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1909年9月21日，美国奥克兰市郊匹满高地的伍•吉•典梓农场。一架升降舵装设在飞机前部的鸭式布局轻型飞机在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由慢而快地滑行着升上天空。那个驾驶着简陋的飞机在10～15英尺之间的低空飞行了约半英里航程的年轻、挺拔的身影，犹如一道永恒的闪电，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天空上--冯如。

    中国航空之父，首位驾驶自制飞机上天的中国人。

    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这座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发达，冯如终其一生的对于机器和工业的迷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回家学习，研读各类科技书籍。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和学习，冯如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特别是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不但运输、移动方便，而且发电效率优良。他设计制造的抽水机、打椿机、发电机、无线电报机等轻便耐用，深得社会赞誉。

    1906年前后，有两件事情给冯如内心带来了强烈震撼。一是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自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世界载人动力飞行史的第一页。冯如萌生了效仿莱特兄弟试制飞机的念头。二是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特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1905年9月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竟规定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大连及附近海域转让给日本；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也交给日本所有。这件事情更使他坚定了研制飞机的决心。冯如为祖国的不幸痛苦不已，他的“机器梦”破灭了：“是(指制造机器) 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从此，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思想，发誓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冯如勤奋学习、研究，先后从《美国科学》、《航空学》《航空器》和《昆虫式飞机》等当时著名的航空科学书刊上，搜集了大量制造飞机的技术资料。为了探索飞机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冯如通过观察飞鸟的飞行情况，领会到要制造一架能够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不但要有合理的外形，良好、稳定的操纵系统，而且要达到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的完满结合。

    经过充分观察研究之后，冯如选定以莱特式飞机为设计飞机的主要蓝本，同时参考花曼、寇蒂斯、伯里利奥等当时著名飞行家的飞机图形绘制成飞机结构施工图。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部件都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完成，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制成一个合规格的零部件。冯如的家人也屡屡催促他回国团聚，冯如复信婉言劝慰，并毅然宣布，“飞机不成，决不归国”。

    1909年9月21日傍晚，冯如驾驶着经过检验和更换了新车轮的飞机，冒着强风，在伍•吉•典梓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起飞。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机作椭圆形航线的绕空飞行，高度保持在10～15英尺之间。在未经试飞证实确属安全之前，冯如不打算冒太大的风险，进行更高的飞行。飞机飞行了一圈，航程约半英里。这表明这架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能够如意地进行操纵。冯如首次试飞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史的开端。

    1909年9月23日，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呼声报》等英文日报，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报导了冯如制造飞机及试飞成功的经过，大大地鼓舞了旅美华侨投资支持冯如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和兴趣。

相关链接：①冯如制造飞机和试飞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国内发生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想利用冯如为其建立航空部队，电召冯如归国，许以破格录用。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用他掌握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在美国经营航空事业，赚取大量金钱，但冯如毅然回国。②1912年8月5日，经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做第二次飞行表演。为避险冯如意欲使飞机飞得更高，将两手所持之机关一抽，不意用力过猛，该机直上，头高尾低，冯如两足浮松，全身下坠，飞机亦即坠落。冯如头、胸、股各部均受重伤。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一代英豪，就此长眠，时年29岁。

篆刻之美

孙莉莉

    篆刻艺术在狭小的天地中，依靠笔画的技巧，表现出刚柔相济的笔情刀趣，生动优美的造型图形，古朴隽永的金石气韵，给人以情感意蕴的震动和审美艺术的享受。篆刻的起源，笼罩着某些神秘的气氛，除货赂用玺节说、殷墟铜玺起源说等，最有趣味的应该是龙凤授玺说。从甲骨文的卜辞和陶器上的印纹、刻文来探讨其背后的真相，从中能感受到篆刻印章的社会历史地位及文化艺术气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让一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得到破解。篆刻艺术的成熟期为何来得那么早，正是在皇权至上这种社会效用及信物凭证这种实际价值的双重作用下，促成了篆刻艺术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就十分辉煌绚丽的早熟局面。篆刻从发展开始，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经过若干时代的成长，成熟为以文字为主要内容存在的艺术形式，也就是成熟的篆刻艺术。尽管篆刻从唐至宋元曾一度中落，但从明至清，像文彭、何震、黄士陵、吴昌硕等一批有艺术觉悟和创造精神的篆刻家则追踪秦汉，在先民博大的印学宝库中吸纳了丰富的养料，再度汇融于书学画理，从而使篆刻艺术再度振兴，开创了绮丽多姿的流派印。

    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其形式与内涵、价值与效应是积淀在整个文化系统内，活跃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的，因而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综合影响，为篆刻艺术的更新和突破提供能量和契机。如春秋战国玺印的瑰丽奇妙，千姿百态，正是“百家争鸣”时代精神在印面上的折射。又如汉相官印的浑朴持重、沉雄老健，将军印的刚劲豪壮、气势酣畅，体现了雍容大度的相官之风和豪放英武的将军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讲，篆刻是一种综合艺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美学系统。篆刻不是技术操作，工匠制作，而是艺术创作，才情的显现。

（选自《论中国传统浮雕与篆刻艺术的关系》）

    近年涌现的文艺作品数量巨大，但佳作、力作不多，尤其是值得流传的经典少之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文艺创作的套路化倾向存在着一定关系。

    “套路”一词再度流行，更多地指向一种实用主义倾向，携带着关于当前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症候和信息。在此前提下所说的套路化写作，针对的就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尽可能快速地吸引人们的眼球，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从事低水平重复的创作风气。这种既无创作主体性可言，又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的行为，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套路化创作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创作题材跟风化，即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一旦某种题材大受欢迎，就一拥而上；二是创作模式低水平重复化，缺乏创新精神和原创意识的内容比比皆是；三是创作心理浮躁化，盲目迎合市场的行为日渐成为一种“时尚”；四是创作理念鄙俗化，创作者不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寄寓在作品的精神内蕴上，而是寄托在所谓的娱乐明星、话题炒作等非本体的手段上。

    套路化创作应和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其特性是快餐性、流行性、多变性，因而一旦创作成为某种套路，恰恰也就是套路过时之日。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其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无非两种类型，一是超级英雄片，一是合家欢动画片，一旦观众对这些套路了如指掌，就会被市场抛弃。此前上映的《变形金刚5》口碑和票房大不如前就是很好的例证。

    文艺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反套路化的。那些彪炳千古的伟大作品，诸如李白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无一不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这些作品构筑了人类思想史、艺术史上最为瑰丽多姿的七宝楼台。当然，套路化创作也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于初涉创作的人来说，套路是学习前辈艺术家宝贵经验的有效手段。辩证地吸取套路中蕴藏的创作经验，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减少因经验不足而老走弯路的试错成本。

    文艺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欣赏文艺作品，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可能的世界和可能的选择。作品在构造了一个艺术世界的同时，也往往构造出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而套路化创作显然会导致艺术世界的“同质化”，使得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日渐单一，浅薄。实际上，随着受众欣赏水平日益提高，具有极高艺术性的文艺作品反而更容易获得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正在热映的《战狼2》就是极好的例子。其将主流价值的表达与类型化的探索进行有机融合，用高质量视听奇观和高强度叙事节奏完成中国精神之于全世界的形象化展示。因此，创作者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以超越前辈艺术家的勇气摆脱套路的束缚，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苏勇《套路化岂能横行市场》）

材料一

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其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充分肯定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拿来就用，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有创新性地推进提升。

一方面，切实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增强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正确选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创造与创新为途径，以转化与发展为动力，着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蕴与时代诉求相协调、表达方式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够深入传统文化内里，区别优劣得失，辨析精华糟粕，科学提炼精粹内容；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倾向，杜绝形式主义偏颇，使传统文化经合理再造与整体提升后，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积极融合，以求协力共进。从历史深处走来并历经沧桑巨变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助力与服务现代化为使命，以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价值彰显，其服务内容的广泛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服务形态的丰富性、服务成效的实在性，已然清晰呈现并愈趋显著。立足当前并着眼未来，脚踏实地并登高望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结与渗透融会必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力共进与发展提升必将发展到一个崭新境界，携手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努力和新贡献。

(摘编自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中国现代化包含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中的应有之义。文化是创新的，又是继承的，是创新与继承的统一；文化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是当下与历史的结合。文化的现代化或现代化中的文化，不能不包括中华传统文化。正如现代化不能割断民族血脉一样，文化创新发展亦不能无视历史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期相遇，既为中国现代化推进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又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望与交流，实质上是一次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是文化坚守和观念创新的一次互动。在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生作用的同时，现代化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时代机遇、重要遵循和现实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化。

其一，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时代机遇。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新发展，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它的改造与吸纳，离不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有力推动，离不开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享用主体的中国人民的传承发扬与自觉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优化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

其二，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要在实践上有所遵循，现代化则为之提供目标、方向及道路等方面的基本依赖。一要服务现实。二要科学阐发。传统必须与现代相连，传统文化必须接通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够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必然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

其三，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现实条件。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现代化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丰厚社会土壤。现代化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连，现代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氧化剂。现代化在孕育新的、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之时，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同时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新鲜元素、注入新鲜血液。现代化思想文化本身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现和纠正自身缺陷的参照对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反观和超越自身局限的榜样力量。借助现代化思想文化及其精神引领，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而且能够迅速氧化而达至蜕变，加快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步伐。

(摘编自商志晓《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联结》)

材料一：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

“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三：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摘编自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