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空间

    ①思想需要空间，这是我在多年阅读以后忽然领悟的道理。尽管孔夫子早已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背名言是一回事，明晰其中的道理又是一回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②我们时时为此苦恼着。

    ③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

    ④如今的时代号称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翻，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是如凶猛的怪兽，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宇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久而久之，我们不再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而成为一只地道的网虫。

    ⑤信息时代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他们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到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一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少差别呢？

    ⑥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7%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31个州的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纸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注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材料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找到了各种人类基因，积累了大量基因组数据，还积累了由基因组转录出来的各种RNA(核糖核酸) 数据，以及由mRNA翻译产生的各种蛋白质数据。RNA的集合称为转录组，蛋白质的集合称为蛋白质组，机体所有代谢产物组成代谢组，此外还有表观遗传组等。通过大数据研究这些“组”及其相互关系的工作即称“组学大数据”研究，组学大数据的介入成为当代生物医学发展的典型特征。

精准医学是组学大数据与医学的结合。有了这些大数据，我们就能够从分子水平上了解人体生长、发育、正常生理活动的本质和基础，还能够通过对健康人和病人组学大数据的比较找到各种疾病在分子水平的病因。我们已经知道，有6 000种以上的人类疾患是由各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有人估计与癌症相关的原癌基因约有上千个。

精准医学使疾病诊断更加准确，也使治疗更加有效。例如“基因治疗”，就是将正常外源基因通过基因转移技术插入病人的适当受体细胞中，使外源基因制造的产物得以纠正或补偿因基因变异或基因表达异常引起的疾病。目前，基因治疗的对象已经由单基因遗传病逐步拓展到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再如，“靶向药物”。当我们知道哪些基因序列变化会导致疾病，就可以通过测量局部基因序列来鉴定导致疾病的基因。比如，特定基因的突变可引起癌症，这些突变了的基因就是肿瘤治疗的目标，也就是“靶向”，针对这些靶向设计的药物就是靶向药物，靶向药物的治疗目标是具体的、精确的。比如，赫赛汀就是以特定基因为靶向设计的乳腺癌治疗药物。

精准医学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把医疗的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指的是重视对疾病的早诊早治和预警预测，重心下移指的是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和基层，加强健康管理，这样就比医生一个一个诊治病人高效得多。在医疗健康领域，应通过大数据进行人群队列研究，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采取不同疾病诊治和健康管理措施，提高整个人群健康水平和医疗效能。实现精准是目标，但我们现在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存在多方面巨大挑战。比如人类基因组解译的挑战。人类基因组上编码蛋白质的区域只占一小部分，不超过整个基因组的3%，其余97%左右的DNA序列统称为非编码DNA。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占人类基因组97%的非编码序列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且与人类疾病直接相关。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非编码序列以及相关的非编码基因和非编码RNA的功能只有很少的了解。

(摘编自陈润生《从基因组大数据到精准医学》)

材料二：

中医药是在长期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医学形式，从整体上来看，中医药学比较强调整体的证候，在客观的医学证据以及精细化设备上还是有所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水平。而精准医学不仅结合了中药学、生命科学的医学内容，同时具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可以弥补中医药的不足。因此，中医药要以精准医学为创新发展的目标，弘扬精准医学的优势特色，在治疗方面要以“精准诊断”“精准治疗”为切入发展的治疗点，进一步凸显中医药整体性、动态性的诊疗特色。

中医习惯将辨证治疗视为治疗的出发基点，以证候的变化和相应的改善作为治疗成功的有效依据。然而，中医多以非特异性的主观证候群为其开展治疗工作的基础，相应的治疗评价也是根据主观证候群体的变化和改善做出的相关判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非特异性的主观证候群由于其生物基础不明确，相应的反应灵敏度也欠缺，很难获得公认。针对于此类问题，医学人员可以将精准医学和中医学进行相应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中医精准诊断的力度，可以依据人体尿液、血液等内源性物质的变化，反应患者整体的健康水平。

中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同病异证以及同病异治的诊疗理论和相应的治疗模式。而现代化的精准医学往往会根据不同的证候类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举个例子来说，西医诊断为慢性心衰的病人，中医可以进一步地划为肾阳虚和非肾阳虚两种证型。通过将不同证型的患者和正常人进行尿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可以得出尿液代谢组成分的差异，进一步得出疾病与证型高度的代谢组指标。通过对病患进行尿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很有可能会找到一组指标作为中医辨证的客观指标。进一步发展中医同病异证的代谢组学，可以有效弥补中医在基因组学与蛋白质学方面的先天不足。

(摘编自黄进京《精准医学和中医药创新发展》)

材料一：

“科技向善”一词最早由影响力投资者保罗·米勒于2013年正式提出，并很快得到了科技企业的广泛认同和响应。所谓科技向善，就是企业在追求科技创新的同时，主动且负责任地利用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公共健康、教育、就业、医疗、安全等方面的社会需求和薄弱环节。

近年来，政府、社会和企业界对科技向善的关注度逐渐提高，这一方面是源于对科技伦理认识的深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实力和人民福祉。但如何才能确保科技为人服务、造福人民？面对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明确了科技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以及科技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伦理观。

2024年4月，三大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指引》强调了科技创新的作用，并明确提出“鼓励披露主体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在创新决策和实践中遵守科学伦理规范，尊重科学精神，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方向已经明确，共识业已建立。但企业在践行科技向善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多矛盾。

首先，需要平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与企业资源有限的矛盾。在当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某一特定时间、空间，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企业从战略角度思考如何在保障企业生存成长的前提下，坚持长期主义，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其次，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或关键企业，需要平衡产业可持续发展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通过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自身的可持续竞争力。

第三，需要平衡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关系，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增进社会民生福祉。

（选自《南方周末》2021年8月6日《以向善科技创造多维价值》）

材料二：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是风险的源头，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的三个重要场合，倡导“科技向善”。

“科技向善”，是英语的意译，借入后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式的新词，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利于更好增进人类的福祉，尤其是新技术研发既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又能够让社会更加美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必须前瞻研判，守住法律和伦理底线，推动人工智能朝着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

“科技向善”是总括性概念，包括当下两个最主要科技领域的“向善”：“数字向善”和“智能向善”。这两个借词，前者的“数字”指“数字技术”，后者的“智能”指“人工智能”。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创新发展，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侧重还是有所不同：前者重点关注信息的数字化处理和传输，后者则更专注于通过模拟人类智能来实现智能化的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

“数字向善”“智能向善”的意思，可以从“科技向善”的意思中类推出来，表述则更加具体。如：“大力推动数字向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合作互利共赢，协力构建全球数字共同体，有助于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增进全人类福祉。”又如：“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清晰地阐述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系统思维，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普遍共识，弘扬平等互利、尊重人类权益的价值理念，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呼吁努力弥合‘智能鸿沟’，确保‘智能红利’惠及各国，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5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市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中国发展的初心和目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为此，中国一定能坚持践行“科技向善（包括数字向善、智能向善）”和“科技民生（包括数字民生、智能民生）”，以创新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选自《咬文嚼字》2024年第7期《“科技向善”与“科技民生”》）

材料一：

长江古称“江”，因其流长，其名衍为“长江”。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了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国风·周南》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秦末争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遂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指出“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唐代《蛮书》也将岷江认定为“外江”。宋代由于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还不如汉唐。明代万历年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长江径流广远、流域开阔，域内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其历史发展过程也有颇大差异，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分别由上游的古蜀人、中游的古楚人和下游的古越人创造。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都为构筑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

上游的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这一地区生活着众多部族，他们大致可分为两大集团——巴集团和蜀集团，其中蜀集团更早兴盛。蜀人依托成都平原，农业发达，桑麻茂盛，带来纺织业的兴旺，“蜀锦”赫赫有名。

至战国后期，秦并巴蜀，曾经相对独立发展的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通畅。加之中原战乱，而巴蜀则相对安定，使得从战国末年到汉代的巴蜀地区一跃而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被诸葛亮喻为“天府之土”。唐宋时期，安定的巴蜀地区重获“天府”之誉，经济繁荣、文化昌明、臻于鼎盛。因南宋末年的抗元之战和明末农民战争，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摧残，至清末才得以全面复兴。

文明的演进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先决条件息息相关，但当人类介入到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之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对文明发展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文明的发展必定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长江流域优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学界原来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就农作物产生时间而言，还略早于黄河流域。从长江下游的良渚、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的“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之古，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摘编自冯天瑜等《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

材料二：

三星堆纵目人像

古蜀文化主要产生并汇聚于四川盆地，虽然周围群山环绕，地理形势四塞且对外交通不便，但正因为如此，先民自古就追求开放，通向域外文明的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就开辟形成，甚至成为发达的交通系统。此外，蜀地历来就是八方移民汇聚之地，因此，这里自古形成了包容而不排外的文化氛围。土著和移民文化汇聚而成的蜀文化不断吸纳融入外来资源和先进因素，极为繁荣。

富于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浪漫精神，是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应该与蜀地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川形势的大起大落、多元多样分不开。至迟从三星堆—金沙时期开始，出土器物每每以精美的人神和动植物造型艺术令人刮目。如各类人神具象系列，特别是生动的面目造型，尤其富于艺术生命力和人文精神；而太阳神鸟、通天神树等动植物造型，亦特别富于夸张灵气。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经学，自汉代以来分为重章句训诂的古文经学和重“微言大义”亦即义理的今文经学两大派。蜀地经学的发展基本与之同步，但与蜀地重思辨和想象力的文脉相承，今文经学特别发达。今文经学中重“微言大义”的特点，不仅契合蜀人重思辨的精神，而且二者的合流强化了蜀文化富于想象和创造力的气韵，因而蜀文化学术谱系中历来不乏富于创造精神的百科全书式人才，扬雄、苏东坡、杨慎、郭沫若等群星灿烂，正是其辉煌体现。

（摘编自彭邦本《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