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 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书会是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或称课会，或称课社，或称文会。它和乡校、家塾、舍馆一样都是民间开办的学校，与宗学、京学、县学等国立学校并存而补充之。每遇大比之年，书会等民办学校也有人中榜及第，确实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抑或受到宋代都市文艺商品化趋势的左右，抑或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书会渐渐地由读书吟课的场所转变为从事文艺底本创作和伎艺表演的民间自发组织。宋代的书会应不少。由于书会渐渐走向专门化，以致被人们视同为一般的“行会”，且统称之为“社会”。书会中从事伎艺底本创作的人称之为书会先生。从有关资料看，书会先生据其专长，各有所司，分工明确。

    宋代书会先生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并以获得商业利润为创作目的，即以文艺创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是一个职业化的、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甚至是放纵的。北宋词人柳永可谓是书会先生的先驱。他早年浪迹市井，放骸坊曲，为歌妓作词的经历与后代书会先生的生活方式无甚差异。

    宋代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佚．今天能确认为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已不多，如小说《简帖和尚》、鼓子词《刎颈鸳鸯会》、戏文《张协状元》及一些曲子词和赚词。从现存的资料看，词是宋代所有伎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决定着伎艺作品的艺术品位和语言风格。而伎艺作品质量的提高也是词的质量的提高，伎艺形式的创新也是词体的创新。书会的创作和表演有助于词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鼓子词、唱赚和戏文的创作，导致了词体的发展和演变，即由单章体向联章体、套曲体、戏曲体嬗变。

    书会先生活动的区域一般在大都市，其“衣食父母”(作品的消费者)主要是都市居民。为了占据更大的艺术市场和拥有更多的作品消费者，他们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创作出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固然属于市民文学。因此而论，书会先生是职业的市民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早期的市民文学作品。正如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第三章《中国早期市民文学》中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会先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这样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由此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书会先生的功绩也就在此。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博拉病毒为何难“破”

    ①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引起全球关注。但其实，人类早在1976年就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近40年过去了，科学家为何仍未研发出针对这一致命病毒的特效药物或疫苗？破解埃博拉到底难在哪里？

    ②首先要从埃博拉病毒说起。这种病毒很难对付，对实验室中的培育环境要求极高。相关实验必须在高安全防护措施的实验室中才能进行，而具备这样条件的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有限。

    ③其次，埃博拉虽然是一种致命病毒，但客观地看这种病毒其实很少见，它的传播范围基本上就集中在西非地区，很多人以前甚至没听过这个病名。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所言，“由于史上埃博拉病例出现不多，此前医学界并未像研发艾滋病疫苗一样存在迫切压力。”

    ④而且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时间不规律，不像某些病毒性传染病有特定的季节性，因此也就无法预知和防范。这就导致研究人员测试新疗法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⑤此次西非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暴发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截至目前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总计1000多例，这与常见的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相比，规模要小得多。而此前许多年，埃博拉在西非地区基本上只是零星感染。

    ⑥此外，缺乏经济效益也是针对埃博拉的特效药物或疫苗迟迟无法研制出来的原因之一。埃博拉药物或疫苗研发需要巨额资金，其销量却很有限，肯定没有私人企业愿意投资。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本·诺伊曼就说，“做埃博拉这种研发，对于任何一家医药公司来说，从经济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因为企业要考虑到经济利益”。

    ⑦目前，主要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资助埃博拉病毒的研究，而发达国家政府资助相关研究并非因为这是一种常见传染病，往往是出于防范生化袭击的考虑，其成果也很难扩散到企业。

    ⑧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特效药或疫苗研发一直进展很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就曾表示，至少一年内不会出现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疗法和疫苗。直到这次西非暴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相关的研发才开始加速前进。盘点全球，目前正在研发的少数几种埃博拉药物或疫苗，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尚无一种完成严格的临床试验。据媒体报道，美国陆军资助研发的一种埃博拉药物已经在猴子身上显示出理想效果。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弗雷德·海登谨慎评价说：“这种药物应该能行，因为动物模型显示有效，但是，除非在人体中进行临床试验，否则谁也不知道。”

⑨至于疫苗，美国政府资助研发的一种疫苗虽然已经在灵长类动物中取得了理想效果，但人体注射后效果如何、安全剂量是多少尚不可知。加拿大一家公司与美国政府签署了1.4亿美元的合同研发埃博拉疫苗。但早前，他们在健康人身上进行接种试验时，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叫停，理由是还需提供更多疫苗安全信息。

    ⑩眼下，医务人员面对埃博拉出血热患者能做的就是：减轻高热、呕吐、腹泻等各种症状，保证患者不脱水。埃博拉病毒虽然致死率高，但如果感觉不适时及时寻求医疗救治，有些患者仍有机会康复。

    ⑪那么这些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试验的药物或疫苗，在当前西非疫情大暴发之际能先行使用吗？对此科学家分歧严重。

    ⑫病毒发现者之一、现供职于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彼得·皮奥特认为，鉴于这次西非疫情史无前例，应该认真考虑是否采用试验性药物或疫苗。但也有很多专家表示，使用任何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测试证实安全性的疗法或疫苗，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而且很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⑬世卫组织发言人哈特尔也说，目前阶段，世卫暂无计划要推动在西非疫区投放任何试验性药物或协助开展任何临床试验。

    文化中介组织作为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当前，应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开拓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畅通文化要素流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中介组织是指从事文化的策划、居间、代理、咨询、出租等活动，在市场中为供需双方提供交換信息、促成交易等服务的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企业不必也不可能承担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全部环节的活动，而是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各类文化咨询服务机构提供选题、策划、组织、联络等各种中介服务。要实现文化创作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也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中介组织及经纪人、代理人提供设计、包装、推广等服务。

    文化中介组织有助于提升文化市场效率。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晨的重要基础。

    文化中介组织的经营与服务为文化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一些文化中介组织在文化产品的交換活动中，通过经纪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与服务，为文化交易双方提供沟通、合作、成交的机会，拓宽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大降低了文化市场交易成本。

    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文化中介组织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中介组织既要承接政府转出的一些文化服务职能，又要适应文化企业和文化市场的需要来提供相应服务，正在成为政府、文化企事业单位、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各种类型的文化中介组织不但从事文化产品经纪活动，而且开始致力于开辟新的文化市场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是衡量文化市场繁荣程度和文化产业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当前，培育和发展文化中介组织，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文化中介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和联结文化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繁荣。二是转变发展观念。文化中介组织发育不足，既有体制政策的因素，也有思想观念的因素。应加强对文化中介组织地位、功能和特点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刘金祥《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

脚手架上

明前茶

19岁，小汪第一次攀上脚手架，成为一名外墙粉刷工。工头教会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怎样检查纵横交错的脚手架钢管是否卡紧，也不是怎样判断斑驳的老墙皮是否铲净，而是“不要朝人家窗里看”。

这支施工队承接的都是上海老楼翻新任务。楼里都住着人的。在粉刷工们准备扣好安全绳上脚手架之前，工头会召集晨会，最后通常会问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大家说说看，为啥不能朝人家窗里打望?”

上了年纪的粉刷工一般会笑笑，年轻人则永远有话抢答：“看人家午饭有四菜一汤，怕自己流下羡慕的口水。”

“怕人家阿姨看中了我，非让我当上门女婿。”

最后这位自以为长得很帅的工人，头发立刻被哄笑的伙伴们抓乱了。工头也跟着笑旋即警告说：“城里不像乡下，邻居都不串门儿。咱站在窗外，盯着人家看，显得咱没有礼貌。如果因为这个，人家当面把窗帘拉上了，你心里也不是滋味，是不是?所以，别嫌我唠叨，咱上去以后盯着墙，别盯着窗。”

在脚手架上干了两年，小汪遇见过一位主动隔窗搭话的阿姨。阿姨递出一块抹布和一张团成球的报纸。让他接着。小汪正莫名其妙，阿媳热情地说：“小伙子，盼了三天。终于盼到你刷我家窗口了。我家好久没擦玻璃了，正好你站在脚手架上，帮我擦一下玻璃外面，好吗?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攀不上窗台了。”小汪这才知道，先用湿布擦过的玻璃窗，再用废报纸擦一遍，上面的水痕都不见了。他把整面窗户擦得锃亮，阿姨从窗子里递出一根冰棒来，让他解署。那根冰棒做成一角西瓜的样式，红的瓤，绿的皮，与小汪 15 岁前在奶奶家村口小卖部买到的冰棒一模一样。

那一刻，一股远离故园、远离少年时代的忧伤像晚潮一样涨了起来，它悄无声息地淹过了小汪的胸口， 令他心中浮漾着海藻一样柔软的惆怅：奶奶老了，而他自从外出谋生，一年中最多只有半个月能见到在农村种地的她。

多数时候，小汪的工作是枯燥重复的：铲去原先的墙皮，直至砖墙裸露，再上钢化防水腻子，等腻子完全吹干，再上两层有机硅涂料。因此，小汪他们要在一栋翻新老楼前的脚手架上至少待一个半月。

小汪喜欢这份工作，自由，可以边干活边哼歌。高温天里，工头会发高温补贴。那钱足够他们买卤菜、买啤酒。更重要的是，站在高处，有风。小汪喜欢在活儿干完后，逐层爬上脚手架，将那些急性子工友遗漏的地方一一用外墙涂料补好。他拖着长长的安全绳，踏着铺排在脚手架之间的竹蔑栈道往前走，紧张又细玫地检查每一处死角。

那个夏日，小汪在一座老楼七楼竹蔑栈道尽头的脚手架上坐了下来。此时，夕阳落在百米远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比高邮盛鸭蛋黄还要炽热的火红的光亮，仿佛兼具汗水的滋味与梦的光芒。

这时，他听到背后有人在焦虑地喊他：“师傅，小师傅!”他两手一撑，收腿回到竹笼栈道上，来到窗口问那住户：“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那是个20多岁的女生，她从窗子里递出一瓶矿泉水，说：“工作都有不如意，你要想开点，别往那危险的地方去。”突然，她留意到小汪腰上拴着安全绳，不锈钢安全扣就像拇指那么粗，不好意思地抱拳拱手：“恕姐姐多虑了。你没事就好。”

两人隔窗对谈起来。女生解释说，她有个比地小3岁多的弟弟，两年前也去了建筑工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弟弟给我发了 5000 块线的红包，嘱咐我，租房要租离公司近的，安全方便的街区。”女生眼中浮现出复杂的情绪。弟弟读书时就寡言，有什么压力都自已吞咽和消化。他出门打工这两年，给爸妈换了手机，给奶奶改了早厕，却始终不谈自己在外的生活条件与遭遇。这才是女生叫住小汪的理由——他看到了又高又瘦、微微驼背像极了自己弟弟的背影。

小汪一五一十跟女生说了粉刷工的生活，作为回报，女生跟他讲了自己做文员的经历。小汪笑着宽慰她：“你放心，脚手架上的工作也不错。你弟弟会有一起喝啤酒的兄弟的。”

那一刻，小汪竟然忘了工头“不要朝人家窗里看”的叮嘱，站在窗前，与同样远离家乡来大城市打拼的女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微风在他们的应答中一阵一阵地吹拂，舒奥极了。夕阳的斜光中，他们看到一只斑鸠飞上了脚手架，咕咕叫着。

这一天，是小汪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部分接纳的时刻——踩在脚手架上微微弹动的脚感，斑鸠的叫声，矿泉水的清爽，还有窗里窗外犹如乡邻之间的坦诚交流，组成了一个乡村青年融入城市的晨昏线。

（选自《解放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