么豪言壮举，努力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人干起了卖友求荣的勾当，孙犁也不止一次受昔日友人的加害，而他却从未为了保全自己而落井下石。他坚信文章可泯，道义不泯。

    孙犁尊崇鲁迅的为人与为文之道，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不仅是愉悦读者、陶冶性情，还要改善和加强人类的道德观念；主张作家要以弘扬和捍卫真善美为己任，要重视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意义。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验，孙犁用“残破”二字来概括：战争中，他目睹了山河村落的残破，而和平年代的“文革”，又造成了文化的残破，道德的残破，精神家园的残破……这一切，都在不断粉碎着孙犁心中构建的那座笼罩着“美”的云雾的海市蜃楼。这一切，也使孙犁从对真善美的纯情歌颂，日渐转向对邪恶的冷静审视和深刻反思。在孙犁晚年的文字中，其平实、沉郁、冷唆与青年时代的婉约、柔美、抒情形成了鲜明对照。

    令孙犁痛心疾首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界在重现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沽名钓誉、惟利是图之类的丑恶现象。素有“洁癖”的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平时在生活中息事宁人的孙犁，谈起现实和文坛的弊病以及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时，却直率尖锐，“写起来比谁都胆大”。他厉言抨击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污浊现象，提倡重新找回文学的纯洁和纯粹，号召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重新找回被丢掉的现实主义。

    对于艺术创作，孙犁内心里一直汹涌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取避世态度。他对于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的问题，始终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他特别喜好“清净”、独处。他厌恶别人扰乱自己的安静生活，甚至久别的老友来访，也不愿留其住宿；连亲生儿女的探望，有时也会令他心烦意乱。他最为知己的朋友，都是在战争年代建立友谊的谅友、直友，且多以书信的方式交流。他有意躲避显贵之人，也不轻易加惠于失意者。君子之交，淡如清水，以求两无伤损。

    从1995年底开始，孙犁决然停止了写作，也不再读书看报，不再谈论文学方面的事情，不再接待客人，从清贫寂寞淡泊地生活发展到采取弃世绝尘的极端举动。在一个缤纷喧闹的世界里，晚年的孙犁，主动选择了孤独。他是在孤独中坚守着一片心灵的净土。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位作家，实在是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岁月抹不去的亮色。

钱起诗曰：“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这，不失为孙犁人生的点题之句。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作为文学晚辈，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在年轻时都受到过孙犁先生的恩泽。那时候，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编《文艺周刊》，他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了许多作者热情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

（摘选自《吉林工人报》《铁凝：孙犁是一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②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③“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出自钱起诗歌《省试湘灵鼓瑟》，原意是：瑟声哀婉悲菩，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

老树画画：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老树不是画画的，他是个教书匠。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老树本来不叫老树，叫刘树勇。也许像他说的，因为很小就长成了很苍茫的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学生们就“树哥”“树叔”地叫他，要叫到“树爷”的时候成了“老树”，既然自己的本名叫起来有点不大顺口，他就找个大家都叫得顺的名字用起来。“我的长相太凄凉了，上下五千年提前都长好了。”他自嘲地呵呵一笑，大家跟着乐了，初见的拘谨和陌生就渐淡渐散了。

    老树书教得好，学生知道。学生描画他教授公文写作课的状态：“铃声响过，晃着进门，低头看一眼课本，抬眼扫一下我们，然后滔滔江水般流泻出真知灼见、性情心声。他讲西南联大里中国文化界的翘楚、讲风华绝代的林徽因，讲钱钟书的《围城》，讲张艺谋的《红高粱》，讲卢梭的《忏悔录》，讲诗经，讲高更、塞尚，讲波普艺术、解构主义，还有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些完全无法用‘公文写作’涵盖的东西听得大家如痴如醉。要下课的五到十分钟，他才会懊恼地讲一会儿课本，期间还夹杂‘公文写作，神马东西’之类的抱怨，直到下课铃响，仿佛扔掉了课本的郁闷，说声‘去也’，踹门而出……”

    老树的画中人，悠闲简静明朗。却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隐士形象，是街头巷尾市井喧哗滋味饱满的世俗常人，他们性情、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明人生。

    老树喜欢民国的趣味，而这民国又非确然的民国，只是他心里想象和希望的趣味——“女子温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画中那个长衫男子一会儿树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

    “他是我，又不是我”。老树说。画中的长衫先生，闲适、率性，肆无忌惮。一如过去的老树，会戏谑地表达情绪。

    有读者提出，画中的闲适与现实的忙碌嘈杂完全不一样，你能接近画中的生活状态吗？老树回答说：“画里那么悠闲，生活却忙忙碌碌，怎么可能达到！因为没达到，所以才缺什么补什么。焦虑是常态，谁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不可能像画里那么悠闲，但身体做不到，心境或者能做到。”

    于是他画，画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空间情境，他的画成了另一个老树在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的梦呓。

    对他，画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的过程。他那些别人一掷千金想求的画，在地上桌上椅子上箱子里随意堆放着。“把内心关注放在怎么做好一件事上，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而不是去炫耀，不是表演给人看，你要相信这一切东西都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让你自己通达、精细，对自己日常生活起居坐卧有要求，你这个人慢慢才像个样子了。”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又说：“老树文字有股特殊的稳，并非四平八稳那种寡淡之稳，亦非精巧设计那种做作之稳，更非所谓风轻云淡的鸡汤之稳；他是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却又胸中有丘壑，可点百万兵的动态之稳。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得意处长篇大论，愤怒时脱口骂娘，论人事也常有论据不足便下大结论之嫌……按说这么个写法非常危险，容易跌入莽撞汉子夸夸其谈的恶境，但是没有，得力于几点——力量、心智、修养。”

    老树的微博，粉丝近百万。他也曾开过博客，其思想其语言其风格吸引了大批簇拥者，2006年，他以一篇《走了》叫停了自己的博客。有粉丝留言，用“阿甘不跑了，我们怎么办”来形容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其实阿甘跑或者不跑都不为什么，老树也是，博客想开的时候就开了，想停就停下，没有，也不想为什么。（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09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拥有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粗犷，内心却敏感细腻，情感也十分丰富”，老树的研究生曾泽鲲说。与课堂上诙谐豪放的树老师不同，私下里的老树很期待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孤独空间。②老树博闻强记，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策划诸多影像展览，摄影圈里，提到刘树勇，是响当当的名字。只是，他不把自己的博学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些不过是“看过些杂书，想过些事，码过些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