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

李培俊

    他上衣破了，裤子也撕开了一道不小的口子。脸上还有几条浅色的灰道子，其中一条越过眉梢，在腮帮上拐了个S形的小弯，一直延伸到嘴角那里。他显得异常狼狈。天快黑时，他出现在卖橘子的小摊前。橘子又香又甜的滋味，对于又渴又饿的他具有致命的诱惑力，他恨不得立即拿起一个，剥去外皮，塞进嘴里！但他没有。他用力咽下一口口水，手下意识地伸进上衣空无一物的口袋，他最后又犹豫着把手伸向鼓鼓的裤袋……

    这时，摊主拿起一只又圆又大的橘子递到他手上，那只橘子是摊子上最为鲜亮的一只。摊主笑笑说：忘记带钱了吧？以后记住，男人出门，口袋可不能空。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

    他说了声谢谢，拿着橘子离开了。

    两天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个卖橘子的小摊前。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橘子塞给他，不是一只，而是四只。他张张嘴，想对摊主说些什么的，可他欲言又止，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放到大堆的橘子旁，走了。晚上摊主收摊，发现了那份报纸，打开一看，摊主惊呆了，上面有一则公安部门的悬赏通缉令，照片上那个通缉犯，竟是他!自己竟两次送橘子给他吃!几经犹豫之后，摊主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在小摊周围设伏，静等着逃犯的再次出现。三天后的中午，逃犯果然出现了。他没有马上进入警方的埋伏圈，而是远远站着，朝四周张望一阵之后，做出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动作：他先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尖刀，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晃动几下，然后五指一松，尖刀在阳光下划出一缕寒光，哐当一声落到地上。随即，他举起双手，走进警察的埋伏圈。警察一拥而上，给他戴上手铐，推向远处的警车。他说，请等一下，能让我和卖橘子的老板说句话吗？带队的警长犹豫片刻答应了，两个警察架着他，来到卖橘子的摊主面前。他对摊主说：那张报纸是我故意放在你这里的。说完，逃犯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摊主连忙找出那份报纸，发现背面有几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字：长期以来，我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东躲西藏，白天钻进不见天日的密林，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我都快疯了……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犹豫不决时，你送给我橘子吃，还对我微笑。老实说，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对你，我无以为报，举报不是有2万元的赏金吗？权作是我对你善良的报答吧。

    公安部门按照通缉令的承诺，第三天便把2万元赏金送给摊主。摊主接过钱，颤抖着打了一张收条，把钱掖进内衣口袋。

    八年之后，劳改农场的储油仓库发生火灾，危急关头，他冲进火海，搬出了8桶汽油，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又因一辆失控的卡车冲向一个狱友的时候，他及时推开狱友，却永远失去了左腿。

    他获准减刑4年。出狱那天，他没有回家去见妻子儿子，而是拄着双拐去了那个小镇，去找送他橘子的摊主。摊主的妻子红着双眼告诉他，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说着，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对他说，临死前让我把这包东西交给你，说你用得着。他让你也摆个水果摊，挣钱虽然不多，可那是自己挣的，花着踏实。他打开纸包，里面是那2万元钱的赏金，分文未动。包钱的报纸，也是他当年留给摊主的那张。

    几年时间，纸张已经发黄，通缉令上的照片也已有点模糊不清。

米兰花香

于艳丽

    老吴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树，和远处已经返青的大地，总是觉得火车开得忒慢了些。他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叫来乘务员道，“丫头，你能不能跟你们司机师傅说一声，让他开快些？”

    乘务员一脸模式化的笑容，说：“大爷，火车已经很快了，您感受不到吗？”

    邻座一个和老吴相熟些的人打趣道，“老爷子，您以为火车是火箭呢？一眨眼就到家了。不要烧包啦，火车不比你家的牛车快？”

    老吴本来就语迟，被邻座抢白一顿，不再言语，局促地正了正身体，将一个小包紧紧搂在怀里。

    火车停到火车站，老吴和相熟的人匆匆道了别，便急忙走出站台。回家要去长途客运站坐大巴车，但老吴已经在火车上想好了，下火车就打出租车回家，多少钱也得打。离家不过是一个星期的光景，可老吴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

    老吴钻进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老吴一眼，问：“您去哪？”

    “于家庄。”

    “于家庄？”司机重复了一遍。

    “对，于家庄，盐山乡于家庄。”

    “老爷子”，司机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回过头来着他说，“您知道从火车站到于家庄得多少钱？”

    “我没和你谈钱，你快点送我回家，多少钱我都给你！”

    司机摇着头笑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转过身子，车子稳稳地滑出站前停车场，沿着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向于家庄驶去。

    老吴下了出租车，已是黄昏时分，他惶急地走进院子，晚春的暖风穿堂而过，带来屋里米兰花扑鼻的香气，几天来，旅途劳顿的疲惫似乎都融化在弥漫的花香里了。

    “米兰！”老吴叫道，声音里有不易觉察的颤音。

    一张俊美的少女的脸从窗里闪过。随后，穿着红色运动服，扎着马尾辩的素素从屋里奔出来。

    素素激动地喊：“吴爷爷，您回来啦！”

    “嗯嗯，素素在呐。”老吴欣慰地看着这个孩子，唯一的儿子吴天参军后留在部队，家里多亏着她和一帮年轻人照顾。他一边应着素素的问候，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屋子。

    “他娘，我回来了。”

    屋里叫作米兰的女人正至靠在枕头上，气息微弱，如一盏将熄的烛火，却在老吴进门的瞬间拼尽全力爆出一星火花，她睁开眼睛看着老吴，想说什么却似乎酝酿不出合适的气力。老吴看懂了她的心思，忙道：“看到了，都看到了。”

    老吴的话让女人闭上了眼睛，眼角有几颗泪珠重重地滚落下来，落在女人散在枕边的白发上。

    “莫哭莫哭！”老吴急忙劝慰道，“我把你养的那盆米兰按你的意思栽到了他的墓旁，你不晓得，那盆花开得多香，扫墓的人都说，还没到墓地就闻到花香了，还有，你让我说的话，我也都对他说了。”

    女人还是哭出了声，虽然声音微弱，但这丝丝缕缕的哭声更让人觉得心痛。

    “哎呀，你看你，还病着，哭啥哩？你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老吴小心翼翼从持包里拎出一个黄绸布口袋，女人认得，这是老吴走之前她亲手缝制的，虽说她连捏针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她还是拒绝了素素要替她缝袋子的请求，花了几个时辰，一针一线，缝好了这个袋子，甚至故意在针脚里压进一根自己的白发。

    老吴将装得满满的袋子递给她，不消说，她就知道袋子里装的是啥，她紧紧地将布袋搂在怀里，枯瘦的前胸剧烈地起伏着。

    站在一边的素素知道，吴奶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吴回家一个星期后，米兰去世了。

    埋葬米兰的时候，老吴郑重其事地把黄绸布袋拿来，大家看见，老吴从黄绸布口袋里倒出一抔黄土，将黄土覆在米兰的棺盖上。

    回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吴天，从志愿者素素那里知道，那抔黄土是钟国英坟冢上的，是父亲为钟国英扫墓时带回来的。

    钟国英是米兰以前的爱人，于1952年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有删改）

千顶红帽子

程瑞嘉

    七十五岁的秋明老汉去了一趟徽州，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三岁那年，秋明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为了不饿死，秋明辞别了双亲离开徽州老家。像当时的顺口溜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把雨伞，一个包袱，秋明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到人间天堂杭州去讨生活。外面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秋明干过商店的伙计，做过运输码头的短工和苦力，捡过垃圾。没有文化又在异地他乡，秋明的日子就过得很浪，很苦。他最后浪到了浙江的宁波，依然是过着靠捡拾垃圾度日的生活，饿不死，也不富裕。

    时间像个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秋明由一个懵懂不更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和胡须花白、腰弯背驼、老眼昏花的七十五岁的老汉。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衣锦还乡的美梦，有的是日里夜里对故乡的念想和企盼。

    有人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在外面靠努力和勤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变成学校的名字，过着受人尊重、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秋明何尝不想这样呢？但生活似乎老开他的玩笑，总让他一辈子辛劳地推着大石头上坡，结果却一无所获，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秋明老汉最近总做梦，梦见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看到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兴奋和激动，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枕巾。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失眠，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是一个母亲对久未归乡的游子的呼唤。

    秋明老汉终于被那个强烈的念头折磨得失去了形体，愁容满面。他于是打点行装，踏上了回徽州的行程。车窗外的景色迷糊了双眼，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有的只是临近故乡的激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老先生的诗好像就是为这时的秋明老汉写的。

    虽说回到了故乡，但一切都改变了秋明老汉脑子里对故乡的印象。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当年的小伙伴已经大多不在了，即使还在的，也已经变成了不熟悉的生面孔。村庄比儿时更大了，也更新和繁荣了，家乡的变化让老汉欣慰。老房子早已不在，只记得房子的边上是学校，如今学校还在，也不是当年自己读过三年书的学校了。如今的学校让秋明老汉惊喜：校园又大，教室又宽敬，那么多的教室，能坐上千名学生吧？！突然，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大作，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把陷入沉思的秋明老汉吓了一跳。看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放学跑到了公路上往家赶，秋明老汉是又高兴又担心，要是过往的汽车不注意碰到孩子怎么办？他听村里的人说，过往车辆碰到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好在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学校也为这事伤脑筋，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秋明老汉没有孩子，但他却比谁都更喜欢孩子。

    要是学生的头上能戴一顶小红帽该多好，既可以提醒过往的司机当心，看上去也醒目，夏天还可以抵挡一下天上的毒太阳。想到这里，秋明老汉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他跨进学校的大门，径直向校长室走去。时间不长，秋明老汉又从校长室里愉快地走了出来，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秋明老汉把用捡垃圾换来的一千顶红帽子交给学校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千名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一个孩子跑出队列，喊一声爷爷，将一条红领巾戴在秋明老汉的脖子上，然后迅速跑回队列。孩子们伸出右手向秋明老汉敬少先队队礼。秋明老汉也笨拙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站在秋明老汉身边的校长和教师都被他的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秋明老汉看着孩子们戴着他的红帽子在学校操场和校外的公路上走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心里想从今以后谁敢说他秋明老汉孤身一人，他分明有了一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许多路过的汽车司机都要停下来向他们鸣笛致意，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魔笛

    朗风站在考场中间，周围坐满了老师。他操着笛子向大家鞠了个躬，不等口令就开始吹起来。朗风是个不太守规矩的孩子，在梁老师家里，他也总是操起笛子就吹。

    朗风吹的是《乌苏里船歌》，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这曲子很甜，第一次听梁老师吹奏时，朗风就感受到那条大河在初春破冰，感受到渔民喜悦的心情。朗风的银笛晃动着，舌尖一下子欢快起来，梁老师为这首曲子加了不少修饰音，依附着甜美的旋律跳跃着，朗风反反复复地吹奏着船歌一段，像舞台上最鲜艳的红绸子不断翻舞着相同的花。

    吹着吹着朗风忽然就停下来，怯生生地问：“老师，还没让我吹吧？”

    大家一下子都笑了。刚才看这小孩冲进考场，大家就想笑，他太有个性了，棉袄上系了根红围巾，头发跟鸟窝一样。可大家都不敢笑，这孩子一定是自己从大老远来的，别一笑把孩子笑毛了。

    “你接着吹吧，孩子”，大个子老师说，“还有什么曲子？”

    “我想吹一下我老师的一部作品，《森林舞曲》。”朗风说。他操起笛子演奏起来。这是第一乐章《夏末林中》，朗风用花舌和颤音不断模仿着各种鸟的声音，从一只小雏燕欢蹦乱跳，到一群乌鸦用翅膀扑打着落叶，再后来是一群大雁从蓝天上飞过。梁老师写的这段曲子，明快而顺畅。朗风想起梁老师带他去听林中漂亮的雉鸡叽叽咕咕地叫，告诉他这嗓音非常自然，是凭着本能随心发出来，然后用笛音来解释它的发音技巧。

    第二乐章叫作《年儿》，这一段旋律太欢快了，连朗风家的黄狗听到都会摇晃尾巴。朗风想起，他这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听到梁老师的笛声，不由入神地痴呆着，然后用口哨把刚才的曲子吹了出来，梁老师吃惊地看着他，嘴里更快更拐弯地又吹出一段，朗风又用口哨把这段吹了出来。后来，梁老师主动教朗风吹笛子，爸爸不明白梁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他坚信梁老师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学吹笛子时，梁老师总是一遍遍地吹给他听，让他感受曲子的每一个细节。长笛是有魔力的乐器，气息的着落点会构成不同的音色，但开始时他总是拿不准，有点想放弃了，可梁老师不厌其烦的示范、鼓励的眼神，让他终究没有放下长笛。朗风吹着吹着，旋律变得激昂起来，随后秧歌调就扭了进来。朗风记得，过年的时候，梁老师把那条红色长围巾系在腰上，和全村男女老少都对扭了一遍，嘴里念念有词，哼着什么调，后来他把这些都变成这段音乐。

    第三部分《农忙》，那是梁老师在雪夜里点着油灯写的，在夏天看着河畔开满的野花写的。朗风想起春耕的时候，刚下放到农场的梁老师学开拖拉机，但他开的那辆车总是歪歪扭扭，不能犁出笔直的麦道。大家都在笑。休息时，梁老师吹响这根银笛，笛声悠扬，像从很古远的时候传过来的，也像一阵阵夏日里的微风。梁老师教给他，学音乐要听，当音符被演奏者变成声音时，它们就有了生命，用心听懂这些声音比什么都重要。

    第四部分是《无言曲》，朗风记得梁老师说，每个音乐家都有自己的一首《无言曲》，那是奏给自己听的。梁老师独自一人时，会对着山峰和森林吹奏，笛声平静、清澈，梁老师告诉朗风，就像落叶在水面上漂浮着一样，有时候最简单的声音能吹出最丰富的心灵。朗风的笛声飞扬着，自由地变化，就像梁老师那样，他用笛子感觉自己内在的心思，感觉那些扑面而来的隐在情感。在他的演奏中，《无言曲》越来越远离当初他记录下来的样子，更像是随风而逝的记忆。一会儿，山林呼啸，那尘封的年代，从卡车上下来的那么多戴眼镜的人，梁老师瘦小单薄的身板，脖子上红色的围巾。一会儿，山谷里飘来春天的气息，梁老师给他重新起的名字，晴朗的朗，像风一样自由自在。一会儿，山风浩荡，他想起梁老师和他一起重奏这段音乐，彼此的呼应像一问一答，也像相互的问候。一会儿，山间大雪弥漫，梁老师没能挺过漫长的严冬，草场边的河滩上，大家为他建了个“家”，这是他的遗愿，他希望留在这里，每年听到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声音。从此，朗风经常来这里，他为梁老师吹笛子，再也没有人指点他，但站在这里，他觉得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

    老师们沉默着，大个子老师摘下眼镜，擦了擦，拿过朗风的笛子，端详着，然后递给其他老师，他们传看着。最后笛子被小心地送回到朗风手里。“是把好笛子，孩子。它原来的主人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是个很好的笛师。”

    朗风的眼睛有点红，低下头，他想起梁老师生前不止一次对他说的话：“有一天，你会站在音乐学院的乐台上的。”

（有删改）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智县委

贾大山

他姓智，那时人们不叫他智书记，而是叫他智县委。

夜晚，我和我的伙伴们打戏院门口的电灯泡玩儿，看谁能打中。我正瞄准，忽然有人揪住我脑后的小辫子，伙伴们立即就跑散了。扭头一看，揪我小辫儿的是个生人，中等个儿，白净脸儿，穿一身灰军装，戴一副眼镜，我挣脱他的手，撒腿就跑，他一把又揪住我的小辫儿，揪得好疼。我骂他的娘，他也不理睬，终于把我揪到父亲面前去了。

“这是你的小孩？”生硬的外地口音。

“噢，是我的孩子。”父亲是个买卖人，开着一个杂货铺，一向胆小怕事。一见那人，赶忙捻亮罩子灯，显得很惊慌：

“智县委，请坐……”

我也一惊，他就是智县委！

智县委没有坐，眼睛忽然盯住桌上的一片字纸。那是我写的一篇大楷：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哪个写的？”他问。

“他写的。”父亲指指我说，“瞎画。”

他立刻瞅定我，脸上竟然有了喜色，眼镜也显得明亮了。

“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还留小辫儿？”

父亲赶忙解释：“当地的风俗孩子们留小辫儿，要留到十二岁，成人。”

智县委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哇，那就留着吧！”

智县委夸了一番我的毛笔字，就和父亲说起话来。他问父亲的年龄、籍贯，又问这个小铺值多大资本，生意如何，拿多少税。我站在他的背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眼睛一直注视看他的衣襟下面露出的那块红布——那是一把盒子，真家伙！

他和父亲谈着话，忽然仰着头，望着货架子说：“怎么，连个字号也没有？”

“没有。”父亲笑着说，“小本买卖，还值得立字号？”

“怎么不值得？”智县委好像生气了，脸色红红的，说，“城里买卖家，哪个没字号？‘亨茂号’‘文兴成’‘荣泰昌’‘广顺正’，都有字号嘛！你也赶快立个字号！”

父亲想了一下，说：“叫‘贾家小铺’？”

“不好，小气！”

“叫‘万宝店’？”

“也不好，俗气！”

父亲就笑了：“智县委赏个名儿吧！”

“‘复兴成’，怎么样？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切都要复兴的，你也要复兴嘛！”

父亲说：“好，行，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智县委对买卖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脾气也很暴躁。

他不但要求买卖人做到“秤平斗满，童叟无欺”，而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夏天不搭凉棚不行，门口不设“太平水缸”不行，没有字号也不行……谁家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把掌柜的叫到街上，当众批评一通。买卖人都很怕他，暗地里叫他“智大炮”。

买卖人怕他，心里又很敬重他。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歪戴着帽子的醉人，从周家烟摊上拿了一盒“大婴孩”香烟，说是“赊账”。周掌柜不认识他，刚刚说了一声“不赊账”，醉人口里便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老子打过游击！”

话音刚落，智县委刚好走到这里，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醉人急了，拍着胸脯大叫：“好哇，你敢打……”

认清是智县委，放下香烟，赶紧走了。买卖人哈哈笑着，故意说：“智县委，你们八路军，可是不兴打人呀！”

“这种东西不是人！”

“他喝醉了……”

“我也喝醉了！”他说。

寒假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街上冷清清的，没有人买东西。我正趴在柜台上写大楷，一个青年来买松花，买二十个。父亲看看玻璃缸里，只有十来个松花了，便说：“买那么多？”“有多少要多少吧！”青年笑着说，“前天晚上，智县委来买松花，没有敲开你家的门。今天我想多买几个，给他预备着。”

“你是……”

“我是他的通信员，叫小马。”小马说，“智县委睡觉前爱喝两口酒，最喜欢吃松花。”

我想起来了，正是下雪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灯下“碰账”，外面有人啪啪地敲门，父亲没有理睬。又敲，父亲便一口吹灭了灯……“那是智县委？”父亲吃惊地望着小马。

小马笑着点点头。

“我不信。”父亲摇摇头，也笑了，“半夜里，那么大雪，他来买松花，你干什么？”

小马说：“黑夜里买东西，他总是自己去，从不使唤我们，买到就买，买不到就回去。他怕我们狐假虎威，打扰睡下了的买卖人。”

从那以后，不管天多晚了，只要听到敲门的声音，父亲就赶紧起来去开，但是哪一次也不是智县委——智县委调走了。

他走了，好像是在一个春天，满街古槐吐新芽儿的时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