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荆棘花束

    迎着十一月的寒风，推开街边一家花店大门的时候，珊德拉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直以来，她都过着一帆风顺的惬意生活。但是今年，就在她怀孕4个月的时候，一场交通事故无情地夺走了她肚子里的小生命。紧接着，她的丈夫又失去了工作。这一连串的打击令她几乎要崩溃了。

    “感恩节？为什么感恩呢？为了那个不小心撞了我的粗心司机？还是为那个救了我一命却没能帮我保住孩子的气囊？”珊德拉困惑地想着，不知不觉中来到一团团鲜花而前。

    “我想订花……”珊德拉犹豫着说。

    “是感恩节用的吗？”店员问，“您一定想要那种能传递感激之情的花吧？”

    “不！”珊德拉脱口而出，“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我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我知道什么对您最合适了。”店员接过话来说。

    珊德拉大感惊讶。这时，花店的门铃响了起来。“嗨，芭芭拉，我这就去把您订的东西给您拿过来。”店员一边对进来的女士打着招呼，一边让珊德拉在此稍候，然后就走进了里面的一个小工作间里。没过多久，当她再次出来的时候，怀里抱满了一大堆的绿叶、蝴蝶结和一把又长又多刺的玫瑰花枝——那些玫瑰花枝被修得整整齐齐，只是上面一朵花也没有。

    珊德拉狐疑地看着这一切，这不是在开玩笑吧？谁会要没有花的枝子呢？她以为那顾客一定会很生气，然而，她错了。她清楚地听到那个叫芭芭拉的女人向店员道谢。

    “嗯，”珊德拉忍不住开口了，声音变得有点结结巴巴的，“那女士带着她的……嗯……她走了，却没拿花！”

    “是的，”店员说道，“我把花都给剪掉了。那就是我们店里的特别奉献，我把它叫作感恩节的荆棘花束。”

    “哦，得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居然有人愿意花钱买这玩意吧？”珊德拉不理解地大声说道。

    “3年前，当芭芭拉走进我们花店的时候，感觉就跟你现在一样，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店员解释道，“当时，她父亲刚刚死于癌症，家族事业也正摇摇欲坠；儿子在吸毒；她自己又正面临一个大手术。我的丈夫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去世的，”店员继续说道，“我一生当中头一回一个人过感恩节。我没有孩子，没有丈夫，没有家人，也没有钱去旅游。”

    “那你怎么办呢？”珊德拉问道。

    “我学会了为生命中的荆棘感恩。”店员沉静地答道，“我过去一直为生活当中美好的事物而感恩，却从没有问过为什么自己会得到那么多的好东西。但是，这次厄运降临的时候，我问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原来黑暗的日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这时，又有人走了进来，是一个头顶光秃的矮个子胖男人。

    “我太太让我来取我们的感思节的荆棘花束-12根带刺的长枝！”那个叫菲利的男人一边接过店员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用纸巾包扎好的花枝，一边笑着说。

    “这是给您太太的？”珊德拉难以置信地问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知道您太太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东西。”

    “哦，不介意……我很高兴你这么问，”菲利回答道，“四年前，我和我太太差一点儿就离婚了。在结婚四十多年之后，我们的婚姻陷入了僵局。但是现在，我们总算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又和好如初。这儿的店员告诉我，为了让自己牢记在荆棘花束里学到的功课，她总是摆着一瓶子的玫瑰花枝。这正合我意，因此就捎了些回家。”

    “我诚挚地向你推荐这一‘特别奉献’！”菲利一边付账，一边对珊德拉说。

    “我实在不知道我能不能够为我生命中的荆棘感恩。”珊德拉对店员说道，“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嗯，”店员小心翼翼地说，“我的经验告诉我，荆棘能够把玫瑰衬托得更加宝贵。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会更加珍视上帝的慈爱和帮助，我、芭芭拉，还有菲利夫妇，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因此，不要恼恨荆棘。”

    眼泪从珊德拉的面颊上滑落，她抛开她的怨恨，哽咽道：“我要买下这样一束带刺的花枝，该付多少钱？”

    “不要钱，你只要答应我把你内心的伤口治好就行了。这里所有顾客第一年的特别奉献都是由我免费赠送的。”店员微笑着递给珊德拉一张卡片。

    珊德拉打开卡片，上面写着：我的上帝啊，我曾无数次地为我生命中的玫瑰而感谢你，但却从来没有为我生命中的荆棘而感谢过你。请你教导我关于荆棘的价值，通过我的眼泪，帮助我看到那更加明亮的彩虹……

    眼泪再一次从珊德拉的脸颊上滑落。

（有删改）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

    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

    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

    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会，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沈从文

    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与北生倚在朽烂发霉摇摇欲堕的栏杆旁，数天上的大小风筝。晒楼后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的流着。河对面有一块碧绿的大坪，上面还绣得有各样颜色的花朵。大坪远处，可以看到好些菜园同一个小庙。菜园篱笆旁的桃花，同庵堂里几株桃花，正开得十分热闹。

    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两个人一句话不说，望着远处。小孩子快乐得如痴，女孩子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

    他们是逃难来的，这地方并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母亲，大嫂，姐姐，姐姐的儿子北生，小丫头翠云。一群人中，就只五岁大的北生是男子。他们要去的地方被围困了，过上海或过南京的船车全已不能开行。

    他们不能前行但又不能再回去，因此照妈妈的主张，就找寻了这样一间屋子权且居住下来，打发随来的兵士过宜昌，去信给北京同上海，等候各方面的回信。爸爸是一个军部的军事代表。大哥也是个军官。

    母亲原是一个多病的人，到此一月来各处还无回信，路费剩下来的已有限得很，身体原来就很坏，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自然就更坏了。

    想着母亲的病和一直没有消息的爸爸，岳珉的眼神落在了外面的河上。河中有一只渡船，懒懒的搁在滩上。常常半天还不见一个人过渡。守渡船的人，这时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块上睡觉。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

     “为什么这样清静？”女孩岳珉心里想着。这时节，对河远处却正有制船工人，用钉锤敲打船舷，发出砰砰庞庞的声音。还有卖针线飘乡的人，在对河小村镇上，摇动小鼓的声音。声音不断的在空气中荡漾，正因为这些声音，却反而使人觉得更加分外寂静。

岳珉到房里去时，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静静的如一个死人，很柔弱很安静的呼吸着，又瘦又狭的脸上，为一种疲劳忧愁所笼罩。母亲像是已醒过一会儿了，一听到有人在房中走路，就睁开了眼睛。

    岳珉望到母亲日益消瘦下去的脸，同那个小小的鼻子，女孩岳珉说：“妈，妈，天气好极了，晒楼上望到对河那小庵堂里桃花，今天已全开了。”

病人不说什么，微微的笑着。

     “你咳嗽不好一点吗？”

     “好了好了，不要紧的，人不吃亏。早上吃鱼，喉头稍稍有点火，不要紧的。”

这样问答着，女孩便想走过去，看看枕边那个小小痰盂。

    病人忙说：“珉珉你站着莫动，我看看，这个月你又长高了！”

女孩岳珉害羞似的笑着，“我不象竹子罢，妈妈。我担心得很，人太高了，要笑人的！”

静了一会。母亲记起什么了。

     “珉珉我作了个好梦，梦到我们已经上了船，三等舱里人挤得不成样子。”

    其实这梦还是病人捏造的，因为记忆力乱乱的，故第二次又来说着。

    女孩岳珉望到母亲同蜡做成一样的小脸，就勉强笑着，“我昨晚当真梦到大船。今早上喜鹊叫了半天，我们算算看，今天爸爸会不会有信来。”

     “今天不来明天应来了！”

    两人故意这样乐观的说着，互相哄着对面那一个人，口上虽那么说着，女孩岳珉心里却那么想着：“妈妈的病怎么办？”

    病人自己也心里想着：“这样病下去真糟。”

    姐姐同嫂嫂，从城北回来了，两人正在天井里悄悄的说着话。

    病人在房里咳嗽不止，姐姐同大嫂便进去了。女孩岳珉在天井中看了一会日影，走到病人房门口望望。只见到大嫂正在裁纸，大姐坐在床边，想检察那小痰盂，母亲先是不允许，用手拦阻，后来大姐仍然见到了，只是摇头。女孩岳珉不知为什么，心里尽是酸酸的，站在天井里，同谁生气似的，红了眼睛，咬着嘴唇。她上了晒楼，仍然在栏杆边傍着，眺望到一切远处近处，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了。

    这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有人互相问答说话。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罢？”这样想到，心便骤然跳跃起来，忙匆匆的走到二门边去，只等候有什么人拍门拉铃子，就一定是远处来的人了。

可是，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

一九三二年三月作  （有删改）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

山音

秦碧薇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外公谢世的次日，雾霭沉沉，下着密如针脚的雨。

    我对外公印象不深，依稀记得是个文弱的老人。也只偶尔听母亲谈起，说外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在外求学十余载，漂泊十余载，兜兜转转又回到山里。膝下的子女都走出大山，他却执意守在山脚的泥土房里，当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先生。没料到，一场乍暖还寒的三月冷雨，竟让他与这三尺讲台永别了。

    山里的世界静极了，没有丝毫外界的声音，而那些留守山中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老师，与外面的世界相牵的线，就这么生生断了。

    “山里人现在越来越少，你外公啊，一人教了几座山头的小孩，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个。”前来给外公下葬的一位大伯对我说，末了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真可惜啊，那些小孩都挺喜欢他的。喏，那边就有一个他的学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头发扎得松松垮垮，身形也偏瘦小，上身一件衬衣洗得发白。她定定地看向我，板着脸，双唇紧抿，①幼兽般的眼睛漆黑发亮 ， 左手却紧抓着前面老人的衣摆。

    我凑过去问她：“你家在哪？”她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朝山上一片在雨中凝固的苍翠努了努嘴。“你爸妈呢？”我注意到她的脸迅速蒙上了一层寒霜，眼皮也耷拉下来。她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才失落地开口：“他们去外面打工了。”“那你跟谁过？”

    “弟弟妹妹，还有奶奶。”之后我也不知该怎样搭话，便默默走开了，因为我猛然发现，虽然只差了三四岁，但我们之间已然如被巨斧劈开了一道鸿沟，我与她的距离，就像各自眼中的风景般遥远。山也跟着沉默，不发出什么声响。

    在她的奶奶走后，她突然叫住了我。“你外公教过我，我很喜欢他。”

    “他教我们认字、算术，还给我们念诗、唱歌。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作夔州。”

    “你看到我们头顶的天空了吗？他说这是夔州特有的天空，他说这种天空是苍色的。”

    渐渐地，我跟她熟稔起来。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看书，时常看见她捧着翻旧的课本，在风里站成一株瘦削的酢浆草，融进绿得化不开的山中。

    雨声渐疏，在某个午后，阳光居然冒了个角，从天际漏了丝丝缕缕下来。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搬了把凳子和她在院子里打发时间，清洁润泽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一种享受。我不由得感叹道：“还是山里好啊！”

    她不能相信地望向我，脸颊激动得有些发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一人在山中，仅仅一人，不能做什么，只能听流水的声音，风从林间穿行的声音，鸟鸣的声音，石子滚落的声音。”远山浅淡，与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一条极细的线，是她抿起的嘴唇。她凝望那阵奔跑的风，似乎想将它捕捉。又转而凝望后山的竹浪松涛，像凝望一个梦中的幻影。“而现在我不能读书了，除了大山，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她的话语似被水浸透，我转过头，看见她②眼里的泪花像在走钢丝，摇摇欲坠。

    她侧过身去不想说话了。

    深绿铺满整座山林，光斑繁密。细细的芒草摇晃，若在轻吟。她口中“苍色”的天空，从静水深渊中升起，万里无云。【A】大地在我脚下隐隐颤动着，传出声响，混杂着风、树叶、草木、鸟鸣，是一支破碎的竹笛、一把断弦的琵琶，一声一声，都好像一种呜咽。

    而这声声呜咽在某一天顺着彤云出岫，搭上山鸢的翅膀，竟一路传到了远方，又托四月的山花捎回了一个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

    我离开那天，她执意要来送我。

    她步履轻捷，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着我的影子。她语调平仄分明，在四下无人的山中响彻。她说：“我听说再过几个星期，学校就有人来修理了，有新学校，就有老师，就可以上学了。”

    “真的？”

    “真的！”

    而我撞入她③黑桑葚般明亮的眼睛 ， 宛若跌进鸦青色的深谷。“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耳畔有什么呼啸而过。

    是山音。

有烂砖，没烂墙

乔叶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用奶奶的话说，有一身好文化。他会写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因为这一身好文化，他年纪轻轻就到山里一家煤矿当了账房先生，被老板的族亲相中，把独生女儿许给了他，这就是我奶奶。八路军过来时也相中了爷爷的好文化，他就参了军。虽是四处打仗，但其实也没走多远，兜兜转转的，一两年间总能回来一两趟。父亲之前，奶奶还怀过两胎，但都没养成。①她说过那两个早夭的孩子：一脸皱纹，小身子跟个大老鼠似的，男人一只鞋就能装得下。得的都是四六风，一个是第四天，一个是第六天，孩子的胳膊腿儿就开始抽抽，咬牙瞪眼，我一看就知道这又不中了……后来才知道这叫脐带感染。不会消毒呀，多傻。

兵荒马乱的年月，村里的帮派此起彼伏，有人当红军，有人当国军，有人当汉奸，也有人是小打小闹地偷摸，还有人当土匪去明目张胆地抢讹。在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期间的几年间局势更乱，奶奶勤谨恭敬地侍奉着公婆，提心吊胆地候盼着爷爷，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外人且不说，其他两支族人就没少来欺负。很多个夜晚，奶奶透过窗纸上的小洞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背走挂在墙上的玉米辫子，摘走刚刚变红的枣子，拿走垛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出。

有一年没收成，奶奶在坟地的间隙种了一点儿红薯，也被他们刨得精光。

你咋知道是他们刨的？

看他们家小孩儿端的饭碗就知道了。吃红薯屁也多，那些天他们家净放红薯屁。没种红薯，哪放得出红薯屁。

你咋知道是红薯屁？

又多又臭，那还不是红薯屁？放屁时上头也会打嗝儿。

每当听奶奶讲这些陈年旧事时，我都会气得脸红脖子粗，吼叫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奶奶看着我的样子，笑得不行。挑起了我的火，她又开始灭，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老账不能算。再大的仇气，也都是姓地的。有烂砖，没烂墙。唉。

多年之后，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了奶奶的这声叹息。以彼时的情况，作为家族的弱势存在，只要人家不是大白天来你家抢劫，这就是留了余地。以彼时的状况，当你没有实力扑上去和对方撕个高下时，就只能容留甚至珍惜这种余地。只有这样，当受到更蛮横的外来侵犯时，你就尚处于一个家族的整体性中。哪怕只是暂时的整体性，也能让你在这个整体性中获得些微宝贵的安全感。而亲这个字，似乎天然就意味着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自古至今没多少人能算得清。当然，算不清也不妨碍总有人前赴后继地要去算，各有各的账本，各有各的算法，各有各的盈亏。②或许也正因为算不清，才算得更有意思？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出生的，他快一岁时，爷爷回家了一趟，住了几天就跟着队伍开拔了。奶奶问，不是说都太平了吗，咋还要走？爷爷说，大面儿已经稳了，还有些零星火要灭一灭，很快就能料理妥当。到时候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咱们好好过安生日子。壮的官名就叫解放吧。

爷爷走后两个月，奶奶发现自己又怀了孕。怀孕五个月时，她收到了爷爷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又三个月过去，消息传来，爷爷在解放大西南的一仗里中枪而亡，和几名战友一起被埋在白水河边的一棵树下。

奶奶哭了两个月，直到叔叔出生时，才止住泪。

哪能光顾着哭，还得养孩儿哩。她说。

泪也哭干啦。她说。

叔叔的小名儿叫宽，官名叫胜利。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落下了残疾，奶奶又给他改名叫老鳖。顶个贱名好成人，名贱人不贱。奶奶说。

没过多久，村里定成分，我家被定成了贫农。闹得最厉害时，村里有几个富农连命都稀里糊涂地丢了。奶奶说，③你爷是用他自己这条命来保佑咱全家哩。

我家大门的门楣上被钉上了一个长方形小木牌，用红漆正楷写着“光荣烈属”。日子好起来后，每年春节村里都会送来两斤五花肉。很久之后我才发现，用这两斤肉做的菜，奶奶从来没有动过筷子。④从来没有。

 ——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作品《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