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认为：只有见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却不忘平生之志，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成人”。中国古代男子满20岁行冠礼，女子满15岁行笄礼，行礼后，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传统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朝。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倡导各地组织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举行对国旗宣誓的成人仪式。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倡开展成人仪式活动，引导公民提高道德修养。2000年，浙江省把每年12月9日定为18岁“成人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成人节”省级立法。随后，广州、南京、北京、上海等地也以不同的形式确立了地方“成人节”。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建议以国家立法形式规范18岁“成人节”仪式，以加强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国家观念教育，把仪式所特有的庄重感转化为感动和鼓励，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章正《代表委员建言：立法规范18岁“成人节”仪式》）

    材料二：

    在孩子16岁时，英国家长一般会为他（她）举办庆祝成年的仪式，就是“成人礼”。笔者曾参加一个在祖辈安息地举行的成人礼。一阵音乐过后，年轻的主角神情严肃地面朝着祖辈的墓碑，聆听父亲讲述家族发展史：“我们家积累的这些财富，都是祖祖辈辈辛苦打拼得来的，你已经成年，要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努力拼搏，为整个家族争光。”随即，伯叔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共同的话题，最后年轻的主角也发表了“成人誓言”。笔者的一位朋友也对他的成人礼记忆犹新：父母只给他买了往返法国和英国的船票，而他在法国期间，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餐馆、夜总会或城市环卫部门打工。

    （摘编自曾祥伍《在英国参加成人礼》）

    材料三：

    （摘编自沈慧《“成人礼”前后学生思想情感变化情况调查》）

    材料四：

    2016年6月9日，安徽省教育厅、相关市区县教育局及高中的负责人观摩了省内某高中毕业典礼暨成人礼活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也派出代表出席活动。该活动共有四个篇章：拼搏、成人、感恩、飞翔。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千余名毕业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校园，沿着呈现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从活泼可爱到风华正茂的18年生活轨迹照片的长廊步入典礼会场。

    “我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以孝心对父母，以诚心待他人，以热心对社会，以忠心对国家；我宣誓，从今天开始，在新的起点我将更加努力！因为有我，人民将更加幸福；因为有我，家园将更加美好；因为有我，祖国将更加昌盛……”千余名学生面对国旗庄严宣誓，宣誓他们已经成人，将离开父母的庇护，肩负起社会责任。礼毕，学生们纷纷将鲜花献给身边的家长，并与家长紧紧拥抱。

（摘编自《合肥高中毕业典礼暨成人礼示范活动纪实》）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定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性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能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讲究形象性、跳跃性，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要加上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及放飞联想和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材料一：

众所周知，鲁迅选择从文事业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启蒙目的，旨在改造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鲁迅为启蒙而写作的目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不谋而合，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不谋而合。所以，在鲁迅的文学事业里，不仅他参与的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批判体现了强烈的广场意识，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也产生了强烈的广场效应：《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传统“吃人”本质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的“沉默的魂灵”的揭露和挖掘，《野草》对绝望的反抗，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鲁迅犀利的思想批判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读者从鲁迅塑造的优秀艺术典型（狂人、阿Q、祥林嫂等）中吸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从教条的思想说教中获得启发。鲁迅用现代汉语所创造的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的完美结合，成为白话文学的高标。文学写作是一种专业岗位，鲁迅的创作显然高于晚清至民国初期流行的通俗小说，也要高于同时代的一般白话小说和抒情散文，他的创作不仅具有高超的思想艺术，也具有启蒙教育等广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效应。我们很难界定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某部分是广场启蒙还是文学审美，它是通过整体的艺术审美，综合产生教化与审美的双重作用的。因此，我们把鲁迅的专业岗位设定为文学创作，那么鲁迅通过他的专业岗位，依然在发挥包含广场意识在内的文学作用。换句话说，鲁迅不仅在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两个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的目标，而且他在自己的专业岗位领域也完成了自我超越，达到了一种集双重标准为一体的标杆性的高度。

（摘编自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的形成》）

材料二：

只有认识鲁迅，才能认识现代中国；只有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的心灵世界，与他近距离接触，才能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特质，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并在他的作品中认识古老和现代交融的中国，一个处在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中国，进而也就能够认识一个“真”的鲁迅。因为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他的灵魂是最忧患、最痛苦、最孤独的，也是最复杂、最矛盾和最深沉的。他自己也说，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想排除掉，却难以做到。正是怀有这样一颗敏感的心、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是以深刻而独到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发现了现代中国在转型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和难以跨越的障碍。他是一位真正看清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真面目”的智者，也是一位真正向传统发出怀疑、质询和敢于挑战的战士，如同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眼，发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却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历史，并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疑那样，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始终都置于现代中国的前沿阵地，启示着后来人。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遭遇的事件，往往对他一生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这样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如同瞿秋白后来说的那样，“家庭的变故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瞿秋白对鲁迅的基本面的认识和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看到了故乡S城的闭塞、落后对鲁迅精神的压抑，使鲁迅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最终选择了离开。事实上，鲁迅也正是在决心“逃异地”“走异路”当中，获得了思想上的重大飞跃，这样才真正地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进而使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为现代中国的转型贡献了自己的思想睿智。

在鲁迅那里，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非常奇妙地统一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两种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性质不同的思想学说，却成为他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国民性，重饰民族魂灵”的思想利器，使他“独异”和“自成品格”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性格显得更加突出和成熟。鲁迅在走出S城之后，获得了由中西文化碰撞而带来的“新思想”“新风气”的熏陶和洗礼，他已不再是一个“代圣人言”“代帝王言”的古代士大夫，不再是一个静静地待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都有着自身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和独特思考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他置身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潮流中，能够用最坚决、最彻底的方式与传统诀别，并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要“救救孩子”。同时，也誓言要“自己背着因教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让新一代的“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可以说，这才是“真”鲁迅的精神风采，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对现代文明的拥抱。换言之，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使他的思想放射出独特的光芒，特别是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这种观念使他的作品富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传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所做的深邃思考，使他由此能够上升到充分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命运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思考和表现，表现出他不遗余力地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前途，寻找人的精神归宿，而这就是一个“真”鲁迅的本色。

（摘编自黄健《讲一个“真”的鲁迅》）

材料一：

杜甫七律《登高》是历来唐诗选本必选之作。明代探讨“唐人七律第一”的问题，这首诗成了一个焦点，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之后四百年来几成公论。

“七律第一”的提法，始见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是频频赞颂杜甫的，可是说到“唐人七律第一”，却不提杜甫。

至明中叶，明人对“唐人七律第一”的命题发生了强烈兴趣，更多文人参与探讨，又补充苏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崔颢《雁门胡人歌》、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张说《侍宴隆庆池应制》、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王维《积雨辋川庄作》及杜甫四首作为候选，共计七人十一首。

其中，王世贞提出杜甫《登高》《秋兴八首》（之一、之七）及《九日蓝田崔氏庄》四首候选，随后，其弟子胡应麟在这四首杜诗中选出《登高》，并把它从“唐人七言律第一”拔高到“古今七律第一”。此后虽有不赞成者，但因未能提出更有力的竞争诗作，故胡应麟一锤定音。

在诗歌浩如烟海的中国，《登高》能登顶四百多年而不坠，这绝对不是一桩偶然事件，而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将其他候选作品跟《登高》比较，来窥探古典诗学的终极理想。

崔颢的《黄鹤楼》，因《沧浪诗话》影响，在“唐人七律第一”的角逐中，最初是《登高》最强竞争者。早在明初，高棅《唐诗品汇》收“七言律诗”九卷，即取崔颢、李白等为“正宗”，崔颢居首，而另置杜甫为“大家”。而《黄鹤楼》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在前四句不合七律体式，明人胡震亨即指责：“今观崔诗，自是歌行短章，律体之未成者，安得以太白尝效之，遂取压卷？”许学夷虽然宣称“崔颢七言律有《黄鹤楼》于唐人最难超越，太白尝作《鹦鹉洲》《凤凰台》以拟之，终不能及”，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不够“合律”。尽管如此，《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侍宴隆庆池应制》《积雨辋川庄作》等诗，形式都不弱于《登高》，却也全被淘汰，这说明：形式只是入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内容仍然是决定因素。

那么，《登高》的内容，跟其他候选作品有何不同？

《黄鹤楼》之外，最有可能跟《登高》竞争的，其实是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比较这三首诗。首先，三诗写景都极为出色。“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皆千古名句。但我们仔细辨析，三诗的场景壮阔有别，激发的情感实有差异，套用西方美学术语，王维激发的是“优美感”；杜甫激发的是“壮美感”，直面超越个体的庞大宇宙；崔颢的“壮美感”则介于两诗中间，强于王维而弱于杜甫。在壮美的强度上，三诗呈现出杜甫>崔颢>王维的排序。

三诗还有另一差异，《登高》和《黄鹤楼》是悲剧性的，而《积雨辋川庄作》则是喜剧性的。自古希腊以来，欧美诗学便认定悲剧高于喜剧。跟胡应麟同代的莎士比亚，他的喜剧再好，也没人认为可以匹敌他的四大悲剧。实际上，“悲剧高于喜剧”是东西方文艺的共同预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从未进入候选名单。三诗的悲剧强度，依然呈现出杜甫>崔颢>王维的排序。

《登高》前两联有宇宙的宏伟，后两联有个体的悲怆，两相叠加，个人的悲怆遂有了宇宙尺度的重量，其他诗跟它比都显得分量太轻，远不如《登高》“气象雄盖宇宙”，遂被淘汰。

（摘编自杨志《“古今七律第一”神话及其心理根源》）

材料二：

萧涤非在《杜诗选注》中这样评《登高》：“虽是一首悲歌，却是拔山扛鼎似的悲剧。”

这里的悲剧是一种美学范畴，它的客观基础是人的苦难和死亡，是把个体人生的痛苦和毁灭演示给人看。但悲剧绝不等同于悲哀、悲惨或者不幸，也不是所有人的苦难都具有悲剧之美，悲剧和崇高常常是形影相随的，它要求表现出崇高的因素。

首先，悲剧人物必须具有一定的伟大或正面的品格和素质。杜甫无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忠贞的信念和伟大的人文关怀等，他始终积极的入世直面惨淡人生，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所以诗中所写的虽然是个人的不幸，却依然有悲剧的震撼力。

其次，悲剧人物的不幸痛苦必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必然性。造成杜甫不幸的原因有多种，但安史之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场持续八年的灾难使强大的唐帝国走向衰落。残酷的战争使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样杜甫的不幸便不仅仅存于“私人生活”的狭小领域，在其个人悲剧的后面有着社会性的现象，这样的悲剧是接近崇高的。

崇高使诗的境界更为阔大，悲剧使其情感更加深挚，这正是本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的原因。

（摘编自郭杨波、周涛《崇高与悲剧之美——杜甫〈登高〉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