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注】《时间简史》：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作品，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

启明

东方晓

    “咣当！”监牢的铁门被重重地踹开了。

    “赵云霄！”一声粗暴的喊声。门口出现了一个戴大盖帽的黑色剪影。

    “我就是。”一个柔和而细弱的声音从坐在一起的女难友中间传来。

    等赵云霄拖着受伤而又有些笨重的身体被难友们扶着走到门口时，那个剪影把信摔给她，说：“这是你男人临死前写给你的。好好看看吧！死硬分子！”

    虽然赵云霄对爱人陈觉的牺牲并不意外，因为她和他早就收到了“惩共法院”的死刑判决书，罪名是“策划暴动，图谋不轨”。但真听到他的死讯时还是昏了过去。难友们赶紧将她抬到稻草上，喊她的名字，拍她的脸。

    “云霄！云霄！肚子里有孩子，你可要挺住啊！”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睁开眼。眼角的泪珠滚了下来，但她还是平静地说：“我没事，不要为我担心。”

    赵云霄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她原本想陪爱人一同走向刑场，但她最终还是接受爱人的劝告，向敌人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已有身孕，请求生下小孩再临刑”。经过三四个医生的检查确定属实，敌人被迫同意延期执行。

    在难友们的搀扶下，赵云霄艰难地坐起来，打开了陈觉在就义前写给她的诀别书：

    云霄我的爱妻：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我就要上路了。你已有身孕，不可因我的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生女，我都祝愿孩子健康快乐。

    云，你迟早也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惟愿有鬼。“夫妻恩爱永，世世缔良缘。”这几天我常常记起我们在苏联学习时的美好时光。相互切磋，相互勉励，谈未来，话明天，始终不离不弃。去年回国后，你为了陪我执行任务，过家门而不入，未能跟父母见最后一面，令我深以为憾。你在事业上给我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幸福。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始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

    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可感，但我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成人，尤其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着她出国的。想起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第一次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教助全世界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才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每想到此，我就觉得，死而无憾！

    云，我无法见到咱们的孩子了，请你带我向他（她）问好！

    此祝，

    健康！

    觉手书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

    读完信，她放声大哭，又一次昏了过去……

    4个月后，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陈觉和赵云霄的女儿出生了！难友们怕婴儿受凉，把母女俩围在中间。赵云霄和大家商量，决定给婴儿取名“启明”。

    由于营养不良奶水不足，婴儿饿得“哇哇”直哭。牢房的铁窗开得很高、很小，阳光照不进来，尿布无法晾干，赵云霄只得将尿布缠在腰上，垫在身下，用体温暖干。赵云霄日夜抱着自己的骨肉，把她贴在胸口上。看到女儿那圆圆的小脸，她幸福得想笑，但又心酸得想哭！

    可是，赵云霄生下女儿才一个月，死刑执行通知书就又来了。

    她接着女儿亲了又亲，吻了又吻，晶莹的泪水一串串地落下来。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她给亲爱的女儿写了遗书。

    启明我的小宝贝：

    “启明”是妈妈在牢中生下你的时候，给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有特殊意义的。怀上你才四个月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便被关进了监狱。当时妈妈本来是要被立刻处死的，因为怀了你，才被敌人晚执行几个月。宝宝，妈妈之所以要生下你，就是因为妈妈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充满光明的。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生的，但你的妈妈在你才一月零十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妈妈无法尽到抚育你的责任了，但妈妈希望你不要恨我，妈妈是为了全世界更多的宝宝不再受苦受难才狠心扔下你而走的。宝宝，你是个不幸者，但妈妈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幸福者。

    宝宝，妈妈走了，妈妈祝你和所有孩子一生幸福！

    妈妈绝笔

    三月二十四日

    3月25日，刽子手在监外高声点名。叫到“赵云霄”时，生死离别，痛断肝肠，她怎舍得初到人世的婴儿呢。

    诀别的时刻到了，赵云霄喂完最后一次奶，强忍悲痛，把启明留给了难友。

    “同志们，拜托了，我先走一步。”她含着泪说……

拔草

李娟

    我们家自行车的全部构件只剩下两个轮子、一只坐垫、一副龙头以及连接物。连踏板都没有。至于刹车器，就更是奢侈物了。需要刹车的时候，只须把脚伸直，用鞋底在飞速运转的车轮上“嗞——”地蹭一下，车自然就会减速。如果情况特别紧急，则两只脚一起上。

    有一次我妹骑车的时候，骑着骑着车链条掉了，并且掉得极不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在被两条大狗狂追。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穷凶极恶的狗！在阿克哈拉，最凶的狗一直都是我们家的琼瑶。可是和这两条狗相比，我们家琼瑶简直温柔极了。我妹的车链子不巧就在那时候掉了！她“啊——”地叫起来，两条腿蹬得飞快，面无表情，大汗淋淋。亏她车上还载了小山似的一堆干草，居然也没给狗扒掉。要是掉了的话谁敢回去捡啊？

    家里养鸡，一养就是一百多只，还有五只野鸭子。小的时候还好打发，长大了简直跟一群强盗似的。我妹每天都要拔瓷瓷的两大编织袋蒲公英回来才够它们吃，加上家里打算再养只小毛驴，于是草就得拔得更勤了。每天拔回来的草都得晒干一部分，留作冬天给毛驴的草料。

    到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节，牧民们纷纷从深山返回乌伦古河流域，为大畜准备冬天的草料。一辆辆打草的马车晃晃悠悠，满载而归。

    我家没有草场，只好去草场里捡别人割剩下的。拉草的车经过的地方，沿途路两边的树枝多多少少会把垛得高高的草从车上挂下来一些。于是我妹就天天沿着打草的车辙走啊走啊，前面掉，后面捡。就是被狗追的那一次，我也跟去捡草了。去的路上果然捡了很多，我们细细拢一拢，居然有好几抱，便藏在路边灌木丛里，准备回去的时候捎上。

    风很大很大，在高处呼啦啦地响。苞谷地如丛林一般，茂密地高过头顶，又如大海一般起伏。土路孤独地在这片海洋中延伸。走在这路上，像是走在消失之中。

    我们每捡够一大抱的时候，就集中到一处放着，然后空手向前继续捡。这样，走过的路上每隔不远就垛着一堆，一路延伸得很远很远。

    阳光灿烂，却下起雨来。真奇怪，雨从哪里来的呢？摔在地上有五分钱镍币大小，砸在脸上更是梦一样的痛觉。风呼啸着从天边奔来，苞谷地动荡不停。雨点有一阵没一阵地洒着，后来越下越大。天气炎热，风势不减。

    又过了大约十来分钟，这场奇怪的雨才止住。土路上雨的痕迹瞬间就蒸发了，只留下一个又一个环形小坑。密密麻麻地、寂静地排列着，如月球表面一般寂静。自从打完草后，这条路很长时间都没人走过了。

    这里的碎草更多，带刺的灌木丛中，铁丝网上，道路拐弯处，遗落得到处都是。我们不停地左右开弓，不一会就码了齐腰高的一垛。

    这么多怎么拿得回去呢？我站在旁边想了又想，对我妹说：“分成四次，我们一人抱一堆走，两个来回就拿完了……”

    我妹也站在旁边想了想，一弯腰，把那堆草整个儿抱起来就走……

    我就只好跟在后面，一路上捡她身后掉下来的碎草。

    今天的任务还早着呢，我们还得一人拎一条编织袋，走进林荫道对面的田野里去拔新鲜草。刚才的草料是用来储存到冬天的，而家里的鸡鸭还在等着今天的晚饭。

    风依然很大。这样的天气最好了，没有蚊虫。在这样的大风里它们那扇小翅膀飞不起来，也就不用因为它们钻进耳朵而吓得要死，平常田野里很可怕，草丛中的蚊子跟云雾似的，一片一片地荡漾，还极均匀地发出嗡嗡不绝的重低音。所以才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啊。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涤荡，干干净净。

    我们一人扛一只袋子往回走，迎风穿过这片美丽平坦的田野，远处的林荫道像是等了一百年一样。里面停着我们的自行车。

    回到家，我妈说：“啧！今天捡了这么多！两个人一起干到底不一样啊。”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哪里哪里，我是去当啦啦队的。”

    再说说鸡吃草的情景：这群死鸡跟债主似的，一个个上蹿下跳，脸红脖子粗，把五只可怜的野鸭子在脚下踩来踩去，根本靠不到食槽旁边。有的鸭子不知怎么的居然也在糟子边挤到一个位置，还没下嘴，突然看到左右前后全是鸡，立刻大惊小怪地尖叫着跑掉，四处乱跳，寻找同伴。不知鸭子为什么这么怕鸡，它们明明长得比鸡大。

    这些鸡可狠了，从小就会啄人，疼得要死。由于嘴尖的原因，一个个特能挑食。鸭子就笨得不可思议了。每次都要等鸡们吃得神清气闲了，才敢蹭到槽子边上，而且还努力地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排成一条队逃跑。

    其实鸭子有时也很令人烦恼的。我们在鸡棚里放了一只小铁盆给大家饮水。每次注满水后，它们总要跳进这方狭小的水域游上几圈过干瘾。游就游呗，可它们还要扎猛子。有时候这小小一盆子水里居然能挤进去三四只鸭子，把盆子挤得满满当当。明明一动都不能动了，却仍扭着身子假装游泳。害得鸡们围着盆子干着急，一口水也喝不到。

    鸭子最有意思了，我妈叫：“鸭！”它们就“啊！”地回答一声。我妈要是叫：“鸭鸭！”它们就：“啊！啊！”我妈：“鸭鸭鸭！”它们：“啊！啊！啊！”

（有删改）

敌手

迟子建

    故事发生在1938还是1939年，父亲记得并不很清楚。他说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令，寒冬腊月，祭灶的日子，西北风呜呜叫，他们抗联部队的一个支队，二十多号人，清晨从四道岭小黑山的密营出发，踏雪而行，晚饭时分，袭击了位于中苏边界的一个日军中备队。

    当队伍冲向弹药库和粮库的时候，这两座仓库架设的机枪，让暴露在空场的战士陷入绝境，父亲说大部分战友牺牲在那里，包括支队长及两名救护伤员的女战士。

    火光中父亲不辨东西，所以他开辟了一个撤退的第三方向（计划中撤退分为两个方向）。

    父亲选得并不顺利，一个日本兵不屈不挠地追捕他，两个人之间的周旋和战斗，也就进行了大半夜。

    初始父亲并未察觉身后有人，他戴著狗皮护耳，呼哧带喘的，加上踏雪发出的声，根本听不到背后的动静。他在雪中跋涉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七八里路。但父亲觉得这距离足够安全了，他停下来，打算歇脚，给身体补充点能量。

    父亲停下的一刻头晕眼花，后背的锅猛地一震（父亲说作为火头军，无论行军还是打仗，他总是背着一口铁锅），冲击力让他险些栽倒。接着右前方树丛闪出一团白炽的火花，好像彗星划过，父亲马上意识到这是子弹擦着锅的右角飞过，后有敌手追击！父亲本能地卧倒，拔出枪来，匍匐到一处雪坎，以此为掩体。

    父亲讲起这个人时，总以“敌手”相称，那么我也随他这么叫吧。

    在与日军守备队的交战中，父亲所带的子弹基本用光，只剩三发。每一发对他来讲，都贵如黄金。父亲说自己太走运了，等后来终于瞅清他时，才知道最后一枪，击中了敌手的左肩，而这家伙是个左撇子。那人开的最后两枪，都成了献给夜的森林的小礼花。武器都成了哑巴后，敌手无路可走，紧追父亲。父亲怎样走，他就怎样追随。他们就这样在飞雪中又行进了两个多小时。

    老实说复述到此，我觉得父亲无数次唠叨的这个故事，没啥新奇，无非是他们行动失败，他单枪匹马撤退。被一个敌手不懈追击而已。

    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尽管父亲每次讲述时，语气是平静的，但总能在我心底搅起波澜。我对后半程的故事永不厌倦，就像对一首喜欢的乐曲，不管循环播放多少次，依然爱听。

    雪没停，父亲选择了靠近河谷的一片灌木丛停了下来。父亲说他卸下锅，把枪也卸下。看着敌手一步步逼近。可是敌手跟着父亲趟出的脚印，趔趔趄趄靠近他时，既没做出战斗的姿态，也没举手投降，而是一头栽倒在雪地上。父亲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又怜又恨地，拽起他双脚，确切说是拽着一双半新的长腰马靴，将他扯到篝火旁。

    父亲先缴了他的枪。是一支轻便灵活的三八式步骑枪，俗称小马盖子枪，父亲说那是女战士最喜欢的一款枪。他最终靠着这支枪，俘获了母亲的芳心，那时她在后方营房的被服厂做军服，当然这是后话了。

    敌手是个年轻的士兵，懂得一点中国话，他到了篝火旁，先是艰难吐出个“水”字，父亲没搭理他；他又吐出个“盐”字，父亲还是没搭理他，想着自己差点成为他枪下的鬼，想着牺牲的战友，父亲甚至觉得把他施到算火旁，让他得到最后的人间温暖，都是对战友的背叛。

    父亲说那夜的篝火太美了，将它周围飘舞的雪花，映照得像一群金翅的蝴蝶！敌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全力，拍一下自己，然后指指篝火，再吃力地拍一下自己，再指指算火。父亲明白，他想让他火葬了他。父亲说你要是投降，优待俘虏，我或许可以考虑。敌手听得懂父亲的话，但他没有将手上举，而是牢牢贴在胸口，像守卫最后的堡垒，至死没有做出投降的姿势。

    敌手挣扎了最后一程，凌晨两三点钟死了。父亲说这时雪停了。老天爷不撒纸钱似的雪花了。父亲搜敌手的身。他只在军服的口袋里搜出一样东西：一张二寸的黑白相片，父亲凑近篝火一看，那是个穿着和服的姑娘，她额头很宽，鼻子小巧，微微垂头，浅浅笑着，满眼都是甜蜜。父亲将相片放回敌手的口袋，然后划拉了一抱柴，将篝火调得旺旺的，拔腿出发了。

    常听父亲讲敌手的故事的母亲和我，一再问过父亲，你都要开拔了，还点篝火做什么？是不是火葬了敌手？父亲给出的答案总是模棱两可的。最接近真相的一次，他说：“哎，让他和那个姑娘的相片一起化成灰，他做鬼也值了吧。”

父亲得救后，认识了后方被服厂的母亲，那只繳获来的小马盖子枪，经组织同意后，配给了后来跟父亲一同上阵的母亲。父亲待我甚为严格，他像苛刻的教官，要求我学习攀岩、游泳、滑雪、测绘、爆破甚至跳伞等本领。据母亲说，这些都是抗联战士当年要学的科目。每到小年的时候，他都要讲一遍敌手的故事。

（有删改）

猎狼

梁亚平

    猎人枪口对着一只花狼，三点一线，准备扣机。忽然听到呯一声枪响，又砰呯几声。

    听到枪声，花狼一下子窜进树林里去了。

    猎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侧耳细听，听到的还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张眼细看，看到的还是茂密的丛林与荆棘。过了很久，确定安全了，猎人才从地上爬起来，提起猎枪，拎着刚才打的兔子，向家的方向走去。

    地上躺着一个人!猎人提高警惕，放慢脚步，双手握枪，手指扳着扳机，一步一步探着上前。粗布衣服，衣服上满是血迹，显然受伤了——难道是野狼游击队?猎人左手提枪，腾出右手，一探鼻息，人还没死!怎么办?猎人解开这人的扣，胸口上纹着狼头!猎人在周边找一些止血消炎的草药，放在嘴里，嚼烂，用手敷在伤口上，又在身上扯下一块破布，包扎伤口，血终于止住了。

    前几天，猎人救过一人，说他是野狼游击队的，叫陈虎，胸口上就纹着狼头。

    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经常在山下伏击敌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敌人多次搜索，都无功而返。

    不知什么时候，这人醒了，对猎人说:“是你救我的?

    猎人倒过一杯水，递过去。

    这人接过水，说:“谢谢。”

    “都是中国人，客气什么?

    沉默一会儿，猎人问:“你是野狼游击队?

    “是呀，你也知道野狼游击队?”

    “你们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打鬼子，谁人不知。猪人说，“我还认识你们队里一个叫陈虎的呢。

    “他是我们队长，人称头狼——你怎么认识我们队长?”

    猎人说:“前几天，我在打猎，听到枪声，发现一个人被鬼子追赶，还受了伤，我开枪引开鬼子，带鬼子在在山林里捉速藏，甩开了，再来救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野狼游击队的陈虎。”猎人咬着牙说:“两年前，孩子他娘遭鬼子杀害，我就自制了一把猎枪杀了两个鬼子，为孩子娘报了仇，就带着孩子躲到山里来了。”

    “鬼子太可恶了。”

    “如果不是孩子还小，要人照顾，我还想跟你们野狼游击队打鬼子呢。”

    谈话中，猎人了解到，这人在野狼游击队里，人称刀狼，猎人说:“子弹要赶快取出来，否则伤口会发炎。”

    刀狼说:“你来吧!我忍得住。”

    猎人取来一把小刀，把刀放到灶火上烘烧，又到门外找来消炎止血草药，放到碗里搞烂，再给刀狼一块毛巾，说:“咬住它。”

    子弹取出来了，猎人把草药敷在伤口上，包扎好，说:“安心在这里养伤。”

    刀狼在茅屋里住了下来。

    一天，刀狼说:“我伤口没事了，我要回去找队伍。”

    二天，刀狼又说:“我方向感差，虽然整天在大山里跑，还是认不得去石镇的路。”

    三天，猎人也不挽留，拿出一件上衣，说:“你的衣服穿了几个洞，你换上我这件吧，虽然破旧了，可已经补好。”

    四天，猎人又说:“这是你们队长的衣服，我给他补好了，你带回给他吧。”

    五天，猎人还包了几个准备做午餐的煎饼，说:“带上路上吃。”

    六天，猎人叫来10岁的儿子，咐:“你带叔叔去石镇”

    儿子在山林里生活了两年，大山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熟悉

    “后会有期。”刀狼一抱拳，跟着孩子走了。

    山高林密，孩子带着刀狼，在没有路的山上左拐右拐，上山，下山，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孩子指着前面的大山说:“沿着山脚一直走，走出大山，就到石镇”说完就转身回家。

    突然一声枪响，刀狼应声而倒。

    猎人提着枪口还冒烟的猎枪走来，孩子问:“爹，干吗打死野狼游击队叔叔?

    猎人说:“他不是游击队叔叔，他是鬼子。”

    “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是鬼子”

    “刚才他想杀你。”

    孩子一看，刀狼手上果然握着一把爹帮他取子弹的小刀。

    “爹，他胸口不是也纹着狼头吗?

    “狼头谁都可以纹上去的，你还记得前些天我救的那位叔叔吗?他的衣服破了，把我的给他穿，他不要，他说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刀狼，他说大山里的路不熟悉，我就怀疑他不是野狼游击队。野狼游击队，就是依靠大山，与鬼子周旋，怎么可能认不得山路?我给衣服，是试探他，他穿了，我让他带衣服给队长，也是试探他，他也接了，他连队长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更加可疑了。我给他煎饼，他也拿了，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让你带路，我远远跟着，如果他是鬼子，一定在认得路之后，对你下手，果然，你一转身，他就拔刀。”

    猎人踹一脚鬼子的尸体，狠狠地说:“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狼，老子救了你，你还要杀我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2019年第1期，有删改)

门铃响起

【冰岛】布拉吉·奥拉夫松

今天是周四，一大早起我就坐在书桌旁。快到五点，天色逐渐昏暗起来，因为已近十一月末了。这时门铃响起——在一周当中的这个时间，居然有人来按我的门铃，这太反常了。我从书桌旁站起来，才意识到自己已在桌旁连续坐了两三个小时。打开大门前，我依然怀着那个想法——每当我没指望会有什么人来访时，我总会这样想：

有人要来杀我。

门外站着个中年男子，穿着蓝色的连体冲锋衣，一见我便直奔主题，完全没有自我介绍或是打个简单的招呼。

“你这儿有空瓶子吗？”他问。

“没有，不好意思，我这儿没有空瓶子。”

他并不相信我，转身离开之前还盯着我看了一眼。我目送他离开：他手拿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装空瓶子用的。我自问，这种行为算不算是粗鲁：敲开人家的门，没有一句自我介绍或是简单问候，就直接讨要东西。我走进厨房，打算在重新坐回书桌之前找点喝的，门铃突然又响起来。我依然怀着那个想法：

来了。

打开房门后，我确信，这一次我是真的猜对了，因为按门铃的还是刚才那个人，那个跟我要空瓶子的男人。除了要来达成他原本的计划——杀掉我，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又来敲门呢？

“罐子有吗？”他问。他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承认我松了口气。

“罐子是吗？稍等，我看一下。”

我没有立刻离开大门，而是犹豫了一瞬，因为我担心自己被耍了或被骗了。最好在我去——或者假装去——洗衣房察看有没有空罐子的同时，我能顺便把门关上。但不知为何，我没有这样做：就像我对自己说的，我向这位外来客屈服了。我再三请他稍等片刻，而在我进去的时候，就任由大门开着。洗衣房在门厅内侧，再往里走才是厨房。这是公寓里唯一一个从两个方向都能进入的单元。

我知道我一个空罐子都没有。在我回答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我还是翻了翻洗衣机旁的黑口袋，就是门口的男人拿的那种。我从里面掏出一块木板，我一直打算先拔掉上面的钉子，再把它扔进垃圾桶来着。我知道，这些钉子会扎坏木板碰到的一切东西。在我把木板掏出来的时候，口袋就被刮出一个洞。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原处，生怕袋子被弄得更破，同时感到一股冷气从敞开的大门涌进公寓。难道是他进来了？他的眼神中隐藏了些什么？他穿着这件冲锋衣是要做什么？我想我知道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要是他打算拿着这个袋子四处游走，就必须穿得暖一点才行。因为人们是不会请他进屋的。我觉得那不大可能。自从进到洗衣房后，我就再没听见男人的动静，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已经自己进了屋；但我感到冷意渐强，这一定是说明：外面的门开得更大了。任由房门敞开的时候总会这样。我看着挂在洗衣机上方的晾衣绳上的干燥衣物，它们已在这儿晾了好几天。我靠近门口，小心地向外看去。前方的门果然开得更大了。我竖起耳朵，想确认男人是否还在外面，然后我听到了他清嗓子的声音，还听到了他的袋子发出的细碎声响。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门虚掩起来，朝另一扇通向厨房的门踱去。

我听到街上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司机一定是被人挡住了路，他的喇叭按个不停。我决定趁机把厨房门打开、溜进去。就在鸣笛声停止之前，我刚好将门关上。冰箱上的壁钟显示现在是五时十分。外面天色更黑了。我突然注意到水槽旁的桌子上放着一罐酸黄瓜，便试着回想，它是不是我方才找喝的东西时顺手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却记起我当时根本就没打开冰箱，因为门铃响了。

不知是因为窗外昏暗的天色，还是因为前厅敞开的大门，总之厨房里很冷。我把耳朵贴在通向洗衣房的门上，却什么都没听见，连街上的汽车交通声也没有。明明几瞬以前，街上的交通好像还很繁忙，而现在，街道似乎空空荡荡。侧耳贴门之时，我回想起一个叫劳鲁斯的亲戚，大家都叫他拉里，是我妈妈的叔叔。我想起四十年前的一天，他冲到我童年时的家，暴跳如雷，满口咒骂。那天，他给我们带了东西，两只购物袋里满满地装着他从货车司机朋友那里免费拿来的早餐麦片，他想把这些麦片给我们兄弟姐妹。他把麦片给了我们，虽然妈妈很不希望我们收下，因为这些麦片都是些陈年旧货。爸爸则对此没有意见，对于涉及这位亲戚的一切，爸爸都持这个态度。但麦片并非拉里后来愤怒离开的原因，而是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这是妈妈说的。他喝光了自己所有的酒，就来跟我的父母讨他们的酒；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就在房间里等待，把耳朵贴在门上；我们等着拉里再向母亲大吼一次，骂她傻瓜、抠门；等着他说，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我们家了。

“你真是抠门到家了！”在母亲朝他摔上门之前，他大声吼道。

这幅拉里的画面将我的思绪拉向了童年的另一幅画面：我十岁或者十一岁，挨家挨户地推销一本名为《动物保护》的杂志。可没有人愿意订阅。我又回想起另一段与推销有关的记忆：童年里的灰暗一天，我试着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卖报纸，大概就是我和朋友们结识《动物保护》的出版人的时候。

厨房里变得好冷。时钟显示五点二十分。门厅里已很久都没传出任何动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个提袋子的男人溜进了屋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已放弃了等待，我也听不见街上车辆的声音。而后终于传来了一辆车的声音，要么是公交，要么是卡车，紧接着交通仿佛又恢复了正常；刚刚这条街道居然那样安静，真有些诡异。我却并没觉得暖和多少。好冷。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