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由于新诗与现实过近的距离，在一个“革命”、“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风云激荡的时代，许多新诗人把自己视为应该承担天下兴亡责任的社会精英，争当时代的弄潮儿和政治思想文化改革的急先锋。这使新诗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如启蒙的功能。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而高度的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要求打破包括汉诗格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新诗生长于革命年代，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新诗具有平民诗歌与通俗诗歌的性质，甚至过分强调通俗性和社会性。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不可否认，新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一些新诗人也写出流芳千古的经典，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经典诗人”、“经典诗派”、“经典诗体”和“经典写作”。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优秀诗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

（选自王珂《新诗为何难有“经典”》）

中国吉祥文化

    ①吉祥文化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并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创造手段的丰富及生命意识的增强而越来越曲奇庞杂。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我国吉祥文化同样地也大致可分物体吉祥和行为吉祥两个方面。所谓物体吉祥，主要体现为我国历史众多的传统吉祥物。所谓行为吉祥，则主要表现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祈吉习俗及行为。两者都是以有形的器物或可见的行为表达无形的吉祥观念。

    ②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为“四灵”，即龙、凤、龟、麟这四种灵异动物。《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之语，郑玄注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者。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③据专家考证，这几种动物是中国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留。如夏人以蛇（龙）为图腾，商人以燕为图腾，东部民族以凤为图腾，东夷中部民族以龟为图腾等。后来由于部落战争，相互联合或吞并，各部落图腾已经复合成为集各种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神异动物，图腾也转变了职能，成为鸟兽鱼虫之畜养，甚而成为保护神，进而成为吉祥物。

    ④作为祈福的象征，四灵在中国吉祥物天地中最先登场。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蚌壳堆塑的“中华第一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鸟纹，已窥见“丹凤朝阳”的原始雏形。殷代以灵龟兆吉凶。麟在四灵中出现最晚，但春秋战国时已经成形。汉代形成的“四灵”体系，源远流长，至今不衰。

    ⑤行为吉祥表现在风俗习惯和行为中。在山东泰山顶上，为了求得后嗣，妇女们将红线、红布条结在小树枝上，或将石子放置在小树杈上，表示向山灵祈求后代。旧时婚嫁，许多地方男女订亲后，男家送女家以“包袱”，里面有布料和其他物品，象征着“包福”。如果同一条街有两家娶媳妇，谁家早发轿谁家为好，这叫“抢福”。

    ⑥出嫁那天，新娘落下的眼泪，称为“金豆子”，流得越多越好。入洞房后，新娘要喝面汤，叫吃宽心面；吃红皮鸡蛋，称“一口咬到鸡蛋黄，明年生个状元郎”。新人合卺之前，还要撒栗子、枣、花生，象征早生贵子。

    ⑦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象征体系及民族吉祥物，而且至今还有吉祥文化的创生。比如各种大型的运动会，像奥运会、亚运会或全运会，在其正式举办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吉祥物，作为大会能顺利成功举办的吉兆，受到人们一致的追捧。传统吉祥物与民间祈吉行为、习俗似一对从民族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同胞兄弟，反映了吾国吾民的追求和向往。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迦摩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有删节）

    葫芦谐音“福禄”，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提到，“我国民族确属兄弟民族，具有共同的原始葫芦文化传统”。葫芦外形柔和圆润、线条流畅，上下球体浑然天成，符合“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左瓢右瓢，可盛千百福禄；大肚小肚，能容天下万物”，葫芦蕴含着多层次的吉祥文化，幸福、平安、和谐、多子等。可以说，葫芦身上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实，不仅我国人民喜爱葫芦，“一带一路”的许多沿线国家人民都对葫芦与葫芦文化有共同的情感基础。一般认为葫芦的原产地是非洲，我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均有源远流长的葫芦种植历史。同时，历史文献表明，印度人民对葫芦“多子多孙”的文化寓意与中国人民有共识，这一点可以由季羡林先生所翻译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所记载的“须摩底呢，虎般的人！生出来了一个长葫芦，人们把葫芦一打破，六万个儿子从里面跳出”，给予证实。蒙古族的民间故事《金鹰》同样表明，葫芦在蒙古民间具有繁衍生息的含义。葫芦作为日用品和吉祥工艺品，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广泛喜爱。中亚的阿富汗人惯用葫芦做喜庆场合用的化妆品容器和鼻烟壶。在以色列、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常见葫芦用作烟具和装饰工艺品。甚至在美国、日本、南美洲诸国，均可见到葫芦文化的踪迹。

    由此可见，葫芦文化可以成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纽带之一。众所周知，尽管“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包容的，但沿线涉及许多个国家，且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亟需共同的文化载体作为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中国与其他各国在葫芦实体、葫芦工艺造型的爱好，以及葫芦文化内涵的审美习惯等各方面均存在共识，这种依附在葫芦载体上的文化“共通性”非常宝贵。以葫芦等传统文化作为切入点，加强民间交流，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开展合作奠定基础。

    中国有着悠久而成熟的传统葫芦文化。在中国，葫芦的种植历史和被作为图腾崇拜的历史十分悠久。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葫芦种子，而《诗经·大雅·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的诗句记载。不仅国内学者有大量的葫芦文化研究文献，而且基于中国葫芦文化的影响力，国外的葫芦专家也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的葫芦文化。如德国的吴森吉著有《葫芦在中国文化上的用途》一文，日本的小南一郎、田分直一分别写出关于中国葫芦神话的《壶中的宇宙》与《祭壶村一一台湾民俗志》等文章。中国的传统葫芦文化已被公认为世界葫芦文化中的瑰宝。另外，目前中国葫芦文化产业在资本、市场以及人才方面均具备了一宋的产业基础。中国的葫芦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存量大，主要包括葫芦栽培、剪纸、雕刻等领域的能工巧匠，以及设计师、画家、民俗学家、收藏家等葫芦文化方面的专家。中国葫芦原料的质量与工艺造型技术享誉海外，其文化产品的营销基础较好。

（摘编自邑庆学《一带一路与葫芦文化》，《光明日报》2018年7月6日）

    日前，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37亿，登顶国内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热血昂扬的故事内核、震撼惊艳的视觉特效、对经典神话故事的创造性改造，获得不少观众好评。回看近些年文艺市场诸多口碑佳作，“燃”是它们共有的标签。“燃作”正以火热的流行姿态，走红于当下文艺市场。

    一部作品“燃”，必是作品中生起一团火，令人振奋，引人共鸣。剥离创作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外壳，火种就是作品中极具感染力的正能量精神。《大江大河》中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励志拼搏、《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意志、《我在故宫修文物》数年如一日打磨一件国宝的工匠精神……看这样的作品，我们与其说被一个个人物故事“燃”到，不如说被涌动其间的进取、勇敢、专注的精神气质感染。“燃作”流行，折射出人们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旺盛需求和热情接受，在当下丰富多元、竞争激烈的文艺市场，正能量题材依然是“刚需”。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文艺成就，那些至今为人称道的文艺佳作，很多都充溢饱满的正能量精神。以“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只是50后、60后的燃情记忆，还经由影像化、舞台化改编，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养分；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在多少人的青春记忆里闪闪发光；《亮剑》《闯关东》等影视剧作，不管什么时候回看，都让人内心激动、热血沸腾。这些“燃作”题材不同，形式多样，但无一不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无一不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有人说，时代在变，现如今媒介日益发达，生活节奏显著加快，海量信息冲击之下，文艺还执着于正能量是否已经过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平台普及，文艺创作门槛逐渐降低，确有一些不良创作风气，或以颓废为美，或以恶搞为能事。事实证明，于思想上无精进、于情感上无促进的文艺作品最终会被市场和受众抛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们对真善美的需要只会持续炽热，对文艺作品“走心”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如何引领正向价值，呼应大众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追求，是今天创作者的重要使命。正能量最易感染人，由感染人实现提升人，恰是文艺创作的恒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正能量题材拥有更高远的艺术追求、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当然，并非有正能量就是成功的“燃作”，还须有扎实的故事和优质的形态做支撑。正能量的故事若要避免主题先行，将情怀落地、真正打动受众，需要精良的艺术水准、精妙的讲述能力。柴好方能火旺，好的内容设计、艺术手法就是一捆捆好柴，保证正能量的故事越燃越旺。

    现如今，大众文化形态日益丰富，我们有太多文艺样式可以为正能量题材赋能。一部影片可以收获几十亿票房、一条暖心的短视频可以收获数百万点赞，5G时代，我们诠释、展现正能量故事的手段会更加多元。此时，更需要文艺创作者从广袤现实中寻找真挚动情、振奋人心的好故事、好素材，创作出一批批精品“燃作”，满足大众对优质正能量作品的真切期待。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文艺创作者应尽的职责。

（摘编自王子潇《正能量文艺是刚需》）

    材料一：

    由浙江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发起的“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截至2018年lI月，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等7个盟（市）落实项目造林35.5万亩，植树3200多万株，投资1. 67亿元……“蚂蚁森林”项目是蚂蚁金服集团支付宝客户端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减少碳排放量，待能量累积到相应数值后，用户可在支付宝认养一棵虚拟树，由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金服生态伙伴在规划区域种下一棵实体树。

    （摘编自《中国绿色时报》2018年l1月28日）

    材料二：

    淘票票买一次电影票可以生成180g的能量，一个用户在淘票票购票100次就能在蚂蚁森林种下一棵梭梭树，那梭梭树的种树费用就由淘票票承担。同样，盒马鲜生、哈啰单车、饿了么、钉钉等也要为用户的能量付费。当然，在这些可找到源头的能量之外，还有很多普惠性的能量产生场景无法找到源头，只能由支付宝付费。乘坐公交地铁、行走、线下支付……这些找不到源头的能量场景均由蚂蚁金服买单：蚂蚁森林表示，他们还在做开放的伙伴计划．，这些能量场景的入驻都是开放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开放。你种下的梭梭树、红柳、胡扬、樟子松、柠条并不都是支付宝出钱，这个事实有没有颠覆你以往的认知。你在蚂蚁森林里兢兢业业地收能量、偷能量、种树；蚂蚁森林用能量“勾引”你用淘票票、飞猪买票，用哈啰、乘车码出行；而为你低碳行为买单的企业则在用蚂蚁森林能量吸引你的消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亏。在这过程中，你用自己的低碳环保行为种了树，商家用能量赢得了你的消费，支付宝的蚂蚁森林拥有了超高好评，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种高级的公益。

    （摘编自《新浪财经》2019年7月12日）

    材料三：

    来自浙江的“90后”小伙沈钧亮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靠种树站上了联合国领奖台。当地时间9月26日晚，沈钧亮作为支付宝蚂蚁森林5亿种树人的代表，在纽约颁奖典礼现场接过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一周前，联合国环境署宣布，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2019年地球卫士奖的“激励和行动”奖项。这也是继塞罕坝林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之后，中国的绿色创新项目连续第三年获此奖项。“改变世界是意外的，但我自己首先被改变了。”在颁奖典礼现场，沈钧亮分享了他的种树故事：玩蚂蚁森林三年，爱上早起和跑步，减掉了110斤体重．种下了14棵真树。“是蚂蚁森林帮我养成低碳生活的好习惯，这三年，只要能走路我就不会坐车，”沈钧亮表示，坚持走路和跑步很辛苦，但想到自己努力种下的树正在守护地球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我跟地球一起变好了。”就在地球卫士奖颁奖当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官网宣布，因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路径探索和积极示范作用，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应对气候变化项“灯塔奖”。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9月27日）

    材料四：

    “蚂蚁森林”由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于2016年8月在支付宝平台推出，用户通过在“蚂蚁森林”里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在线支付水电费等低碳行动积攒“绿色能量”，在手机里“种树”。用户每养成一棵虚拟树，“蚂蚁森林”和公益伙伴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截至今年8月，5亿“蚂蚁森林”用户累计碳减排792万吨，在荒漠化地区种树1. 22亿棵。蚂蚁金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表示，“地球卫士奖”是对“蚂蚁森林”项目的肯定。技术和开放平台让人人参与低碳生活成为可能，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参与者。过去3年“蚂蚁森林”影响了5亿人，未来3年“蚂蚁森林”的目标是带动全球10亿人参与低碳行动。在防治荒漠化、保护环境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如何让农民的收入更多来源于青山绿水。除了通过种树提供就业机会外，还希望通过农产品开发项目、电商平台等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