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叶朗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迪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贯穿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乌兽虫鱼都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内容，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同样也有这种体现当今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并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这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大大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对于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选自《新华月报》2008年第l期(有删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文能穷人”辨

甘正气

    ①钱钟书在《围城》里写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大才子董斜川，他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但“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对他的命运，作者有一句“判词”：“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默存先生一锤定音：董斜川官场不得志的原因就是喜欢文学、爱好写作。“文能穷人”一语惊醒读书人。大师的戏谑被奉为真理，很多人常常将其挂在嘴边，作为不读书的金灿灿借口和敲打文学爱好者的沉甸甸“大棒”。

    ②事实却正好相反。读书写作并非命途多舛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是“穷人能文”，而不是“文能穷人”。读书写作是“穷人”所能选择的最廉价的消遣。简而言之，就是穷得只能读书写作了，而不是读书写作使人变穷。

    ③出生钟鼎之家，锦衣玉食的人，他的爱好也是烧钱的，花几亿买个鸡缸杯泡茶喝，也是小事一桩 ， 根本不用到读书写作中找寻乐趣。生活在底层的呢？房贷要还，车子要慢慢存钱买，孩子上学的钱要预备。在这样的境况下，爱好也因陋就简，一本《经典常谈》会让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一套《古文观止》他能消磨一个炎热的夏天。

    ④其实，读点书，还能有转机。博雅能文，妙笔生花，是一般人转穷为贵、化穷为达的终南捷径，读书改变命运，知识铸就人生，自古而然。靠科举实现人生转折的例子不胜枚举，相如一赋值千金，文也能富人，因写作而致富的人也不计其数，大仲马、杰克·伦敦、郑渊洁、郭敬明等，都是富豪。

    ⑤可是，为什么单单文人给人“穷困”的印象就那么深呢？

    ⑥靠读书而“有学有术”后来位极人臣、既富且贵的也不少，但与古今圣贤相往来的读书人多了一点风骨与气节，少了一点圆滑与世故，不喜欢揣摩上意，不屑于溜须拍马，更不会损公肥私、巧取豪夺，死守俸禄，难得大富，这是给人“穷”印象的原因之一。

    ⑦谁都有不顺，人都有牢骚，但一般人诉苦哭穷往往都停留在口头上，说完烟消云散，不留把柄。文人能写，心情不佳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写下来，不仅要把自己的苦楚写下来，还要大肆渲染，语不惊人死不休，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这样一来，白纸黑字，有了“穷”的铁证，于是再也摘不掉“文能穷人”这顶铁帽子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⑧要说的是，“文”与“穷”没有必然联系，“文能穷人”在逻辑上是不严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真理，还是少提为妙，不要吓退了一些未来的爱书人。

（选自2015年第11期《书屋》）

    ①呼应着“一带一路”倡议，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的延伸，诗歌创作也开辟出了一条朝向海洋的航线。越来越多的诗人将笔触伸向大海的神秘与无垠，抒写海洋意象与海洋经验，从而拓宽了新诗的题材，形成了诗歌创作中审美方式的嬗变与生存经验的更新。

    ②海洋意象与海洋经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并不陌生。当曹操面对大海时，首先征服他的是大海对日月经行的容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但是，曹操在《观沧海》中对海洋的书写也预示了诗人的位置与书写范式：一种海边眺望式的感性书写。这种书写一直延展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意味着诗人的立足之地仍然是坚实的陆地。诗人用想象中的春暖花开遮蔽了对大海本身的恐惧，拒绝了直接面对大海不测的幽深与辽阔。这种对于海洋的眺望式书写构成了审美经验与生存经验的双重自闭。在眺望中，海洋成为陆地的中断而不是延伸，作为陆地的限制而不是开放。用黑格尔的话说，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③现在，到了必须与海发生积极关系的时刻。诗人们不再满足于对海的眺望与想象，而是真正地朝向海洋，投身海洋，置身于大海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海洋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三沙抒怀》《诗遇三沙》《海天集》等诗集的陆续出版，展示了诗人们跃过陆地的边界，朝向海洋，投身大海的积极努力。诗人们终于摆脱了眺望式、观光式、想象式的海洋书写，而真正让海洋作为一种诗歌元素内化为诗人的生存视野，从而在诗歌中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存空间感受与诗歌审美经验。

    ④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经验的开拓。在诗歌中，海洋成为祖国的具体构成部分，被诗人具体地感知。诗人李琦在《三沙笔记》中写道：“祖国在此，有了颜色、气味、形状和声音/蓝色的系着白浪花飘带的祖国/贵重的被波浪簇拥的乡土。”诗歌更新着人们对于祖国的认知：无垠的大海的蓝也是我们贵重的乡土。

    ⑤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海与诗”构成一种丰富而微妙的互喻关系。海洋在拓展诗的经验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激发诗歌本身的形式与语音的潜能。诗人蒋浩的作品《诗》是一首典型的“海之诗”。在诗中，“诗与海”之间具有非常微妙的互喻、互文关系。诗歌采用的体例具有波浪般的片段性、一种海水涌动的语法和一排排浪式的句群。“岛是这颗心脏。波浪是，船也是。”诗人不再仅仅把海洋作为一个观光的对象，而是将海洋当成一个立足点，重新展开诗人的语言和诗人的世界。

    ⑥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诗歌审美经验的体验。当诗人被命运驱使，来到大海之中，他总会从大海里获取他所寻找的东西。许多震撼的瞬间会楔入诗人涌动的生命的潮汐中。这样的瞬间，要求诗人更新自己的诗歌语言与诗歌经验来适应这种全新的生存经验；或者说，为这种全新的生存经验找到一种恰当的诗歌表达。如果再用以前的“风、花、雪、月”的诗意经验模式，显然不能够很好地应对商业化、全球化和海洋化的新的生存秩序。

    ⑦当一个诗人敢于站在大海边上，敢于出海，敢于像海燕置身于海洋的风暴中，他才不会辜负这个新时代。

(摘编自田一坡《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

    材料一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亿件，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约68亿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快递包装盒所需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万吨，相当于消耗了7200万棵树。

    据了解，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的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以聚乙烯、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塑料和胶带等最难降解，这些包装材料在自然界中，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降解。大部分的快递纸箱在经过一次使用后被丢弃，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并不多。而消费者对于包装的分类处理意识不足，加大了回收的难度。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完好无损地被送到消费者手中，多数商家选择用塑料胶带对包装进行加固。

    缠上塑料胶带的纸板箱被送到造纸厂打纸浆时，胶带的黏胶会影响过滤器工作，从而造成机器损坏，所以回收时，缠有过多胶带的纸板箱会被全部丢弃。纸盒等可回收的快递包装，如果和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被污染后无法再回收。消费者则表示，在快递站点或社区内，没有快递包装的回收点，导致快递包装大多进了垃圾箱。

    （摘编自《快递包装垃圾成灾》，《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为解决快递包装产生的污染，近年来各方都开始积极行动。国家层面，《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出台，引导快递业的绿色发展，规范快递包装的使用。菜鸟、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推行“无纸化”电子面单，到推行共享快递盒、可循环快递袋等，都在力争减少快递包装污染的产生。但记者在走访北京多家快递站点后发现，大多数商家尚未使用这样的绿色包装。对于全国上千万小电商卖家来说，成本较高是他们不愿使用绿色包装的主要原因。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总工程师曲睿晶指出，包装物材料替代、点对点回收、建立绿色账户等措施，有利于提高包装物的回收率，但对于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及消费者来讲仅仅是开始，其示范性远远大于实际可操作性，离成为趋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德国1991年、1997年先后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强化对快递“绿色化”监管。在日本，由消费者负责将包装废弃物分类，政府部门负责收集已分类的包装废弃物，私有企业获政府批准后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再处理，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成社会化的快件包装物回收体系，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也减少环境污染，还可利用再生资源创收，可谓是一举多得。我国现有标准只是行业规范性标准，缺乏强制性，难以对各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快递包装问题确实到了必须立法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足见快递绿色包装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摘编自《推行快递绿色包装刻不容缓》，河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