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

    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3月21日）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为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选自《人民日报·保护方言，守望乡愁》，有改动）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和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国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效，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共享原则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共享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持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国：第一，人道的原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种队领技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是才论落到这种地步。热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今人反感的。”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会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因此，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和相对的，不是纯对的平均。

（摘编自卢周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17年第2期）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材料一：

    据报道，日前，京津冀三地爱卫会和卫计委联合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现场启动了“京津冀控烟协同发展项目”，以打造2022年无烟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联手推进三地无烟环境。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超过3亿烟民，不吸烟人口中有7.6亿人每天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若在我国全国范围的公共场所全面实行禁烟，可让烟民数量减少1300万名，使600万人避免过早死亡。“无烟冬奥”就是利用体育作为载体，希望人们能重视健康，改变生活方式，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它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符合奥运精神，也契合我国大力推进控烟工作。我们不妨借助“无烟冬奥”的举办，让其成为中国控烟的新起点，让无烟中国早日到来。

（摘编自江德斌《“无烟冬奥”应成为控烟新起点》）

材料二：

    “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占死亡人数的40%以上。约12%的心脏病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在今日召开的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发布上，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姜垣说。

    2018年5月31日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本次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烟草和心脏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等九家单位以“烟草和心脏病”为重点，共同发布了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核心信息旨在提高人们对烟草与中风等心脏和其他心血管疾病之间关联的认识，及倡导制定可有效减少烟草消费的政策。

中国疾病预防控中心书记、副主任李新华说，每天只抽一支烟也会使男性冠心病风险增加74%，女性增加119%。吸烟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1.5倍。然而我国成人中知晓吸烟导致中风和心肌梗死的分别只有31%和42.6%，在世界各国处于较低水平。戒烟可降低心脏病的风险；戒烟5～15年，中风发病风险降至非吸烟者。

    “吸烟是疾病的首恶，戒烟是健康的首善。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冠心病和中风发病及死亡风险超高。任何年龄戒烟都会获益，戒烟越早越好。”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表示。

    2018年世界无烟日核心信息旨在通过发布与传播，倡导政府与公众做出远离烟草，有利于心脏健康的承诺；同时，鼓励国家各级强化落实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执行各项控烟措施。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某地区中学生抽烟抽样数据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青年学报》）

材料四：

    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今日表决通过《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室内全面禁烟、禁止烟草广告、促销、赞助，还强化了对控烟责任人的约束。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九条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条例》同时规定，文保单位、学校、妇幼医院及体育场馆坐席比赛区等室外公共场所也需要执行禁烟。如果在禁止吸烟场所和区域抽烟，《条例》规定，可以被处以最高200元罚款。

    各个单位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将成为《条例》在本单位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而餐厅等营业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是所在场所执行控烟的第一责任人。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不仅需要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识，还需要对吸烟者劝阻，不听劝阻的还需要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投诉举报。如果经营者未履行上述职责，将被处以2000元至1万元罚款。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于2015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一：

    通信技术从1G到4G的代际升级，主要体现在通讯速度、传输速率的提升，而通讯速度、传输速率也是制定通讯标准时最主要的参考评价标准。高代际往往伴随着高速率、大带宽、低延迟和高可靠性。5G时代的到来，则主要是这些具体技术指标的实现。

    业内把2019年称为全球5G元年，同样中国的5G发展也进入了冲刺阶段。随着5G技术的成熟，许多新兴的行业，如智能安防、无人驾驶、智能城市、智能家居等都将得到极大发展。5G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将引领更多的新兴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未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诸多创新将主要依赖5G通讯技术。随着5G标准和频谱生态环境的统一发展，各国加快了5G的商业化进程，在5G技术的发展道路上竞相卡位，竞争激烈。

    中国5G发展已进入全球5G研发第一营，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在为5G提供关键的中频频谱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华为联手安立公司在业内率先完成5G射频一致性测试；由于无线基础设施的显著优势，中国的无线运营商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数百次大规模5G测试：华为率先完成中国联通多款异厂家5G手机互通测试，华为率先完成中国联通5G独立组网核心网第一阶段内场测试，华为公司携手中国联通完成首个基于5G终端芯片巴龙5000的业务应用验证。

      （摘编自李丹《5G的发展现状分析》）

    材料二：

    2019和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台各项预测数据（出货量以百万计）

      （IDC公司全球移动电话跟踪2019年2月20日）

    材料三：

    随着时代进步，人工智能技术能使生活更具品位，实现“诗意化栖居”。

    通过万物互联，智能设计已经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特别是智能家居设计，不单单通过网络等科技将家庭产品连接，实现各种功能的良好交互，还注重产品之间、产品与环境之间视觉审美上的和谐统一，进而提升生活品质，实现产品功能与形态完美契合。

    单品优化也是智能家居的重要发展方向。单品优化即通过技术升级与大数据反馈，优化单品功能；同时顺应时代审美，优化单品形态。像电饭煲设计，不但可以实现水、米自动精准配比等智能化操作，让“无人炊”成为可能，也使其外观造型更加简洁时尚，更具科技感。当然，智能家居未来设计范畴不仅仅关乎家庭生活，还将发展出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产品、内容和服务。

    人工智能设计也可以激活传统制造领域，使其焕发新活力———既可实现复杂造型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也可通过智能设计进一步丰富其审美价值。如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参数化建模的花瓶———贝塞尔玻璃花瓶，设计师根据人工智能设计出花瓶表面数千个高低不一的起伏。值得强调的是，该设计不是简单地以机器加工替代人工，而是通过人工智能对自然的模拟，为机器加工的产品注入手工艺的灵魂和温度，增加了设计技术伦理的思考。

    5G时代，智能设计将进一步演变为智慧生活设计，与全球研发、制造、模块商等资源融为一体。目前，海尔智慧家庭实验室不仅聚焦实现家电、家居产品的互联互通，而且致力于构建全球最大的“家庭云”，形成一个便捷、个性、安全的“家生态”。这类5G领域的智能设计场景试点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从智能到智慧，是人工智能从功能设置到系统思维，从唤醒执行到感悟创造的进化，审美境界的提升贯穿其中。可以预期，传递科技进步之美的智能设计，将以更超前的理念开启生活新方式，不断重塑人与艺术、艺术与世界的关系。

  （摘编自沈榆《以智能设计协助“诗意化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