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谷子的老人

唐兴顺

    已经是秋末了，照常规庄稼应该全部收割完毕。可是李老汉和老伴商量，想让这三分地的谷子再长一两天，催催籽，谁知道一停顿，老天爷却下起雨来。老汉急了，他怕成群结队的麻雀来抢食，也怕獾在雨天的夜晚来捣乱。

    老汉从旮旮旯旯收拾了些东西，打上黄油布伞往地里去了，身后跟着一条高腿狗。老汉在地中间和地的两头分别插上了三个假人，夸张的人形，胳膊上拖着长长的破塑料纸，又在地南头靠边的地方，借助一块大石头的弯崖，搭了个简易小窝棚。

    老汉双手叉腰站在地埂上，眯眼看起雨中的谷子来，想起当初和老伴一起打畦的情景。他们把土壤弄得跟面粉一样，然后拉起绳子撒灰线，眯眼瞄准定畦垅。谷苗透出地面，迎着早晨初升的太阳，最好看。暑伏高温天，蹲在谷地里间苗，人像在蒸笼里一样，汗珠顺着脊背、腰腿流到土壤里。间苗之后，谷子长得很快，如着了新装列队待命的士兵。不用几日，它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就鼓胀起来，很快从头上钻出一个“青毛虫”来，个头越来越大，各个部分之间也越来越紧凑，几乎完全看不出缝隙的时候，谷穗的颜色就开始由青色向黄色转换了。李老汉知道，黄色是小米的颜色，金子的颜色。每当此时，他就想，你说这稀罕不稀罕，一块山地，几粒种子，凭空就生出这么多金灿灿的东西。

    这时候，他感觉到脚脖子上被什么东西触动着，低头一看，是高腿狗在用尾巴和他说话。扭过身来，看到身后地堰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撑绿伞，女的撑红伞。男的戴眼镜，紧抿着嘴，女的要小很多，大眼睛扑闪着，肤色很白，像雪像面，还挂着一对金色耳环，颜色比小米的颜色还要亮堂。

    男的指着地边的窝棚问：“这个做啥用？”女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了窝棚。

    “哈哈，住人呀。”老汉笑着回答，没容他们问，紧接着又补一句：“看地，看谷子呢！”

    “能值几个钱呀！受这罪！”女的使用的是又尖又脆的声音。

    老汉想说她一句，抬眼看这女的很好看。过去村东头郭老三家有个女儿就是这个样子，十里八村漂亮得出了名，后来被一个来游山的老板带走，全家都迁下山了。老汉没开腔，拿起镰刀，弯腰从旁边的石堆上割了捆圪针，把圪针堵在窝棚后边的岸壑处。这男女一前一后走了。老汉没直身，从胳膊肘下边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刚走，又有人从大路上走过来，这次人多，有十几个，全是20岁左右的毛头娃，穿着阴阳古怪，花花绿绿，有的打着伞，有的什么雨具也没拿，有的两三个人簇拥在一柄伞下，有的伸胳膊仰头，让细密的雨水往头上脸上淋，嘻嘻哈哈，尽说些疯疯癫癫的话。李老汉几次想发声，但一看是一群孙子辈的娃娃，就闪在一边。他们疯了一会儿就离去了。

    他爬进窝棚里，在四个角分别压了一块石头，才在草垫上躺下，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咳嗽，弯腰走出来，见是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婆，老干部模样。男的白发向后梳着背头，耳朵大，面色白。女的是老式剪发，穿一件宽大的酱色布衫，一人撑一把很大的伞，说话和颜悦色。他们应该种过地，因为他们说到谷子品种、产量、价格，还说“这个天气，停两天还行，如果再下雨，谷穗即便长在秆上也会霉烂”。他们建议带雨把谷穗收回去。李老汉觉得他在行，就和他说了许多话。他们走了。李老汉心中犹豫起来，就打着伞围着地边转，转到大路边时，和路上来往的游人挨得很近，有的人不进地，却隔着渠沟和他说话，发出许多议论。他听到有个人说：“刚才这顿饭吃了7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

    他不想再和人说话，也不想再让其他人来地里看稀罕，就把刚才割下来的那一捆圪针，从地南头搬到地北头，挡在大路向小路的拐弯处，然后撑起伞站着。几只灰喜鹊在树上跳来跳去，一群麻雀在低矮繁茂的灌木丛上飞起又落下。雨下得更细小了，只有轻微的一点，却满天都是，像湿度很浓的雾一样。抬眼望远处，山冈坡地上有很多游人，三三两两，悠然自得。 这时有个声音在大路上喊他，扭过身一看，是最开始到地里来给他说话的那一对中年人，隔着那团圪针，女的笑眯眯的，男的做手势让他过去，到跟前，男的说了一句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3张100元的人民币给老汉，老汉不接，他就把钱扔了过去，一张落在圪针上，两张飘到了地里。老汉不知所措，但钱不能让雨淋湿啊，赶忙弯腰捡起来，然后挪开圪针，呼喊着让这两个人站住，可他们已经跑远了。李老汉愣在那里，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不好处理的事情。

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的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的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晃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软下来许多。

    当地男人们很少进屋，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们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库尔马家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嘛，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对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要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锁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

（有删改）

黄昏

孙玉秀

    李婶弯腰抱起一捆柴火，吃力地走着。几颗雨点砸下来，豆粒一般，落到尘土里，滚动了一下，晃了两晃，顿时粘住不动了。也有几颗落到她的脸上，碰到了嘴角，凉丝丝地裹着一股咸味。

    李婶抬头见一块灰黑色的幕布遮住了半边天。她加快了脚步，将怀中的那捆柴送到仓房里，很快又折回到院子里。二十几只鸡鸭鹅见了她，将她团团围住。

    雨点逐渐变大，空气里裹着一股雨的腥味。李婶转身回屋，很快提着半桶加水的食料出来，水舀子在塑料桶里摇晃。她将食料用力搅拌几下，分别倒入三个木槽里。那些鸡鸭鹅迅速围拢过来，迫不及待地吞咽起来。李婶望着它们贪婪的吃相，心想，吃吧，吃饱了好多产蛋，留给他回家吃！

    李婶站在院子里再一次看天，那块幕布的颜色更深了，好像被人扯住了四角的被子，沉沉地压过来，让人透不过气来。她掰开手指头，数了又数，十天了，老头子的病也不知治得咋样了，千万不要扔下俺不管啊！李婶想着，眼角不自觉地湿润了。

    一只鹅伸长脖子嘎嘎地叫了几声，她才回过神来，打算再去抱一捆柴，刚一抬脚，被几根散落的柴棍绊了一下，她本能地伸开双手支撑到地面，方稳住了身子。李婶感觉到手掌一阵钻心的疼，起身察看，这才发现左手食指被刮了一条细长的口子，汩汩地冒着鲜红的血。

    风起，雨噼噼啪啪地下起来。李婶顾不上疼痛，弯腰拾起那几根散落的柴棍，从柴垛上用力拽出一捆柴，斜抱在腋下一路小跑，一股脑儿堆放到灶膛前。她伸出右手拧开水龙头，冲洗着手掌上的血迹，转身去屋内取出一贴邦迪，小心缠到左手的食指上。

    李婶低头搓一搓自己的双手，发出木锉一样的窸窣声。她从衣兜里摸出电话来打，那端却传来电话关机的声音。李婶失落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将整座老房子都吞了进去，一道闪电钻出来，顿时撕开了黑幕，紧接着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滚石一般翻滚过来。

    李婶赶忙将鸡鸭鹅一起赶进圈窝里。再回屋时，衣服已经湿了半截。还没等她站稳脚跟，窗外的雨水哗啦一声，从空中整个倾泻下来，白亮亮的一大片，分不清天和地的界限，只剩下一个雨水的世界。

    墙上的时钟响了几声，李婶回过神来，意识到该做晚饭了。她麻利地打开那捆干柴，蹲下身子，将一大把干柴塞进了灶膛，点燃书纸，放到灶膛里。干柴碰到了火星，晃晃悠悠地燃烧起来，火苗越来越旺，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李婶将锅洗刷干净，添上半锅水，转身去淘米洗菜，熟练而又有序。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李婶赶紧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那端飘过来，妈，爸的手机没电了，爸在医院挺好的，您照顾好自己就行，千万别担心。

    李婶眼睛里又满是泪水，嗯嗯，有你们在，妈一百个放心。

    她挂了儿子的电话，擦了泪，凝视着窗外。雨小了，院子里浑浊的积水淌成了小河，汇聚在大门口处，一转弯撞进门外的壕沟里，哼着歌溜掉了。

    李婶搬来一个小板凳，不停地添柴。灶膛里的火越来越旺，没多久，厨房暖和了起来，铁锅吱吱啦啦地响，四周冒出白色的热气，很快便飘出了一阵诱人的饭香。

    李婶起身去打开饭桌，熟练地摆放上两双筷子，随后又摇了摇头，失落地拿下去一双，心里默念，快好起来吧，别总牵累孩子，俺在家等你健健康康地回来。

    雨停了。李婶将目光挪向窗外，两道明亮的霞光射了进来，刺得她睁不开眼，再看时，仿佛老头子笑呵呵地站在大门口。她心里一惊，擦了擦眼睛，方知是自己看花了眼。

    李婶推开房门，一片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也染红了她的半边脸。她低头拍了拍衣兜里的手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

格桑梅朵

    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风像长了牙齿，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一眼望去，是意料之中的一片纯白。

    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临走时，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那时，我刚卫校毕业，本有大好的前途。可军人出身的父亲，却板着一张脸，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必须得去，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我没有掉一滴泪，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囊，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每年春夏时节，被大雪封了一冬的公路就格外热闹。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一路开到雪山之巅；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摇着清脆的铃铛，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辗转到别的草场……

    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养路工人最繁忙的时候。这段28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为了能保证这条路畅通，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还在睡懒觉，他们知道我憋屈，也不叫我出工，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是他毁了我的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幺妹儿，快起来，要出人命了。”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呼吸急促，脸色乌青。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给老阿妈吸上氧，打针，拿药，倒水，喂药，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她忽然跪在我的面前，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这时，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划着什么。

    忽然，李大姐抬起头，朝我大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房顶上跳下来问：“喊我干啥子？”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谢谢你救了我阿妈，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送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跑掉了。

    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格桑梅朵，好有诗意的名字。我把那盆格桑花放在窗台上，问李大姐：“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

    李大姐说：“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你那盆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以后的日子，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渐渐的，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在花香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了。

    终有一天，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而是他的战友。我问他的战友，那个小兵哪儿去了？战友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他牺牲了。战友红了双眼，哽咽道：“就是这次进藏，突遇暴风雪，道路塌方，嘎旺他们的车就翻下了悬崖……”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

    李大姐安慰我说：“别伤心，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你爸爸曾说过，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

    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在暖暖的阳光下，绽放着。似乎在告诉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养路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

(选自《2014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