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但唯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不应该是侥幸，而是源自于汉字的特质。

    早期文字大都是象形、表意的，其表音符号很多都是衍生自象形表意符号。即便是汉字，占绝大比例的形声字的声符，也大多来自表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汉字表音的因素在汉字体系中大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表音化倾向。但为什么汉字的表音化倾向停滞了？为什么表音的声符没有进一步简化、抽象化，像很多拼音文字那样发展成为纯粹表音的字母？汉字的生命力何在？

    若在汉字和汉语的关联中寻找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适用性。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这是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语是词根语，不用改变词首、词尾或词中间的语音来表示语法关系。印欧语言很多“性”“数”“格”都要求有小而频繁的词形变化，这是方块汉字难以如实记录的。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在语音上也没有什么变动，和汉语匹配十分得当。

    其次是汉字具有时空包容性。汉字的“包容性”是一种巨大的弹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一是时间包容性。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一看就懂，但如果当年有录音机录下老夫子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听懂。因为语音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代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大不一样。然而，不管语音发生了何种变化，字仍然是这些字，意思始终不会改变，这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对于英语、法语或其他拼音文字，几百年前的作品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因为语音的变化直接反映到了文字的拼写上。汉字承载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比较容易解读的文献，这也成为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

    二是空间包容性。同样一张《人民日报》，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都能毫无障碍地阅读，他们使用同一个汉字系统，字形和字义是一样的，但读音却各行其是。中国疆域辽阔，方言繁杂，汉字可以起到统一沟通的作用。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联系使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试想，如果历史上使用的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要反映实际语音，那么各地的拼音文字就会各不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差异会越来越大，就像今天欧洲或印度，语言纷繁复杂。据统计，印度有1600多种语言，宪法规定的联邦官方语言就有18种。可以想见汉字的包容性，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汉字起着何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是汉字具有文化积聚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沉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它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生产、商业、政治、战争、家庭、饮食等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隐藏着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作为历史考古的线索。例如买、卖、贵、贱、资、费、财、货、赚、赔等字，都有“贝”字，这反映了早期社会“贝”曾被作为原始货币的历史。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成为不可抛弃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字之林中，汉字展现出其科学性、艺术性，闪烁着独特的智慧光芒，是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选自黄国营《中国汉字的开放性与生命力》，有删改）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干，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

    然而这还是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司空图《诗品》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饮酒》诗更能表现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然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入胜地”，这使人人能自远的酒正能引人入胜地。这胜地是什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

（摘编自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材料一：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40年来，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发，改革开放始终是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呼声。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从沿海到内陆，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开放的步伐一往无前，今天，这个希望回答“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执政党，成功开辟出一条通往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个曾经面临被“开除球籍”危险的国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近代以来矢志伟大复兴的民族，终于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将历史性变革和成就写在广袤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今天，改革开放依然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依然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摘自《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人民日报》2018年12月，有删改）

材料二：

    “快”，也许是对过去40年发展变化最直观的概括。

    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200美元，无数家庭，最大的烦恼，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整个国家，最大的忧虑，是会被“开除球籍”。

40年后，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2倍。

    从近代以来沦落“下降通道”，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惊人一跃”；从与发达国家触目惊心的“巨大差距”，到让西方任何一派学者都无法否认的“发展奇迹”；从隐藏在每个人心头的“生存焦虑”，到浮现在无数人脸上的“幸福指数”

（摘自《向着更加壮阔的航程》，《文汇报》2018年12月，有删改）

材料三：

    回望改革开放40年，可以说，实干是贯穿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脉络，是当代改革者精气神的鲜明底色。

    实，体现在敢于直面问题的魄力。“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改革者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深入思考，切实解决，才使政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断被发现和破解。

    实，体现在敢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改革的一大难点，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勇于自我革命，才能打通改革征程上的各种壁垒。我们强调“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其意义正在于要下决心去动真碰硬，而不是嘴上喊推进改革很重要，一碰到利益问题就退缩不前了。

    实，体现在敢于攻坚克难的担当，改革者要有担当精神，就在于要敢于克难攻坚，“不破楼兰终不还”，又不计较名利得失。

（摘自《时代呼唤改革“实干家”》，《人民日报》2018年12月，有删改）

材料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铁路网里程仅5.17万公里，2003年年底，我国铁路网规模达7.3万公里，25年间增加了约2万公里。《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4年实施，我国铁路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12.7万公里，改革开放40年间增长了7.53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总里程超过第2位至第10位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四纵四横”高铁主通道全部提前贯通，高铁覆盖65%以上的百万人口城市；在最繁忙的车站，平均84秒就有一趟高铁驶过；我们拥有全世界速度最快的铁路系统，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

    40年的巨变中，“中国速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更给我们以强大的民族自信心。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步伐淡定而从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铁路不断突破自我，不但实现了“中欧班列”的做大做强，中国铁路尤其是高铁更是在世界“吸粉无数”，而且连续从海外传来捷报，从蒙内铁路到中国列车首次出口欧洲再到“雅万高铁”等多个海外项目的积极推进，无不彰显着中国铁路在全球市场上的大国风采。

（摘自《改革开放40年见证中国速度》，《新长征党建版》2018年第12期，有删改）

诗歌应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

    中国诗歌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诗歌产生一定的现实功用，介入、改变外部现实，一直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使诗歌不断走进人民大众的内心和生活。近年来，诗歌中的现实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城市诗歌也是各有其问题。

    “打工诗歌”写作现象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呈现到了社会大众面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打工诗歌的写作贴近生活、“接地气”、有真情，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如果深入地、大量地阅读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打工诗歌”作品数量很多，但大同小异，“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在艺术上存在粗糙、直白、重复等问题，文学性不强。从深层次来讲，诗首先是诗，应该用诗的方式说话，评价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水准和品质。在打工诗歌的写作中，有一部分是跟风的、人云亦云的写作，所书写的现实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而与真实、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搭界。

    乡土诗歌的写作资源是广袤的乡村。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农村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也遭遇着挑战，这对于写作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就现实之中的乡土诗歌创作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乡土诗歌写作的群体很大，但写得好的、有特色的还不多。很多诗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一味把乡土、乡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个别这样的写作并无不可，但是如果风靡一时、大行其道，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写作，前人早已写过无数遍了，并无新意，而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早已发生变化，再用那种封闭、单向度的抒情方式来呈现乡村，无异于刻舟求剑甚至是掩耳盗铃。

    城市诗歌的相关话题近年被广泛谈论。关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诗歌很多，有两种主导性倾向，其一是热情的、浪漫的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其二是排斥的、无奈的倾向，体现出“后现代性”特征，且以第二种所占比例更大。城市诗歌问题也同样很突出。大多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姿态大于实质，很大一部分是表面化、观念性的写作，并无真正去发现、介入城市生活，并没有表达出对城市的真情实感。城市更多是作为景观、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客体。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在诗歌中不无体现，在城市诗歌中更为集中，许多的城市书写被大众文化所同化，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者，而缺乏诗人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反思精神，消费化、快餐式的写作，沉迷于欲望、好勇斗狠的写作，缺乏底线和标准、过度追求“丧文化”的写作，哗众取宠、口号式的写作……问题不可谓不多。

    所以，就当前诗歌中的现实书写而言，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很多人写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貌似现实的“伪现实”，与复杂而精微的当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基本无涉，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粗疏的印象、偏狭的趣味、人云亦云的跟风出发，是对现实的生吞活剥。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4月03日14版）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