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坛上的鲁迅

洪  烛

1936年，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鲁迅的遗体。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里，他并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以影子的形式继续存活，以至人们忘却他的真身。一个完美的鲁迅，如同一尊不会生病的神。

这完全可以理解。危急关头的中国，总是需要旗帜、需要偶像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鲁迅身上颇为合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文化英雄。

说鲁迅是英雄，似乎一点不为过。他本人是想做战士的，眉宇之间也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而且形容鲁迅的文风，大家也习惯了以投枪、匕首之类比喻。出于时代的需要，他本身也成了一件带有仪仗性质的兵器，用来在思想领域披荆斩棘或镇妖捉鬼。

鲁迅仿佛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文学符号的，一个是作为政治符号的。他的政治色彩经常压倒他的文学色彩。然而更多的人误解了他。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鲁迅，恐怕不愿意自己被误解、被误读；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鲁迅，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被美化、被神化。可惜，鲁迅还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其实鲁迅也是有缺点的。如果我们死劲掩盖或回避他的缺点，反而会模糊了他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鲁迅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更不能接受别人向他进贡或烧香。鲁迅很平凡，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半途而废的医生、一个爱国者、一个思想者。朴素的鲁迅，其实比那些强加于他的华丽的外衣更有魅力。本色的鲁迅，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吗非要镀金呢?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收鲁迅的文章是最多的。他的人被偶像化了，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尤其是毛主席说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就给众生以“铁人”的印象。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还有个易受伤的脚踵呢，而鲁迅连脚踵都是铁打的，一点破绽都没有。鲁迅啊，一个时代的变形金刚，在烈火中永生，在花丛中永生。

鲁迅生前一直呼吁并追求人的平等，死后却被赋予了特权。只是这种特权绝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影子的特权，滋养了诸多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鲁迅当成公开化的遗产，当成一日三餐的饭碗，当成做生意抑或政治赌博的本钱……鲁迅被改造得刀枪不入，鲁迅又被解构得体无完肤。鲁迅的只言片语，被他们搜寻来作为舍利子，作为镇塔之宝。于是，鲁迅成了先知、导师、民族的佛陀。

这不是鲁迅的错，是时代的错。

秋风袅袅秋虫鸣

张强

    秋天是虫的季节。蝉在林中“知了，知了”不停地叫着，仿佛己感到时光将尽，要抓住这最后的时刻释放出生命中最后的热情；田野未收割的豆地里，蝈蝈也伏在在豆棵下“吱吱，吱吱”聒噪着，和树上的蝉声相应和。夜晚月朗星稀，凉风习习，蛐蛐、油蛉、纺织娘躲在一个角落里忘我地弹唱，时而独奏，时而合唱，直到月己西斜，夜色阑珊，仍迟迟不肯睡去，它们怕辜负大好的时光。

    蝉从五月末由黑暗的地下爬出，开始羽化为成虫，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可见六月就已经可以听到蝉声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整个夏季都是蝉的，它们不知疲倦，伴随着一路攀升的气温，把一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这盛大的阵势一直要持续到秋初。

    古时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立秋的三候为“寒蝉鸣”，这时的蝉己禁不住越吹越凉的秋风和越来越浓重的夜露，开始发出凄苦的哀号。宋代柳永《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一层秋雨一层凉，蝉弱小的身躯的确难以抵挡秋雨的侵袭，这凄凄切切的悲鸣或许就是它们无奈的抗争吧？“薄暮末蝉三两声，回头故乡千万里。”（郎士元《送别》）一声凄切的蝉鸣曾触发了多少人的千古愁思，因此寒蝉就成为悲凉的代名词，这悲凉，有的是身世之痛，有的是故国之思，有的则是离别之苦。蝉本无知，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

    秋夜中叫得最欢快最忘我的莫过于蟋蟀，月华如水，洒在庭院中、窗台下，洒在枕边洒在漓露的梦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从《诗经》中走来，唧唧吟唱的秋虫，此时就蹲在檐下的月影里，或者躲在墙缝里，趴在草丛中，它们歌唱凉如水的夜色，歌唱大地的丰收，歌唱村庄的温暖。“空庭疏雨后，四壁乱蛩鸣。”“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看，秋夜漫漫，陪伴人打发这寂寥时光的不只是一盏昏黄的灯，还有蛐蛐缠缠绵绵的歌吟。

    秋夜，纺织娘“轧织，轧织”“织，织，织啊，织，织，织啊”的叫声一点儿也不比蟋蟀逊色，和蟋蟀不同的是，纺织娘似乎很少躲到村庄的屋檐下，野外的草丛才是它们最宽广最自由的舞台。纺织娘古称“络纬”，《诗正义》中“络纬鸣，懒妇惊”是说纺织娘叫起来的时候，懒惰的妇人突然开始吃惊，原来她意识到秋天到了，冬天也就不远了，还没准备好过冬的棉衣，她怎能不惊呢，其实猛然吃惊的何止懒妇，李白《长相思》中写道：“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霜降三候为“蛰虫咸俯”，俯，蛰伏也。过了霜降，秋虫的吟唱渐渐稀疏，这古人认为秋虫都蛰伏了，实则不然，即使养在笼中，置于炉旁，蟋蟀、蝈蝈、纺织娘也只能勉强活过春节。虫的寿命使然，非人力所能逮也。但秋虫的一生是响亮的一生，它们认认真真活过，这是它们对生命的尊重。

    我庆幸和小虫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吧，它们还醒着，还用村庄朴实的方言唱着大地的歌，生命不息，大地的歌唱也永不会停止！

（有删改）

我要去北京

李全

    “我要去北京。”民工张二狗又一次凑在我前面说这句，但表情与以前没两样。

    我对他说，你想去就去吧，又何必在我面前唠唠叨叨呢？这是张二狗第N次对我说这句话。但他每一次说完后，又哀声叹气。他说他儿子才刚上小学，实在是走不开。张二狗说的是实情，早上要送孩子去学校，下午放学还得去接回来。况且，从我这座小城去趟北京十分不易，首先得去省城坐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单不说车费那么高，就是那回来的时间就要四天，这当然算的是坐火车的时间，还没算坐汽车的时间。如果把这四天都用来打工，每天可以赚几十块钱，四天就是好几百。张二狗在北京又没亲没故，去了也纯粹是玩。如此算来，去一趟北京，他的几个月工资就没了。这对于一个一月不足2000块工资的民工来说，的确不划算，还有他儿子读书的费用虽不多，却比本地学生多了一份借读费。

    但张二狗仍然不死心，待他孩子上初中，又一次对我说，他要去北京。我有些好奇，问他去北京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张二狗只是嘿嘿一笑，没回答我。这更引起我的好奇，虽然北京是首都，但路太堵。我每次去北京堵在路上的时间比玩的时间多。所以，我一直喜欢我所在的小城市。城市虽然不大，但交通不堵，四季还分明。

    这一年，张二狗的儿子上高三了，我所在的小城也有了直通北京的高铁。张二狗显得十分兴奋，又在我面前说他要去北京。我十分怀疑地看了他一眼，自然不相信他会真去北京。因为他说他要去北京这事，已有好些年头了，却从没有实现过。

    北京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吗？那是首都。我想打消他积极性，说，去北京要花很多钱的。你儿子正在读高三，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你舍得离开他？

我说的是实话。虽然现在张二狗的工钱涨了，每天出工能挣到200多块钱，但也不是天天会有活干的。况且他儿子的成绩不是太理想，，他咬紧牙，替儿子请了补课老师。加上他老婆刚从医院里出来，这一年挣的钱已经提前打“水漂”了。

    高铁通北京了。我就想试试高铁到北京是啥滋味。张二狗说这话，情绪特激动，还掏出香烟来猛吸了几口，直到不停地咳嗽起来，才扔下烟蒂，最后见我不说话，很不情愿地走开了。没走几步，他又回过头对我说，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那你就去吧。我想让张二狗快点离开我的房间。其实，他去不去北京，真的与我无关。再说我已经去过无数次北京了，没有新鲜感。

    三天后，张二狗又一次来到我的房间里，掏出一包好香烟放在桌上，说，这是北京货。专门给你带回来的。

    我问，你去过北京啦？

    那还有假？张二狗说这话时，脸上有些僵硬的笑容。

    你就别骗我了。昨天前天，我都去过你们工地，与你们那里的老板谈合同的事。我看到你在那里干活呢。我说的是实话。

    你……你真去了我的工地？张二狗说着，突然站了起来，拿去桌上的那包香烟头也不回地走出我家。

    我苦笑着，这张二狗真逗。但我一会儿就明白了他撒谎去过北京的原因。

    因为我的话，张二狗有好些日子都没来我家里玩。见了我也躲得远远的。我才想起伤了一个民工的心，有些过意不去。在他儿子去上大学那天，特地封了个大红包托人送了过去，算是我对他的歉意吧。心想，只要他儿子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他的压力减轻了，那时一定会有时间和精力，或者说有经济去北京了。

    四年后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竟然是中断多年联系的张二狗打来的。他说他正在北京天安门前看升旗。还说，他拍了刚刚升旗的视频已经传给我。又说，他下一站是八达岭，到时候再拍些照片传给我。

    我想对他说些什么，可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静静地听他没完没了地说北京的那些事儿，却耽误了我看升旗，只好看他传过来的视频：在天安门前看升旗，确实是一件特惬意的事，特别是夏天的天安门，真美！

    看完视频，才发现因自己握手机的时间太长，手冻得有些麻了，赶紧对着手哈了一口热气。

（《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

醉意的境界

单士兵

    又被贬谪，临近不惑之年，命途却还如此多舛，这让欧阳修内心有些压抑不住的忧伤。在汴京的大殿前，他兀立良久，对着静默的雕梁玉砌，悲叹：此际一别，何时得还？

    滁州在哪里？离汴京有多远？欧阳修不知道。此刻，溢满胸怀的落魄失意，正如潮水一般，一次次漫过。透过岁月依稀斑驳的影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世浮沉。四岁时父亲亡故，是母亲用荻草秆在泥地上教他认字，才有了日后袍笏加身的荣耀，才有了“文章名冠天下”的美誉，然而，现在却又以言获罪。不是近“不惑”了吗？难道是自己越活越糊涂了？

    心里还是很委屈，委屈到想大醉一场，不再醒来。人有时很奇怪，瘦削的肩头能扛起盛名与地位，却撑不起污名与委屈。忘记委屈，也许不难，不就有许多隐逸之士，或是亲近自然，或是沽酒买醉，忘却烦忧吗？就像陶潜，悠然饮于南山，还有阮籍、刘伶，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忘怀避世。特别是那个李白，失意地离开长安后，游山玩水，饮酒作诗，不亦乐哉！

    天更显阴沉了，大风乍起，皇家的亭台楼阁，在北宋的风沙中若隐似无。终于，欧阳修还是抬起了头，是该走了。这时，他反倒有了些坚定，略带解嘲意味地自语道：范仲淹不是早已走了吗？他决定不再去想什么寒窗十年、悬梁刺股了。反正，学成文武艺，是要售与帝王家的。这普天之下，哪里又不是皇土呢？

    耳畔，传来了一声雁唳。振振长衫，撩抚一下长须，欧阳修骑上了那匹瘦马。

    东京渐远，滁州在望，一片青山绿水，比东京要美多了。

    在溪边喝一口泉水，水很清洌，山很秀丽。这让他更清醒了，处江湖之远，摆脱宦海纠葛，在这里，更要经邦济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做不好这地方父母官，岂不枉负了这一方山青水绿？

    处理政务之余，欧阳太守常与官员们去看明丽多姿的山水。歇脚时，会在亭中品茶。有一次，他看到老百姓喝不起热茶，只能喝溪涧泉水，便将品香茶改为饮泉水，召集幕僚们议事，也用泉水招待。与民同乐方为乐，能做到这样，这太守让“滁人爱公若父母”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连出家人智仙也被感动，专门修建个亭子，作太守闲看山水之用。这亭子，太守谓之醉翁亭。

    历史漫漫风尘湮灭了太多陈年遗踪。当初，又有谁会想到，就是这一方亭台，竟然会成为后人公认的“天下第一亭”呢。的确，太守文章写得好，使“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不过，千古醉翁亭，恐怕还在于其笼罩着一种不朽的醉意，千年来，从未飘散，历久弥浓。这醉意，不会诱人避世沉沦，反而催人醒世勃发；这醉意，让人明白，这世间真正值得沉醉的，不是美酒，不是仕途，而是山水，而是黎民苍生的喜忧。带着这份独特的“醉意”，此后，他在扬州，施行“宽简之政”，那“文章太守”做得更是没话说。

    一个人，有再多的委屈，历史也是不会陪你哭泣的，它只会记得你的贡献。往事越千年，如今欧阳修从历史幽暗的一隅走出来，闪光的，不只是锦绣诗文，还有为官善治。著文倡道，见心明志，说到底，不是在纸上，而是用于现实。就像欧阳太守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这里的“文”，说的可不只是诗酒文章，更大的指归是：以生命入世，推动历史的车轮。

    现在，我们还真得感谢北宋庆历五年的贬谪事件。要不然，庆历六年，中国文坛上又怎么可能同时诞生《醉翁亭记》与《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雄文呢？这边厢，欧阳太守醉于山水，与民同乐；那边厢，范仲淹吁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可谓，生死一知己。欧阳太守在人生的起伏颠折中，自责自求，亲历亲为，不就是将范氏“忧乐”蕴含的至高境界，收归于“醉意”二字之上吗？这样充溢着入世精神的醉意，不就是世间最高境界的醉意吗！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你是不是—先生？”

这是帝国末日

英国王储查尔斯有关他参加香港1997年移交仪式时所写日记的内容，最近被英国传媒公开。他在日记中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香港《太阳报》报道了查尔斯日记的内容：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思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令人动容的演说。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我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大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纸上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经过一轮情绪起伏后，全身湿透的我第一时间返回游艇，在出发参加4 000人的晚宴前先洗个澡。一如我所料，当我浸在浴缸中时，烟花表演随即开始，在我整装待发时，表演亦已结束。盛大的晚宴上，我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旁。在经过多轮祝酒后，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面，盘算着如何令双方不失面子。

在移交仪式每个细节的安排上，中国人也要争执一番。他们坚持要我走到一个房间拜会国家主席，英方上下对之强烈反对。最后我们同意折中方案，由我们分别从两边进入一个房间，在中间碰头。

中国国家主席和他的亲信与我们(即外交大臣、国防参谋长与我)面对面而坐，宣读预先拟定的声明。我知道无可避免一定要回应，懊恼地左思右想，思量着说什么好，而又不会引发外交事件。我说了几句有关莎士比亚的轻松趣语，一行人就走向会展中心新翼的主礼堂——又一次长征，从我们的位置出发，可真是长路漫漫。

为了移交仪式，这个会场被改成类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模样。我们发表演说后，中国国家主席走到演讲台前发表讲话。此后，我们还要观看中国士兵上台，把英国国旗降下，升上中国国旗。在典礼结束时，我们合影留念，互相握手，然后从不同门口离去。我们就此离开。

码头上聚集了专程来送别的民众、彭定康的友人及前同僚。我紧随彭定康登上游艇，与他的几个女儿碰面，她们均非常激动及疲惫。“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徐徐驶离港口。我站在甲板上，一边眺望着缓缓远去的香港地平线上的景观，一边告诉自己，在同一年告别这一切以及我心爱的游艇，是好事。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