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秦时期的人而言，神拥有极大的权威，而人则对其心怀敬畏。《国语·楚语下》便记述楚国大夫观射父之言：“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在很多情况下，先秦典籍所提及的神只是泛称而已，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类别和形象。幸运的是，《国语》中的一段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神之具体情况的机会。在《国语·周语上》中，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周惠王便就此询问内史过。内史过回顾了王朝兴衰之时的诸神：“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内史过列举的诸神包括融、回禄、梼杌、夷羊、鸑鷟、杜伯以及此次降于莘的丹朱之神。诸神都是何方神圣？依照韦昭的注解，融即是祝融，《郑语》中称其是黎，也即是《左传》所说的颛顼氏之子；回禄本名吴回，是火神，又有说其名黎，与祝融为同一人；梼杌是鲧，即禹的父亲；夷羊是神兽名；鸑鷟则是凤之别名；杜伯是周宣王大臣，被其冤杀；丹朱则是尧之子。

    由此可知，至少在这段叙述中，可进入神这个序列中的，不仅可以有夷羊、鸑鷟等神兽、神鸟，还有宗神人神，即使人死之后同样可以被称为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神灵，如《周语下》记载东周王城边的谷、洛两条河交汇在一起，周太子晋称之为“二川之神”，可见神也包括河神之属。因此，《国语》中的诸神首先包括祖先神，人鬼亦可称为神，还包括自然神，如河神等，而神兽、神鸟之属也可称为神。

    在《国语》中，诸神很多都拥有某种形象，并以其形象降临人间。有神兽、神鸟状貌的，还有杜伯为人形而“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而鲧则在另一处《晋语八》的相关记述中化为黄熊的形象。内史过所说的丹朱凭依王后之身而生穆王，与历史上众多的感神迹而生的故事大体类似，而从“夫神壹，不远徙迁”，以及之后派丹朱之后狸姓往祭来看，对丹朱的祭祀也符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规则，因此丹朱大致属于宗神之列。依据殷商至周的宗祖神观念，他们死后都是在帝左右的，《国语》也多有这类叙事，如《晋语二》记载作为天之刑神的蓐收是少皞氏之子该，开口即是“帝命曰”。在虢公梦中，蓐收的形象是“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而之所以知道此神是蓐收，主要是因为史嚚据虢公梦中形象占卜所得。既然可以通过形象而知道神名，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某一神的形象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其实，《晋语八》鲧化为黄熊的事例也是如此，晋平公生病而梦到黄熊，郑国大夫子产根据黄熊的形象而知此神应为鲧，并建议其祭祀夏郊。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需要通过多识多闻之人的介绍才能知晓神名，这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诸神形象还没有形成普及性的知识。

(摘编自张永路《<国语>中的诸神形象》，有删改)

从源头领略中国文学之美

    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诗经》，然而真正一首一首通读《诗经》，并从中领略其文学之美的，却少之又少。我们常常以为学过了“关关雎鸠”或“蒹葭苍苍”就是学过了《诗经》，我们以为吟唱被改编过的“我愿逆流而上，寻找她的方向”就是在亲近《诗经》，我们甚至以为读一些作家对《诗经》的纯美解读就感受到了《诗经》之美。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去深入《诗经》，领略其原汁原味的美呢？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之“祖”。读《诗经》，你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你会发现，你学过的那么多唐诗宋词，你用过的那么多词语典故，原来是出自这里。

    《诗经》里最美的送别。“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燕》），诗中那上上下下飞来飞去的燕子，使一幅“劳燕纷飞”的悲伤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伫立在那里的人，看着被送之人，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应该就是这“瞻望弗及”场景的延续吧。明代学者称这首诗为“万古送别之祖”，确实一点儿都不过分。

    《诗经》里有最美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名句，同样出自《诗经》。整首诗的名字是《硕人》。“硕人”就是“高大的人”，古代以高大健硕为美。这是《诗经》305首中写得最美的一首诗，后世那些描写美人之美的词汇，与这首诗相比，都显得大为逊色。诗中写到，这美人，她的手像嫩嫩的白茅草，她的皮肤像润肤膏凝聚起来那样。最关键的，是她笑起来是那么优雅，她的眼睛是那么顾盼生姿。如此华丽丽的比喻，出现在上古时代，你是不是会觉得惊讶？、

    《诗经》里还有最美的男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淇奥》），这位绝世男子性情稳重儒雅，举止庸容高华。古人打磨骨叫“切”，打磨象牙叫“磋”，打磨玉叫“琢”，打磨石叫“磨”，一个男人的性情竟然如骨般硬朗，如象牙般高贵，如玉般光洁，如石般坚定不移，举手投足之间，丰神俊朗，如金锡圭玉白璧般流光溢彩，那该是如何的灼灼其华，照人眼目？更何况，这男子“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喜欢开玩笑，但不令人难堪。他有诙谐幽默的交际技巧，于谈笑之间，大事成就。这样的男子，是不是好男儿的典范？

    《诗经》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民间的男子女子，还是征夫思妇，或者王公贵族，他们都有形有神，那么真实而生动地生活过。一个小官吏在出差的路上感叹：“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天上小星三五颗，自己却得连夜走在路上；淇水河边，姑娘叫小伙子去看水，小伙子说已经看过了，姑娘说再去看看吧（《溱洧》）……沿着《诗经》的河流逆流而上，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些平凡的生活，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情感路径。他们对爱的呼唤、对美的渴求，他们的悲愤，他们的讥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抑郁……都能穿越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以或喜或悲的感染。

    不同年龄的人读《诗经》，感受会有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在你人生的任何年龄阶段，读《诗经》都是一件美好的事；而如果一生都没有好好读过《诗经》，也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了解中国文学的根，请从《诗经》开始。

金庸小说的武与侠

新垣平

    ①金庸辞世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纪念，除寄托哀思外，更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耐人寻味的是，许多文章的重点都强调，金庸除去武侠小说之外，还是卓越的报业大亨、政论家，以及参与起草《基本法》、与许多政要交好等事迹。强调这些成就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其中也隐隐有“金庸可不止是写武侠的”的言外之意。这种潜台词彰显出，对于如何评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庸现象”，人们仍然感到困惑不定。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武侠小说的创作和流传，即便金庸其他方面的成就再翻几倍，影响力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一成。

    ②金庸本人在访谈中有一个说法：“武侠小说的精神是‘侠’字而不是‘武’字，‘侠’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段话传播很广，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以此而论，武侠是传播一种道德精神，自然于国于民有重要意义，所以武侠小说较为高雅的叫法就是“侠义小说”，而低俗的称呼是“武打小说”。

    ③不过对一种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看法，并不会因为作家本人曾说过而更加合理。把脱离了“武”的“侠”当成武侠的基石有很多说不过去的逻辑。当年韩非子就说过“侠以武犯禁”，脱离了起码的武力，侠客和一般的好人、热心人的区别就不大了。这些人自然也十分值得学习和效仿，但小说读者显然不是为了看这些。

    ④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也并非都可以归为一般认知的“侠”，哪怕是有“武”的“侠”。早期的陈家洛、郭靖等人，还多少是按侠客的形象塑造的，有许多为国为民的光彩事迹。到了“神雕侠”杨过，虽然也有些侠义之举，但重点刻画的却是其冲突激烈、爱恨交织的个人情感生涯，后来的张无忌、令狐冲等人，虽然武功天下无敌，却也并不是“侠之大者”。可算是大侠的萧峰，也有不少侠士绝对不应该有的杀戮之罪。到了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也讲义气，但和行侠仗义怎么也沾不上边。按照陈墨等金庸学者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发展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侠”的退隐现象。虽然金庸作品中显然有着对侠文化的温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堂吉诃德》式的结尾，这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超越弘扬侠义精神这一目标的、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更深远反思。譬如，在日月神教和左冷禅之类庞大森严的江湖势力之下，还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侠客吗？

    ⑤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金庸以及许多人对“武”这一面的忽略也是有问题的。金庸等人的认识可能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没有找到理解“武”的适当模式。“武”如果只能解释为暴力，顶多是夸张的暴力，那么武侠小说自然是宣扬以暴易暴，怎么看都矮人一头。不过今天的读者理应看得更清楚，武侠之“武”，至少在新武侠以后，事实上已经从相对写实的《水浒》式武技，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奇幻。金庸本人所发明或发扬光大的一系列以内力为根基的“武学”——内功的运行、转移、远程攻击、防御、速度加成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基础，而成为一种奇幻的设定。毋庸讳言，读者喜爱的首先也是这些神奇瑰丽的场面和效果，而非深层的人性与社会反思。

    ⑥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就是八九流的写手也在写，怎么没金庸的地位？因为同样是写，功力却大有不同，给人的阅读体验也天差地远。

    ⑦《雪山飞狐》有一段曹云奇、殷吉、阮士中三人较量轻功的描写，非常值得读。这个桥段和主体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对轻功的描写也没有高来高去的玄虚，而是贴近常人跑步、跳高的体验，自然给人现实可信之感，而人物各自的性格、身份和钩心斗角的关系，也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这一段轻功描写中。

    ⑧金庸武侠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建构出了一个想象奇崛又极具真实感的幻想世界。这一重意义，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是经常被忽略的。不过随着《魔戒》《冰与火之歌》等国外顶尖幻想小说的引进，我们能够并更应该从这层意义上去认识金庸武侠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⑨即便金庸去世，这个幻想世界仍将存在于亿万人的脑海中，或许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

（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11月15日，有删改）

    ①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②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③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④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从日本引进的。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虽不成熟，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不是对别人的嘲笑，它凝聚看对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因此，人们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看作幽默。幽默在中国存在并流行了七十年，人们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接人待物，克服人我之间的隔阂。幽默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其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嘘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讽刺也有人称之为“硬性幽默”。它与幽默十分相似，都具有较严肃的社会内容，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

（节选自王学泰《漫谈幽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