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壶

梁晓声

    喷壶做成后，老者很久没来。

    而铁匠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发呆发愣。往日，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口中哼唱着。自从他做成那只大喷壶以后，铁匠铺里再也没传出过他的哼唱声。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看了一遍，分明的，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那样。

    “你说话呀！”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当然肯……”铁匠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姑娘说完，转身就走。

    铁匠跟出了门，铁匠的目光不但忧郁，而且，竟很有些伤感了。他转身时，碰了那串铁皮葫芦，悦耳的声音刚一响，他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仿佛捂住一只蜻蜓或一只蝴蝶，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悦耳的声音也就停止了……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在他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初二下学期他和她成了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

    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与今天没什么不同，也都是以相互塞纸条开始的。但结果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他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接着纸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冲冲地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是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洗雪。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 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后来，他们再无交集，他上山下乡，瘸了一只腿，之后返城。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的女同学。当时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少年的冲动和时代的过错。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那是时代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丑陋而又干瘪，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那丑陋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从自己灵魂里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战栗……

    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 ，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她在信中这样写着：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

（选自梁晓声博客《喷壶》，有删减）

黄昏

英·萨基

    诺尔曼·葛尔特茨比坐在海德公园的长凳上，背向着公园栏杆围起来的长方形草坪。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只有那微弱的月光和点点星星的亮光冲淡着昏暗的夜幕。马路和人行道都空落落的。然而，就在这若明若暗的夜色中仍有不少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在活动着。他们有的荡来荡去，无声无息；有的把自己点缀在长凳和木椅上，一点儿也不显眼，在昏暗中，他们的身影已经无法辨认清楚。

    葛尔特茨比此时心事重重，眼前的景色与他此刻的心情完全和谐。黄昏，在他看来，是失败者的时刻。经过奋斗仍不免遭到惨败的男男女女，在这日薄西山的时候纷纷出来活动。他们把失掉的好运、破灭的希望深深地掩藏起来，躲避着好奇者的寻根问底。他们寒酸的衣衫，压弯的双肩，忧郁的目光，在暮色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码，他们不会被人们认出来。

    长凳另一端，就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从他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和社会抗衡，但是他的气概已趋衰退。坐了一会儿，老人起身离去。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

    空出来的位子几乎立刻就被一个年轻人所占据了。年轻人衣着虽然比较考究，但是他面部的神情并不比那位老人开朗。新来的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同时嘴里还狠狠地骂了一声，吐字之清楚就好像是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称心如意。

    “看来您心情不大好啊。”葛尔特茨比说道，心里揣摸着年轻人的这番表演准是为着引起他适当的注意。

    年轻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坦然得令人不能产生一点怀疑。但是葛尔特茨比反而因此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要是陷入我的困境，您的心情也好不了，”他回答说，“我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傻的事。”

    “是吗?”葛尔特茨比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今天下午到的伦敦，本打算在伯克夏广场的伯塔刚尼安饭店落脚，”年轻人接着说道，“可是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饭店在几个星期前给拆掉了。旧址上盖起了一家影剧院。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介绍了另一家旅店，远一点儿，可我只好去了。我刚给家里人写完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就出去买香皂了——我讨厌旅店里的香皂，可自己又忘记准备了。我在街上溜达一会儿，在酒吧喝了杯酒，又逛了逛商店，然后转身回旅馆。就在这时候，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记住旅馆叫什么，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上。这多么尴尬!我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当然了，我可以打电报给家里人，叫他们把地址告诉我，可是这封电报明天才能收到，而眼下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一先令。买了块香皂，喝了杯酒，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兜里只剩下两便士，只怕要落得个流浪街头，无处栖身了。”

    年轻人讲完这段故事后，出现了片刻沉寂。这种沉寂是意味深长。“您大概想，我讲的这段遭遇荒诞无稽吧。”年轻人随后接着说道，语调里多少带着点委屈的口气。

    “这事也并非不可能，”葛尔特茨比像法官审理案件似的说，“记得有一次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个外国的首都。不过那次我们一行两人。事情显得更离奇了。幸好我们还记得旅店紧靠条什么运河。一找到运河，我们就顺着它找到了。”

    听完这段往事的叙述，年轻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国外，我还不会这么发愁，”他说道，“总可以找到领事馆，得到必要的帮助。可是在自己国家里，一旦陷入困境，真是束手无策。我大概得到河堤上过夜了，除非能找到个够朋友的人，他能相信这是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因为您并没有认为我这段遭遇过于荒唐。”

    年轻人往这最后一句话里倾注了不少热情，就好像他有意向葛尔特茨比表示，葛尔特茨比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够朋友的人的必要条件。

    “然而，”葛尔特茨比慢吞吞地说，“这段故事里的破绽就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来。”

    年轻人连忙向前探身，在大衣口袋里忙乱地摸了起来。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准把它丢了。”他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声。

    “一个下午就丢了家旅馆，又丢了块香皂，这只能说明您存心粗枝大叶。”葛尔特茨比接着说道，可是年轻人没等他话音落地就走了。他顺着小路溜掉了，头昂得高高的。不过，在他那高傲的表情中，总显得有几分疲倦的样子。

    “说来怪可惜，”葛尔特茨比想道，“整个故事中只有出去买香皂这一点有说服力，然而在这细节上露了马脚。他要有一点先见之明，就应该事先准备下一块香皂，包装和封记都要跟刚从铺子里买来的一样，那他准可以成为这一行业里出类拔萃的人。干他那一行，什么都得事先想好。要有这种能力，而且是无限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个歪才。”

    想到这里，葛尔特茨比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就在这时候，他惊讶地、关切地喊了一声。只见地上，在长凳边上，失落着一个椭圆形小纸包，外表和店主人精心打上封记的一样。除了是块香皂，还能是什么!准是那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来的时候从衣兜里掉出来的。

    说时迟，那时快，葛尔特茨比立刻顺着那暮色笼罩着的小路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穿浅色大衣的年轻人的踪影。就在他遍寻不见，已经感到无望的时候，忽然他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站在马车道的路边上。年轻人神态犹豫地站着，显然拿不定主意，是从海德公园穿过去好呢，还是直奔耐茨布里支的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当他听到葛尔特茨比呼喊他的时候，他带着几分敌意，好像准备自卫似的猛然转过身来。

    “能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葛尔特茨比说道，伸出手来把香皂递了过去。“一定是您坐下来的时候从大衣兜里滑出来的。您走后，我在地上发现的。我曾经对您不信任，您一定要原谅。那时一切证据都对您不利。如今，既然我听取了香皂的证词，我想我也应当服从它的判决。您如不嫌弃，我可以借给您一枚二十先令的金币……”

    年轻人连忙接过金币，放进兜里，从而解除了这个问题上的疑虑。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葛尔特茨比继续说道，“您这星期哪天还钱都可以。这儿是您那块香皂。可别再丢了，它可是您的好朋友啊。”

    “幸好给你找着了。”年轻人说道。接着，几句感激不尽的话脱口而出。声音还有点呜咽。他朝着耐茨布里支方向急忙跑去。

    “这孩子真可怜，差点哭出声来，”葛尔特茨比自言自语地说，“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困境中脱身，这种慰藉降临得太突然了。这对我也是个教训，不能自作聪明，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情况就给一个人下判断。”葛尔特茨比顺着原路往回走去。经过那条长凳时——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长凳下面和四周望来望去，捅来捅去。葛尔特茨比认出这就是刚才同他坐在一起的那位老人。

    “您丢什么东西了，先生?”他问道。

    “对了，丢了一块香皂。”

父亲没有赴约

【美国】罗伯特·诺格斯

    这个故事发生在风景如画的国家丹麦的小客栈里。这种客栈通常供应游客食物和饮料。并且这儿的人们都讲英文。我和父亲因为生意上的事，也因为旅游来到了这样的客栈，过着愉快的时光。

    “我希望母亲和我们一起在这儿。该多好啊！”我说．

    “如果你母亲来这里，带着她去附近旅游一定非常惬意！”父亲说．年轻时他曾经在丹麦旅游参观。我问：“您自那次旅游后离开此地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哦！大约三十年。我依稀记得路途上曾经到过这个客栈。”他朝周围看了看，沉浸在回忆的气氛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突然他沉默了，我看见他的脸变得异常苍白．随着他的视线望去我发现一个太太手里拿着一托盘饮料站在一群顾客面前。看得出她从前也许很漂亮。但现在发胖了，头发显得有些零乱，我问父亲：“您认识她么？”“从前认识。”他说。

    这位太太来到我们桌前，问：“要饮料吗？”

    “她变得太多太多了。感谢上帝她没有认出我．”父亲轻声说，手里拿着手帕做了个鬼脸。“在遇到你母亲前我曾经认识她。”他继续说，“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到这里来旅游。她当时是个年轻可爱的少女，温文尔雅、妩媚动人。我们疯狂地相爱了。”

    “母亲知道此事吗？”我突然忿忿不平地说。

    “当然知道。”父亲焦虑地看着我，轻声说。我能感觉到他此时的窘迫。

    我说：“爸，您大可不必……”

    “假如你母亲在这儿，她将告诉你这一切。我不想让你为此操心。那时我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完全是个外国人。当时我的生活完全依赖你爷爷。如果她跟我结婚，她不会有任何前途。所以她的父景竭力反对我们的风流韵事。当我写信告诉父亲我想跟她结婚时，你爷爷便拒绝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援助。于是我不得不返回故乡。但是临走前我们见过一次面，我告诉她我必须回美国去借些钱，几个月后回来便跟她结婚。”

    “我们知道，”他继续说，“她的父亲可能会拦截我们的来往信件。所以我们决定我将简单地给她寄一个纸条，告诉她我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在那里我们将举行婚礼。然后我就回美国贷了款并写信告诉她见面的事。她收到信后复函说：‘届时我将如期而至。’可是她没有去。后来我了解到她在约定日期两周前和当地的一个客栈老板结婚了。她没有等到我们预定的时刻。”

    接着，父亲说：“感谢上帝她没有赴约。回家后我遇到了你母亲，我们过得非常幸福。我们常为这件年轻时的骑士故事说笑寻开心。我提议将来你把此事写成文字。”那位太太拿着啤酒出现在我们面前。“你是从美国来的吗？”她问我。

    “是的。”我说。

    她微笑着说：“哦，美国，令人神往的地方。”

    “是的，你的许多同胞都去了美国，你考虑过此事吗？”

    “不是我，不是现在。”她说，“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但最后我还是留在了这里。留在这里挺不错的。”

    喝罢啤酒我们离开了客栈。我问父亲：“爸，您给她的信上的日期是怎么写的？”

    他停下脚步，掏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像这样，”他说，“12／11／13．就是说1913年12月11日！”

    “不！”我惊呼，在丹麦和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不是那个日期。在这些地方，人们按日、月、年的顺序写日期。所以你写的日期不是12月11日，而是11月12日！”

    父亲用手捂住脸。“哦！她到了那里！”他惊叫道，“只因为我没有赴约，她才跟别人结的婚。”他沉默了片刻。“还好！’’他说，“我衷心祝愿她幸福。实际上看来她似乎确实如此。”

    当我们总结此事时我突然说：“这真是件幸运的事，否则不会遏上我母亲。”

    父亲双手放在我肩膀上，温和地看着我，微笑着我：“我是双倍的荣幸，小伙子，不然的话，我既不会遇上你母亲更不会遇上你！”（摘自《文艺生活》）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①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②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③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阁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④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板。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⑤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⑥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里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⑦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节选自《汪曾祺自选集》，有删节）

小狗鲍比

马中行

    小弟说，美国比中国先进了一个世纪，你来过过下个世纪的生活。来了个霸王请客，不由分说，把机票寄来了。

    我到纽约才发现，小弟住着一个套房，可他为了省钱，把里屋转租给一个阿拉伯人。

    无可奈何，他为我找了一个中国女医生家，与她和她的12岁的小儿子阳阳做房客。

    我刚走到她门口，开门扑上来的，是一只小不点儿的、全身长着长长的白毛的、小球球似的狗。我生平最怕小动物，见了毛烘烘的猫、狗，我全身的毛孔都会竖起来，感到皮肤发刺，心发紧。这回找了个养狗的户，还和人家合住。

    我吓得够呛，女医生连忙“鲍比！”“鲍比！”叫着，把它轰开了。

    小弟为了多挣钱要上两个班，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带我出去猛玩。平常我就关在家里，女医生出门时总要关照我，有人按铃，你就拿起话筒问他是谁，屏幕上会现出来人的形象，认得了，你再按开门的钮；还要我一定得把通凉台的玻璃门锁上。特别要警惕黑人。

    纽约就这么吓人。

    小弟为解除我的寂寞，给我租了好多录像带。

    每回我要看录像，就和鲍比展开了沙发争夺战。它狗模人样，白天总是躺在正对电视机的沙发上睡觉。

    我看着它那侧卧着安然入睡的小样儿发愁，用录像带顶着它的脊背叫它挪挪窝。可它只要见我坐在沙发上，就要把它毛烘烘的身体偎向我，睁着一双蓝蓝的洋眼睛。

    它那小样儿挺招人怜爱，但我怕那一身的毛。当我轰它走开时，我看到它像小孩受到挫伤，不胜落寞地逃向床底下阴暗的地方。

    它大概像我一样，也感到寂寞吧。

    一次，我陪女医生出去遛狗，碰上住在隔壁的矮墩墩的riben女人，她操着生硬的英语说，白天我们不在家里，她常常听到鲍比哭。

    它也会哭？而且失声地哭？

    当它再偎向我时，我试着去抚摸一下它，它马上就来舔我的手，还用它那尖锐的小狗牙，轻轻地咬往我的指头玩，舔我的脸，钻到我的腋下，爬到我的肩上，没完没了。

    两个天涯沦落的灵魂，一个人，一个狗。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它最忙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它立起来正好够得着我的腿。它把两只前爪放在我的腿上拍着要东西吃。我把一块肉从高处丢下，它总能准确无误地用嘴接住，然后津津有味地、张大嘴嚼着。

我为女医生和阳阳表演我的拿手菜贵州鸡和红烧肉，阳阳一边大口吃着，一边抱怨他妈不给他做。

    顺便我们也喂鲍比点，谁知它的胃口越来越高，它先是不吃狗食了，然后是不吃面包要吃香肠和肉饼，到吃过贵州鸡、红烧肉以后，它连香肠也不吃了。喂它吃的，它不再张开嘴接，而要用鼻子嗅，是贵州鸡或红烧肉，它才张开嘴，否则一律不接。

    别看鲍比如此矫情，它从不敢找阳阳要东西吃，不但不敢斗胆去拍他的腿，甚至不敢挨着阳阳拍我或女医生的腿。阳阳其实非常爱鲍比，但他是顽童式的爱法，没轻没重地拍它一下或吼它一声，鲍比坚决不接受阳阳这种爱的方式，总是远远避开他。只要阳阳一声叫它，它马上悄悄躲进床底下。

    女医生因工作忙，无暇养狗，决意把鲍比送给在洛杉矶的女儿，无论阳阳怎么抗议、闹情绪，女儿的朋友还是来接鲍比了。

    女医生、阳阳和我三人送鲍比到机场，鲍比被关进了一个小铁笼子。我们三人决意要一直把它送到登机口，和它一块儿通过X线检查。

    我刚越过X线，看见迎面两个黑人女工作人员，捂着嘴、哈着腰笑得不可收拾。我一回头，X线口的工作人员和入口的乘客也都在哄然大笑。这时我才发现，在打开铁笼检查时，鲍比跑了出来，此刻它正立起来竖在地上，为自己冲出铁笼洋洋得意地蹦跳。

    他们又把它关进笼子，放在登机口，等候检票。

    这时，阳阳突然说，鲍比在哭！我俯下身去，果然看见它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哼哼叽叽地抽泣。我赶忙打开笼子把它抱起来。阳阳伸手要抱鲍比，可鲍比突然很愤怒地抗拒他，咬他。虽然常和阳阳斗气，可从来没有真正咬过他，今天可没准，它是真的生气了，可能以为自己被送进笼子全是阳阳害的。

    送走鲍比，我们回到家，再也听不见它欢乐的吠叫，看不见它那蓝蓝的眼睛和嬉戏的娇态、憨态。

【注】①没几天，女医生的女儿打来电话，说鲍比到洛杉矶后，天天都寻寻觅觅，似在找我们。一天，带它上街，它远远看见前面一个妇人，以为是我，挣脱绳子，穿越马路，奔跑追去，被一辆急驰的汽车撞倒，猝然死去。②一个孤独的小生命，为了寻求爱，惨死轮下……

（有删节）

菜单上的春天

欧·亨利

    那是三月的一天。

    萨拉正对着一份菜单哭泣。

    你能想象吗，一个纽约市的姑娘竟会对着一份菜单掉眼泪！

    这位美丽的姑娘有着不逊于商学院毕业生的速记本领，然而世界只认他们，她只好四处奔波找点零碎的打字活。她同这个世界作战的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签订了协议。这家餐馆在她寄居的一座旧楼房的隔壁。一天晚上，萨拉在这里吃完了一份廉价的快餐之后，找到了工作：萨拉负责为餐馆每天安排的菜肴打印菜单，报酬是每天的三餐饭。

    在严寒而又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萨拉来讲，这是至关紧要的。

    后来，日历上说春天已经来了，这真是谎言。春天可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冰雪仍然像坚硬的石头一样冻结在横贯城市的街道上。萨拉坐在吱吱作响的柳木摇椅上望着窗外。除了为舒伦伯格准备菜单，她并没有别的事可做。墙上的日历冲着她不停地吼叫：“春天来了，萨拉——我告诉你，春天来了。看看我，萨拉，这儿的数字就是证明。你有这么优雅的身材，萨拉，这么美好的春天的外形，为什么还要这样忧伤地望着窗外呢？”

    萨拉的房间在这座房子的后部。朝窗外看，她恰好能看到邻街的制箱厂后面没有窗户的砖墙。砖墙非常干净，亮堂堂的。再往下看，萨拉看到了樱桃树和榆树掩映下的绿茵茵的小道，道旁还环绕着一片蒲公英。

    去年夏天萨拉去了一趟乡下，爱上了一个农夫。

    萨拉在桑尼布鲁克农庄待了两个星期，在那儿她渐渐爱上了年轻的沃尔特。就是在这样绿树成荫、蒲公英环绕的小道上，沃尔特向她求婚，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俩坐在一起，沃尔特为她编了一个蒲公英花冠。他还热烈地赞美过金黄色的花朵衬上她棕色的长发有多么的美；后来她把花冠留在那儿，手里轻摇着草帽走回了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萨拉对那个美好日子的回味。服务生送来了家庭饭馆第二天的菜单。萨拉坐到打字机旁，把一张卡片卷进滚轴里。她很灵活，通常只要一个半小时，二十一张菜单就全打好了。

    这一天菜单上有不小的变化，上面充满了春天亲切的味道。刚刚还在青草坡上嬉戏的小羊羔，眼下也配上了煮过的水果，让人忍不住记起它曾有的欢乐。牡蛎的歌声尽管还没有完全沉寂，也慢慢地削弱了。煎锅只能在仁慈的烤炉炉条后面安静地休息。馅饼的品种多了起来，油腻的甜食不见了，香肠裹在包装纸里，和荞麦、香甜的枫糖一道在菜单上流连，却也时日不多了。

    萨拉的手指欢快地舞动着，像夏日的溪流上翩翩起舞的小矮人。打了一道又一道菜，她按照菜名的长短给它们每一个都安排了合适的位置。

    甜食的上面正好是蔬菜，胡萝卜烧豌豆，烤面包片加芦笋，四季不断的西红柿加豆煮玉米，利马豆，卷心菜——还有——

    萨拉对着菜单哭了起来。发自心底深深的失望让泪水涌出了心房，聚集在她的眼眶里。她的头伏到了打字机的架子上，键盘随着她的抽泣发出单调的嗒嗒的伴奏声。

    她已经有两星期都没收到沃尔特的信了，而菜单上的下一道菜却正好是蒲公英——蒲公英配什么蛋——谁管是什么蛋呢！一一蒲公英啊，沃尔特就是用那金黄色的花冠为她加冕，封她为爱的女王，未来的新娘——蒲公英啊，春天的信使，叫人伤心的花冠，她那最甜蜜时光的见证。

    萨拉渐渐地止住了泪水。菜单必须得打完。然而，还沉浸在闪着淡淡的金黄色光芒的蒲公英梦里，她的指头心不在焉地敲打着打字机键盘，有好一会儿，她的心仿佛还同她那年轻的农夫一起依偎在绿荫小道上。

    晚饭恰巧有一份蒲公英的美味，她根本吃不下去。这盘黑色的东西从光艳夺目的爱情象征变成了一分可鄙的菜肴，她夏天的期望就枯萎死亡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楼下的门厅里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萨拉跳了起来，冲到门边，跑到楼梯口，她的农夫一步三级地跳了上来，像收割庄稼那样一把把地紧紧地接在怀里，捡谷穗的人这下可什么都别想得到了。

    “为什么不写信呢——哦，为什么？”萨拉叫着。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啊，”沃尔特说“一星期前我去了你的旧地址，才发现你星期四就搬走了。幸好不是倒霉的星期五搬走的，我总算安心了些。那以后，我可一直都在通过警察局什么的想尽了法子到处找你。”

    “可我给你写了信！”萨拉激动地说。

    “从没收到过！”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年轻的农夫露出了春天般的笑容。“晚上我碰巧走到隔壁的家庭饭馆，”他说，“管它是家什么样的饭馆，这个季节我只想吃点绿色蔬菜什么的。我在那张打印得很漂亮的菜单上扫来扫去，想找点什么。当我着到卷心菜的下面，差点掀翻了椅子，大声嚷着叫老板过来。是他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我想起来了，”萨拉高兴极了，“卷心菜下面是蒲公英。”

    “我知道全世界恐怕只有你的打字机会打出那奇特的大写了字母W，总是跑到一行字的上面。”沃尔特说。

    “可蒲公英里并没有W这个字母呀。”萨拉惊奇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了菜单，指着那一行。

    萨拉认出了那是下午她打的第一张卡片，右上角还留着一点闪亮的泪痕。但在那原本该看到绿色植物名称的地方，却因为金黄色花朵的回忆老是在她眼前飘来飘去，她的手指不知怎么的就敲了些别的什么键。

    于是在红卷心菜和带馅青椒之间就出现了这样道菜：“最亲爱的沃尔特，配水煮蛋。”