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扶贫往事

侯德云

    下乡，一行四人，坐在吉普车里。吉普车是老朱的。老朱当过多年乡镇领导，年前才调入瓦城。

    路过一个叫八里的村子，这个村子以种桃出名。春天的时候，村子还张罗过一场“桃花节”，可以想见，桃树的种植规模有多大。现在是夏天，正是收桃季节。人、桃、车挤在公路两边，道路一下子窄了很多。

    四个人的话题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桃。说桃的价格、桃的味道，说桃的其他种种。

    吉普车拧拧巴巴终于离开了八里村，这时话题已经转到樱桃上。

    不管是说桃还是说樱桃，老朱都是主讲。后来才知道，老朱是内行，农大毕业生。

    老朱不光说桃说樱桃，还说了些扶贫往事。

    老朱说，他在三台乡当农业助理那会儿，搞扶贫，动员农民栽樱桃。乡干部一拨拨挨村动员，大会小会，可村民一个个都木着脸，袖着手，似听非听。白给的樱桃树苗没人要。乡长气得拍桌子，说：“他们不栽，我们栽！把树苗栽到老百姓的地里去，非逼着他们富起来不可！”

    车内一阵哄笑。

    我说：“真去栽啊？”

    老朱说：“可不是！那个春天，我们天天栽树，灰头土脸的。”

    我在心里感慨，没想到乡镇干部还得上劳动课。

    老朱继续说：“你说可气不可气，有的村民，就站在地头上，叼着烟，看你给他栽树，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后来呢？”

    “后来，”老朱说，“四五年后，樱桃结果，市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不少人跑到乡政府要樱桃树苗。乡政府又不是苗圃，哪有苗啊？”

    我们三个听众都感慨：“扶贫这事儿，真是不容易。”

    老朱又说起他当副乡长期间发生的事儿。“我们在一个村里搞试点，原计划只扶持十户，结果二十多户报名，那个吵啊。没办法，乡里咬咬牙，决定扶持二十户，每户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还挖了沼气窖，干净，也节省能源。忙了一秋天。快到过年的时候，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突然听到一阵农用车的轰隆声进了政府大院。走到窗前一瞅，我吓了一跳，心说这是谁要闹事啊？一溜三辆农用车，装满青黄的蔬菜，挤在政府小楼门口。每辆车的车斗边沿，还都坐着两三位壮汉。我赶紧下楼，仔细一瞅，乐了，这不是种植大棚蔬菜的那些人吗？大伙儿见了我，也乐，说：‘第一批蔬菜下来了，我们不能忘本，给政府送些来，让领导尝尝。’”

    我故意问老朱一句：“三车蔬菜，怎么处理的？”

    老朱说：“我指挥他们送食堂里了。”

    三个听众都笑。

    老朱说：“笑什么笑？没白吃！我们哪能占老百姓的便宜？不光没白吃，我随后还给他们联系了几个蔬菜批发商，定期到村里收购。现在那个村，已经是蔬菜大棚专业村了。”

    “噢，干得不赖。”三个听众都感慨。

    四个人都笑。

    老朱沉默了一瞬，又说：“还是我当副乡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怪人。那年乡政府决定，为水稻种植区内的贫困户补助一些稻种和化肥。挺好的事儿，大伙儿都高兴。第二年春，一天我正在办公，突然‘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一个老农冲进来，敲着我的桌子说：‘你是不是庄稼人啊？什么时候了，还不送稻种和化肥？’”

    三个听众忍不住，还是笑。

    老朱说：“我抬头一看，认识，就是前一年我的贫困户，老李头。老李头气得浑身发抖，他腋下还夹了两只蛇皮口袋。”

    老朱说：“你说那老李头，那么蛮横，为什么呢？”

    我给老朱的三个故事加以概括，得出的结论是：“扶贫这事儿，难心，开心，偶尔也闹心。”老朱听罢，连连点头：“对对对，就这意思。”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回家过年

东方晓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田野一片银白。

    她伫立在村口，睁大双眼向远方瞭望。北风像无数只利爪，无情地撕扯着她的衣服。鹅毛般大小的雪片，一个劲儿地往她的脖子里钻。她紧了紧棉衣外边黛青色的围腰，又围了围那条深蓝色的头巾，继续瞭望。

    她在等待当兵的儿子回来。进腊月时，儿子就来信说打算回家过年，可究竟哪天回他却说不准。今天是三十，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她相信儿子今天一定能回来。

她已经成了雪人，但她并不愿拍去身上的积雪。身为农民，她懂得“瑞雪兆丰年”的道理。可这会儿她又担心雪下得太大，会阻断道路。心里默默念道：儿子你在哪儿呀?是在部队，还是在路上?这天气你还能回来吗?老天爷啊，给我儿子留下回家的路吧……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她就开始等啊，盼啊，盼着儿子早点回来。年根里事情多，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备年货，她的老伴儿有病，她家自然比别人家忙。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每天都到村口瞭望一会儿，一天不落。但直到现在，还是没看到儿子的身影。

    昨夜又下起了大雪。她知道，儿子今天要是再回不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是阻在了路上，还是部队突然有了任务?先前，儿子写信告诉过她，军令如山倒，一旦有命令，任何个人的事情都必须放下。但她依然满怀希望，在她看来，这么太平的世道怎么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呢?肯定是被阻在了路上，这该死的大雪!

    今天吃过早饭，她把大年夜要吃的肉炖上，又吩咐女儿剁饺子馅儿，然后就冒着大雪到村口去瞭望。

    雪不停地下，风使劲地吼。她的脚早已冻得麻木，不停地跺地驱寒。跺着跺着，脚下成了一对儿冰砣窝子，但她决不挪开地方，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等到儿子回来。

    “娘，回家吃饭吧!”

    她以为是儿子在唤她。回头一看，却是女儿。她才意识到已过了中午。

    吃过午饭，她又来到村口。洁白的雪路上，又留下她一串深深的脚印。而那脚印很快就像先前的脚印一样，被大雪盖得无影无踪了。

    来到村口，搜寻到自己踏过的雪窝子。雪窝子已被大雪盖住，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痕迹。她依然站在那对雪窝子上，生怕不能连续似的。她坚信站在老地方等，肯定能等到儿子。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什么也没等到。

    又过了两个小时，她仍然什么也没等到!

    天渐渐黑下来，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鞭炮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她才失望地对来唤她回家吃饭的女儿喃喃地说，你哥今年可能回不来了。

晚上，她还不死心。老伴儿和孩子们都睡了，她还坐在炕沿上，等着儿子回家。直到凌晨，鞭炮声再次响起。她才自言自语地说：“看来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大年初一的清晨，一家人正要开始吃饺子，一封信送到她的手里。是儿子写来的!

    爹，娘：儿不孝，让你们失望了。儿原本要回家过年，但临行前突然接到命令，我们驻地附近发生特大雪灾，积雪超过30厘米，灾区牧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上级命令我们马上赶往灾区救灾。时间紧急，不能多写，请爹娘安心过年，不要牵挂我。

儿拜上

1988年1月5日

    随信寄上我新近照的照片，就先让它陪爹娘过年吧。

她拿起照片认真端详：穿着厚厚棉军装的儿子戴着像雷锋那样的帽子，双手端着枪笔直地站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脚下是厚厚的积雪，身后是碧蓝的天空和皑皑的雪山。

    眼泪一下子就溢满她的眼眶……

他把儿子的照片装进相框，端正地放在桌子的一边，又在照片后面放上凳子，然后含泪笑着说：“儿啊，过年了，吃饺子吧!……”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得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女儿树

郭荷香

    ①女儿出生后，老公照例到娘家报喜。

    ②在老家，报喜是大有规矩的：孩子出生后，女婿首要的任务是到娘家报喜，喜品不多不少四件。生儿子的话，喜品中就一定不能少了红蛋；生女儿，便将红蛋换成碗口大小的芝麻饼，饼子用红纸包上或者将红纸用水浸湿，挤出红水点在饼子的中央。女婿到后，不用开口，娘家的人也不问，打开喜品一看便知道该如何贺喜。

    ③老公一点规矩都不懂，胡乱买了几样东西就上我父母家去了。我父亲把喜品瞥了又瞥 ， 既没有看到红蛋，也没有看到喜饼，辨不出到底是得了外孙还是外孙女，便将烟袋锅子在椅子脚上磕得山响。

    ④母亲坐在灶门口，一把又一把地添柴火，说：“我们农村人说‘会生儿的先生女，生女帮着引小的’，你们现在只能生一个，不用引小的，生儿子……”话没有说完，老公连忙告知：“女儿，我们生的是女儿……”

    ⑤吃过饭，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上山了。老公走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老公以为她是不喜欢孙女躲开了，我知道她其实是去栽女儿树了。

    ⑥老屋右边的山坡上是一片泡桐树林。硕大的叶子如伞如盖，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在阳光下叶子的细细绒毛染上一层金色，好像一团团绿绒毛娃娃在风中招摇。

    ⑦在老家，每出生一个女儿，大人都会种上几棵泡桐，为将来女儿出嫁开始筹备嫁妆。这些泡桐在我们当地就类似于绍兴的女儿红，所以我也把这些泡桐称之为“女儿树”。

    ⑧泡桐树生长速度极快，每过一年都会向上窜上一大截，等到它长到三五米高时，大人就锯掉它的顶，不再让它向上长而是让它长粗。

    ⑨这时，哪棵树打衣箱，哪棵树做衣柜，哪棵树做桌椅做盆，大人们都一一计算好了。泡桐的树板洁白细腻，又非常轻，打出来的嫁妆刷上红彤彤的油漆，精巧而又喜庆。女儿出嫁那天，抬出去的台数越多，娘家人越风光。

    ⑩小时候，最热闹最受追捧的莫过于看“新姑娘”了。老家对河是一条官道，我们经常会听见唢呐在河对岸吹出高亢的曲子，然后从山坳中转出一支长长的送亲队伍，红红绿绿的，在阳光下的山水中生辉。

    ⑪河的这边，每家每户的门洞里一定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蜂拥而出，穿着缀满补丁的破旧衣衫，光着脚丫顺着送亲队伍行进的方向边跑边喊：“快来呀，看新姑娘啦，看新姑娘啦！”于是，人越聚越多哪个是新娘子，哪个是媒婆，哪些是送亲客，哪些是接亲客……叽叽喳喳，争执不休地有大姑娘、新媳妇、老太婆。一会儿，人们又细数着新娘有“几台几担”的嫁妆，几口箱、几个柜、几床花被……这时，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做从对岸官道走过的梦。

    ⑫我姐姐就是做梦的大姑娘之一。姐姐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和一双乌黑的大辫子，常常在样板戏的舞台上跃动。她还会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戴上顶针用兰花指的指尖捏着瓷碟边敲边舞边唱：“手拿碟儿敲起来……”

    ⑬每到过年时，团年饭后，姐姐总是组织我和妹妹拿出各自最好最新的衣服换上，然后跑到属于自己的泡桐树下去“摇泡桐”：“泡桐树，我的娘，你长粗，我长（zhǎng）长（cháng）……”我们使出浑身力气一边摇着树干，一边唱着母亲教我们的歌谣。姐姐的树已经粗得快抱不下了，更是摇不动了，她每次都让我们三个妹妹一起帮她抱住使劲摇。那时，我看见姐姐大辫子在风中飞舞，烈烈生风；会笑的眼睛里有光，如泡桐上晶莹的露珠。

    ⑭我不知道绍兴的女儿红在地下窖藏那么多年，长大的女儿们是不是真的在出嫁时都喝了它。反正我家的这些泡桐后来几乎都没有派上用场。

    ⑮姐姐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只留下属于她的那片落了又绿绿了又落的泡桐在风雨中。

    ⑯我和妹妹们后来也都远走他乡，不可能抬着泡桐嫁妆满世界漂泊。

    ⑰我们的女儿树依旧在老屋角的风中飒飒作响。

    ⑱如今，母亲又固执地在我们的泡桐园栽上了几棵小小的女儿树。我的女儿长大以后还能否记得在那偏远的乡村还有几棵属于她的女儿树呢？

（《散文百家》2018年第三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