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部书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臣窃闻东西各国，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关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历程，结合材料一，二，三及所学知识，简述对这一历程的认识。（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结论正确）

①洋务企业    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③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④外商企业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