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个人属性中，学习成绩、城市户口、东部地区、一二线城市正向影响青少年网络素养，年级对网络素养的影响为负向。数据显示，初中生的网络素养水平高于高中生。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也显著提高。东部地区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青少年网络素养出现“凹陷”状况。以城市来看，一线城市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水平最高。从性别上看，在上网注意力管理和自我信息控制方面，女性青少年优于男性青少年；在网上信息搜索与利用、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网络印象管理方面，男性青少年优于女性青少年。

    在家庭属性中，上网设备数量、与父母亲密程度、与父母讨论频率对青少年网络素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双亲居住，对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和自我信息控制能力的提高有显著影响。随着家长对青少年上网行为干预频率的提高，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显著下降。与父母讨论的频率越高，青少年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信息分析与评价、网络印象管理方面的能力越高。

    在学校因素中，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与青少年网络素养呈正相关。数据显示，学校开设有关网络（信息）素养课程对青少年的上网注意力管理、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以及自我信息控制有显著的正影响；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少年网络素养越高。

（摘编自《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有待提升》）

材料二：

未成年人在家上网的比例最高，且从81.1%增加到94.6%，网吧上网比例从37.6%下降到17.7%。这与青少年整体上网地点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同。从网络接入方式看，手机上网使用率从63.0%上升至81.2%，台式机上网选择率从75.0%下降到70.2%，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相比于传统的PC（台式机）工具更加适用于碎片化的场景，未成年人更加青睐高度自由化的手机终端，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PC时代或许将没落。在使用行为上，未成年人的搜索引擎使用率有大幅提高，已经从70%左右提高到了85%左右，网络游戏和论坛使用率出现了同步下滑趋势，但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仍然处于69.2%。笔者认为：将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作洪水猛兽是不合理的，只要进行健康的引导，不失为缓解学习压力和提高情商智商的有效工具。网络购物使用率从16.1%增加到了43.9%，超过4成的未成年人有网购行为，这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非理性购买行为，未成年人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网购的现象层出不穷，这需要家长、电商、政府的共同努力，从家庭监管，行业自律和法规完善等角度多管齐下，以保护未成年人网购权益和引导其正确进行网购。

（摘编自《青少年网民群体特征与上网行为的动态变迁》）

材料三：“历年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统计图表（单位：%）

（摘自《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注】“娱乐、沟通”是青少年这一群体的主要上网动机，青少年对于网络新闻的关注度相对较低。青少年倾向于简单、互动性和社交性强的信息互动方式，QQ、微信等即 时通讯网络软件迅速快捷的优势也是电子邮件、博客使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网络视频能够以电脑或者移动设备为终端，进行可视化聊天，这能够有效满足青少年即时交流和学习的需要。随着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很多家庭都给子女更多的零花钱。

    材料一：

    春节上映的国产科幻片《流浪地球》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原著作者是刘慈欣，因为主演是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科幻。《流浪地球》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前沿的科技“无缝对接”，并用高密度的细节把这两大板块铆牢 ， 宇航服、强化外骨骼、行星发动机等细节的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这个梦想已经很久了。”刘慈欣曾说，“我最想做的莫过于把我写的小说拍成电影，哪怕就一部。”作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拉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作家，他面对中国电影工业时却曾经无力。原因很简单，科幻电影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作为一种类型片，科幻电影还原并视觉化科幻理念，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而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流浪地球》弥补了此前中国原创科幻电影因欠缺科学逻辑而导致的硬度不足的最大短板。

    《流浪地球》是一部硬科幻电影，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它表现的亲情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影片故事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飞出太阳系。“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无论是原著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海外电影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影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关乎科学设定，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将地球带走，“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大片。

    对故土的眷恋，在影片中通过一家祖孙三代在灾难面前的选择体现出来。吴孟达扮演的姥爷看上去谨慎得有些懦弱，却为了外孙、孙女牺牲了自己。吴京扮演的航天员父亲为了任务十多年没有见到儿子，倔强的他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最终两代人合力完成了保住地球家园的使命。在飞出太阳系的科幻背景下，传达的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刻骨铭心的主题——回家。

    观众会发现，在这些平时含蓄而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对家国责任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

    对于科幻类型片而言，《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硬科幻为根本，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展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科幻的既有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材料二：

    科幻文学一般分为软硬两类。如果把软科幻放在坐标系的左侧，最左端的，应该是类似《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星球大战》之类的作品也是典型的软科幻，尽管有了太空与科技的元素，但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已。科学技术深度参与到情节发展中，故事发展受科学规律制约的作品，则属于硬科幻。刘慈欣的《三体》等小说，在科幻的坐标系中，已经接近最硬、最技术化的一端了。

    人们对硬科幻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只要不符合现有技术，就是伪科学。另一种误解是只要是科幻，随便怎么“幻”，都是可以的。把科幻的“科”，等同于现有技术，这会压抑科幻的空间。而把科幻的“幻”当作了奇幻的幻，又会降低硬科幻的质量与魅力。“科”与“幻”应有边界，遵循一定的范式，从而达到逻辑上的合理与自洽。幻想的对象可以是新发现、新技术、新规律。除了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之外，也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现有科学原理，但却要整体自洽，符合文学作品的整体世界观。硬科幻，不但有作为“幻”的构想的新技术，还有作为“科”的技术推理过程，后者是硬科幻文学独具的审美魅力所在。科学上要合理，不等于一定不脱离现有技术，但如果技术过程是已知原理主导的，则要求过程有科学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体》中，用核弹推动光帆飞船，虽然人类的技术现在达不到，但对于其中光压、冲量等科学原理的阐释是合理的。

    当然，科幻文学毕竟不是论文，自洽与合理都可以有例外。“科”范畴的推理过程，可以退而求其次，达到“接近合理”即可。所谓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资料、动笔推算，才能发现瑕疵，这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低级错误，硬科幻文学应该尽量避免。“科”范畴的技术设定作为基础框架，可以免于审视。比如，时间穿越这个技术设定，作为科幻文学作品的初始逻辑基础，应该免于审视，否则，多数作品都无法成立。影片《流浪地球》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这也存在地球地质结构经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足等问题，但这属于小说的基础框架、逻辑起点，应该免于审视。作为背景的经济、社会设定是可以忽略的。如《流浪地球》的超级工程是否会引发经济的崩溃，抽签是否符合道德等议题，就可以免于审视。

    刘慈欣说：“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这个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逻辑的。”他的小说对硬科幻的原则遵循得非常好，既恢弘瑰丽，又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细节，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可以想见的是，未来这些作品改编成电影，在“幻”的自洽性与“科”的合理性上，都会有值得期待的表现。

（取材于《新京报》的文章）

    材料一

    ①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②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

    ①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销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

    ②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竟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③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昂，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④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三

    ①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増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②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③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材料一：

    最近车市中最热的一项政策，便是《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简称国六）的实施。

    对不少车企来说，在销库存的同时，攻克国六标准所带来的技术难关也是当务之急。各大车企纷纷加强技.术升级，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长城汽车已推出多款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主力车型，吉利帝豪家族四款车型全系满足国六标准，还有一些品牌如别克、雪佛兰、领克等推行三缸机代替四缸机以降低排放。

    号称史上最严的国六排放标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从行业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促进中国汽车产业洗牌的利器。一些技术储备较弱的车企很可能会因此而被“清洗”掉。

    得益于对汽车前瞻技术的思考和实践，长城汽车探索出应对之道。2019年，长城汽车逆势“破冰”。今年1—6月，长城汽车共销售新车493538辆，同比劲增4.7%。

    与此同时，长城汽车积极兑现全球化战略诺言。6月5日，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图拉工厂不仅展现出中国汽车制造水平新高度，更引领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由以往的产品贸易输出转向工艺技术的标准输出。6月，长城汽车共出口新车6711辆，同比增长83.3%。

    业内人士表示，各地在推行国六之际，要考虑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尊重汽车行业客观发展规律。地方政府应给予国五车型适当的过渡期，并着力解决国六提前实施区域的国五库存积压问题。

    （摘编自任国省《国六排放标准正式实施，汽车行业积极应对》）

    材料二：

    2018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等方面做出要求。其中提出：“2019年7月1日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已有15个省、直辖市出台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的文件。相对而言，北京对于私家车国六标准的施行时间最为宽松（2020年施行），其他重点地区大都将在今年7月1日起对轻型车施行国六标准。此外，北京、上海、天津等五地将跳过国六A.，直接施行国六B.阶段标准。

    （摘编自鄂智超《“国六”已来，中国汽车迈入清洁排放新阶段》）

    材料三：

    当地时间7日，德国斯图加特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保时捷公司已接受5.35亿欧元罚款，成为因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被处罚的又一全球知名汽车品牌。

    德国方面的检察官表示，保时捷的开发部门忽视了其法律义务，最终导致柴油车在欧洲以及其他不符合排放规定的地区销售。保时捷接受了此次罚款，并且表示，保时捷品牌本身从未开发柴油发动机，但其管理人员未能正确监督柴油发动机在车辆中的使用。

    回顾近几年的“排放门”丑闻，除了保时捷之外，大众、奥迪等不少其他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出售了柴油发动机汽车，而这些汽车不符合清洁空气规则并欺骗了排放测试。保时捷此次罚款使大众在“排放门”丑闻中的总罚款金额上升到了300亿欧元。因为“排放门”罚款的继续，大众集团的股价隔夜下挫超过2%。德国监管机构态度很严肃，而挽救“德国制造”，德国车企需要做的还有不少。

（摘编自“央视财经”《“排放门”还没完！这个豪车品牌被罚40亿元》）

    整个东方美学，从根源上看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东方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诉诸“践行”的现世传统。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审美与生活的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既不接近亦不疏远的关联。中国生活美学，就是强调审美与生活之间如此的关联，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生活乃是“生”与“活”的合一，生与活有别，生只是生物性的，动植物均有生，但只有人才能活。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在汉语的语境里面，“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波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明末清初著名西家石涛所说“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当中的“生活”，正是此义。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

    人们不仅要“过”生活，要“活着”而且要“享受”生活，要“生存”。 按照法国哲人列维纳斯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对古人来说，存在指的是“事物”，对现代人来说，存在指的是“最内在的主体性”；对当今的人们来说，存在指的则是“生活”，也就是一种与自身、与事物的直接私密关系。

    人们不仅过日子，而且还在“经验“着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始终不离于感性的，列维纳斯还说过，所有的享受都是“生存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存在。“美学”这个词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 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从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

    “生活美学”之所以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过生活就是享有生活，并去寻求生活的幸福与幸福的生活。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级当中来发现“生活之美”，去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生活”过成了“享有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长，它本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生活美学不囿于西方的感性之学，而更是感性之智，生活美学恰恰关乎“幸福”的追求，并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过得美好。“生活美学”恰是一种研究幸福之学，也是一种实现幸福之道。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光明日报》2019年7月15日）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