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上的梦

宁肯

    如果从空中看，1957年的北京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大片房顶，屋顶一般是猫和鸽子的世界。偶尔会有小孩爬上来，探头探脑，与猫、鸽子互不相扰。现在无论什么时候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个人独自坐在一大片房顶上，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总想回到儿时的屋顶，那时的一片青瓦的北京。

    我记得刚开始上房时我还太小，十岁左右样子，一般总是被小伙伴们托着屁股上，或者踩着大点孩子的肩膀上。不是哪儿都能上，一般是院与院的分隔墙，连接墙，这种墙都比较矮，墙那边就是另一个院。一般都是从后院上，我们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就是个露天夹道，夹道另一边是别人家的院子，院子的大门已在另一条陌生的街上了。别小看这种夹道，北京胡同所有院与院连接全靠它，叫“××夹道”的胡同也特别多。夹道一般不是正式胡同，宽了才叫胡同。一般这地界都很幽静，小时不知为何有这种地方，只觉得神秘，静悄悄，而哪个孩子天性不喜欢幽暗、神秘？在这儿玩的东西可多了，捉迷藏、弹球、拍三角、种花、养草鱼、掐蛐蛐，还有就是实在没事了上房。

    前院也能上房，但大人见了会骂，只有到了后院——夹道才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后院上房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夹道一出口的右面的连接墙，一个是里两处山墙连接的凸出的“出水口”，雨水从两房之间顺这儿流下。这儿跳起来，扒着“出水口”的瓦，可引体向上，脚翻上一蹬就到了上面。一般大点的孩子才在这儿上房，我是小学快毕业了才像吊死鬼儿似的挂上去。我在这儿出过事，一次吊上去正艰难地引体向上，结果出水口突然垮了，把我连人带砖瓦一起掉下来，右手砸破一个大口子，鲜血迸流，可我连医院也没上，上了点红药水几天就好了。那儿以后，那个出水口彻底废了。

    房上是一个陌生世界，别人看不到你，你看得到别人，除非下面有人知道你上房了，但即使如此，这人也在你居高临下的监控之下，你会随时隐蔽。在这个意义上，高处是一种梦想的权利，也是一种实际的权力。换句话说，你到了房上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超越别人、观察别人的权力，你不仅看见自己院中熟悉的人，还看到了别的院陌生的人。此外，更重要的是，放眼望去，屋顶世界完全是一个新世界，不再有胡同，不再有院门，不再有道路，世界是平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房上虽没有道路但你却可以走得很远，甚至感觉可以在屋顶上走遍北京。当然，这也只是想想，我从来也不会走出太远，一般最远也不过是穿过四五个院子，在一个叫小西南园的胡同拐角处抱着一棵电线杆子下来。电线杆下半截有水泥方柱，我出溜到水泥方柱处，站稳了，跳，就算完成了房顶旅行。

    小西南园是条很窄很短的胡同，北口对着周家大院口，中间横过的前青厂胡同，胡同东头连着琉璃厂，对，就是那条著名的文化街，鲁迅经常走的街，我上小学的街。我从电线杆子下来一溜烟跑回自己的院子，再次上到房上，大口喘息，无比兴奋。有时是我一个人，有时是我们一大群孩子。一群孩子通常走得更远，像一次房上的长征，这很危险，因为人多动静大，难免被下面哪个院子的大人发现，那会被骂死，甚至打将上来。也正为如此，更吸引我们一次这么干。孩子世界之所以和成年人世界不同就在于天生的超现实性，房顶世界刚好满足了这点。房顶通常是压抑的，因此带来了超越性，因为遮挡因此带来了想象，它鼓励了孩子一种东西：世界除了是你看到的样子还有另外的样子；可以做你不能做的，做了是那么的有趣。

    此外，屋顶上的世界对于喜欢孤独的孩子还有特别的意义，这点我同样体验很深。屋顶上那种明亮又隐蔽的空间，让像我这样平时家里没大人的孩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和与安慰。我与上面哥哥姐姐隔得太远，几乎是意外出来的，或者像是投胎，我刚懂事上面就全是成人世界，我非常孤独，别的孩子都有相邻的兄弟姐妹我没有，别人都有家，我觉得好像没有，因此我经常就一个人跑到房顶上看太阳。在屋顶上，一切都是平的，没什么高出我，谁也看不见我，一个人面对暴晒的阳光，独自享受着世界的寂静。多少年后，具体地说四十年后，我读到意大利小说大师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不禁感叹人类看上去多么不同也有共同的东西，《树上的男爵》写了一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树上不愿下来，这不正是我小时的心境吗？卡尔维诺写出了儿时我内心深处的东西。

（选自《收获》，有删改）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小红帽》《一个士兵》等。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还有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塞上耳塞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在科利亚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好像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注】 ， 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注】加缪，全名叫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警报声里

郁达夫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传来了一阵人力跑车滚动的声音、店铺上排门的声音和人们奔跑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

    静候上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声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大家就只能停止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池峰城师长，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哑的，原因是打仗时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详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他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

    台儿庄，本来是一个只有二三百人家的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那一天，将近半夜的时候，池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士兵牺牲得太厉害，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但池师长是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令的，他对团长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团长回去了，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招募军中敢死队。

    应募的四十七位义士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从寒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她的衣服被河水浸透了，但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被带到师部的时候，她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去了后方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的射程，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的圣女，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我干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几位的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敌人在黎明之前，开始退却了，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一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他们问起了台儿庄有没有被克服；问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得知实情后，他们先发出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其中的一位，在列车上就殉了义；还有一位，被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后三日，也一道去了。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了起来；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复仇！”

    “复仇！”

（有删改）

三奶奶的小木船

吴建

    三奶奶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木头在遛弯儿：“木头，咱们这辈子还能去南海看看不?”木头知道奶奶“去南海看看”的意思，就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叹了一口气：“唉!都是我，拖累你了!”三奶奶的眼圈有些发红，苦笑了一下：“算了吧，咱都老了，走不动了，听说去南海先坐飞机再坐轮船，千里遥远的，这辈子想想就算去了。”

    三奶奶和木头两个人一块儿过，大门上挂着“烈属”的红牌牌。这个红牌牌让三奶奶脸上荣光了一生，也心痛了一生。

    没过几天，三奶奶问木头：“木头，快告诉我，咱们薛河的水是不是流向西湖的?”

    “是呀。”

    “西湖水是不是流向东海呢?”

    “对呀。”木头弄不明白三奶奶问这些做什么。

    三奶奶又说：“那东海的水一定是通南海的，对不?”

    木头愣了一下，说：“是呀，还别说你知道的真不少呢。”

    听木头说是，三奶奶昏花的老眼瞬间亮了。

    过了些日子，三奶奶又对木头说：“木头，咱们找人做一只小木船吧?”

    木头不明白地看着三奶奶：“你做小木船干啥?不当吃又不当喝的。”

    “我看见有人把河灯放在小木船上，河灯就不会下沉，顺着河水往下漂，听说能漂很远很远，挺好玩的。”

    木头心里想，你都多大年纪了，还放河灯?怪不得有人说老人是“老顽童”“老小孩”，看来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

    几天后，三奶奶拿回家一只小木船，像拿个宝贝一样欣喜地反和正地看。

    夏季的一天，山洪暴发，薛河涨水了。三奶奶踮着小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木头急急地出了门：“快，木头，咱们走。”三奶奶把小木船放在轮椅后面，她自己背着一个布包，“木头，走，咱们下河去。”三奶奶推着木头到了河边。

    河水暴涨，黄龙一样滚滚向西。三奶奶把那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双发了黄的老布鞋，就是那种手工的，千缝百纳能踢死牛的老布鞋。木头一惊，突然明白了三奶奶要做什么了。

    三奶奶小心翼翼地把老布鞋放入小木船里，再用绳子固定好，然后把小木船缓缓地推进了河里，那只载着老布鞋的小木船就顺着浪涛向下漂去。三奶奶看着越漂越远的小木船，松了一口气：“好了，这下老三就能穿上我做的鞋了。”

    那只小木船越漂越远，三奶奶的心也好像跟着小木船漂走了：“老三啊……六十七年了呀，我一直想给你送这双老布鞋·去南海太远了。再说，木头这个样子，一会儿也不能离人，我没办法呀………晚上我只要一合眼，就看到你光着脚丫子在大海里……我和木头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就要去见你了……”原来，三奶奶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故事，三奶奶的故事只有木头知道。

    六十七年前，三奶奶过门才三天，三爷的部队就接到了攻打海南岛的命令。三爷脱掉脚上结婚时的新布鞋，穿上那双露着脚趾头的烂布鞋就要走。那双新布鞋是结婚时借对门二蛋的。三奶奶一把拉住了三爷：“急啥呀?”三奶奶也顾不上脸面了，央求婆婆去东家借鞋布，西家借鞋底，点灯熬油整宿没睡觉，也只赶出来一只，另一只才刚起头儿，三爷就穿着那双露着脚趾头的旧布鞋跟着部队走了。三爷走时对三奶奶说：“媳妇，慢慢做，等我打完海南岛回来再穿也不晚。”谁知三爷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后来，三爷的连长回来了，他们是同乡。连长是拄着一双拐杖回来的。连长握着三奶奶的手说：“他是个英雄，没有他就没有敢死队!”连长说着从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一只老布鞋，那是一只露着脚趾头的褪了色的旧布鞋。连长双手托着，像托着一枚军功章，给三奶奶……原来，三爷带着敢死队强渡琼州海峡时英勇牺牲了。连长只抢回了三爷的一只漂在海水中的鞋子。三爷的声音一直在连长的心头炸响：“如果我光荣了，请你照顾好我的女人!”

    连长留下来了。木头就是那个连长。

    望着越来越远的小木船，木头忽然缓缓地抬起右手，向小木船和那双老布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选自《海燕》2019年第3期)

哦，香雪

铁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的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的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驰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的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得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面，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呦，我的妈呀！你踩着我的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乍的。

“你喳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答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着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呦，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

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搡，弄得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厢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面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一定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哩哐啷，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还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

“八个。”

“九个。”

“不是！”

“就是！”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一分钟里，她们开始跨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